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11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112]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评格·弗·道梅尔“新时代的宗教。创立综合格言的尝试”共两卷1850年汉堡版[注：G．Fr．Daumer．《Die  Religion  des  neuen  Weltalters．Versuch  einer  combinatorisch-aphoristischen  Grundlegung》．2  B-de，Hamburg，1850．——编者注]

“纽伦堡有一个人，一般说来非常开明，对新事物决不置若罔闻，而对民主派的阴谋却恨之入骨。他曾经崇拜隆格，把隆格的照片挂在自己的室内。但是当他听到隆格拥护民主派以后，便把隆格的照片挂到厕所里去了。有一次他这样说：假如我们生活在俄国人的鞭子下，我将感到多么幸福！他在动乱时期死去，我以为，他虽然年迈苍苍，但是，他所以在当时葬入坟墓，完全是由于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忧伤所致。”（第2卷第321—322页）

假如这位令人可怜的纽伦堡的庸人不是死去，而是从“德国记者”[113]，从席勒和哥德的著作，从旧教科书和租书店的新书中摘录些片断和格言，编成文集，他也许不会死亡，而道梅尔先生也就不必辛辛苦苦地去编辑两大卷的综合格言的创立这本书了[114]。自然，那样我们就不会有了解新时代的宗教同时认识第一个殉道者的良机了。

道梅尔先生的著作分“绪论”和“本文”两部分。在绪论中，这位德国哲学的忠实的埃卡尔特[115]深深地忧虑这样一件事情，即两年来甚至那些有思想的有教养的德国人也都被引入歧途，他们为了纯粹“表面的”革命活动而抛弃了珍贵的思想成果。他认为现在已是重新唤起优良的民族情感的适当时机；他指出这样轻率地抛弃整个德国的文化（由于有这种文化，德国公民才成了现在的样子）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他利用只有在他那空虚的博学宝库才能找到的最有力的格言来恢复德国文化的全部内容，这样他给德国文化带来的损害并不亚于给德国哲学带来的损害。他那本贯穿着德意志精神的卓越作品的选集在枯燥和庸俗方面甚至超过了专供名门闺秀阅读的异常平凡的读物。从歌德和席勒对第一次法国革命的市侩味的抨击以及“惊动狮子很危险”[116]这样的经典警句起，到现代的文学作品止，这位新宗教的高僧从其中所竭力寻取的所有语句，都表现了德国人对他们讨厌的历史运动咕哝不满的因循心理。这类人的权威，如弗里德里希·劳麦，倍尔托特·奥艾尔巴赫，罗赫纳，摩里茨·卡利埃尔，阿尔弗勒德·迈斯纳，克鲁格，丁盖尔施泰特，隆格，“纽伦堡信使”，麦克斯·瓦尔道，施特恩堡，海尔曼·莫伊勒，路易莎·阿斯通，埃克尔曼，诺阿克，“文艺杂谈”，阿·孔茨，吉拉尼，泰·蒙特，萨菲尔，谷兹科夫，一位“娘家姓加特雷尔”的人等，都是新宗教庙堂的柱石。在这里遭到同声咒骂的革命运动，在道梅尔先生看来，一方面不过是由于“德国记者”的赞助而盛行于纽伦堡的极其庸俗粗野的政客手腕，另一方面不过是道梅尔先生以极为荒诞的观点来看待的民众越规行为。他获取知识的来源是和上述权威完全相称的：除了不止一次提到的纽伦堡的“德国记者”外，还有“班堡报”，慕尼黑的“农村信使”，奥格斯堡的“总汇报”等等。这些庸俗鄙夫一直认为无产阶级不过是粗鲁堕落的贱民，它们看到1848年巴黎六月的大屠杀中杀死了3000多这种“贱民”便拍手称快，但是他们由于人家嘲笑了多情善感的动物保护协会却愤懑不已。

道梅尔先生在第1卷第293页上感叹地说道：“在这些野蛮人看来，不幸的动物在人类残暴的手下所遭到的可怕折磨都是些‘小事’，不必感到不安！”

道梅尔先生认为，现在的一切阶级斗争都只不过是“粗野”反对“文明”的斗争。他不从这些阶级生活的历史条件去解释阶级斗争，而把阶级斗争的原因归结为某些心怀恶意的人玩弄阴谋诡计，利用民众的卑鄙本能，唆使他们反对有教养的等级。

“这种民主改良主义……激起了社会的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嫉妒、愤怒和渴慕，这是使人变得更高尚更善良并为文明达到更高水平打下基础的好办法！”（第1卷第289页）

道梅尔先生甚至不知道“社会的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要坚持多么激烈的斗争才能达到即使纽伦堡那样的“文化水平”，才能出现反对道梅尔à  la〔式〕[117]的火神摩洛赫的勇士。

第二部分：即“本文”从正面叙述了新的宗教。这位德国哲学家因为自己对基督教的斗争被人遗忘，因为人民对宗教这个唯一值得哲学家注意的对象表示冷淡，所以在这里尽情地抒发了他的怒气。为了给自己被竞争排挤掉的行业恢复过去的名誉，我们的贤者对于旧宗教进行了不断的谩骂以后只好创造新宗教。但是这种新宗教是与第一部分完全相同的，它不过是继续搜集了德国庸俗作品中的一些格言、题赠诗和versus  memoriales〔纪念诗〕。这本新可兰经的各章[118]，尽是些把德国现存制度从道德上加以美化、以诗歌进行粉饰的空言泛语。这些空言泛语虽然抛弃了直接的宗教形式，但是并没有失去和旧宗教的亲密的血缘关系。

“只有通过新的宗教才能产生全新的世界秩序和关系。宗教能作出多大贡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抽象的单独的政治是软弱无能和毫无效果的，1848年开展的革命运动就可以非常明显地证明这一点。”（第1卷第313页）

从这种意义深刻的论点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德国“思想家”是非常浅薄无知的，譬如他把可怜的德国巴伐利亚的“三月胜利”看成是1848年和1849年的欧洲运动，他要求逐渐为自己开辟道路和逐渐集中的伟大革命最初稍一爆发就能产生“全新的世界秩序和关系”。在英明的道梅尔先生看来，整个复杂的社会斗争，在近两年中从巴黎到德布勒森，从柏林到巴勒摩发生的这种社会斗争的前哨战只不过是使1849年1月“厄兰根立宪协会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了”（第1卷第312页），只不过是对于那种打扰道梅尔先生，使他不能安心研究哈菲兹、穆罕默德和倍尔托特·奥艾尔巴赫的新斗争感到恐惧。

正是道梅尔先生的这种无耻的肤浅见解，使得他完全无视这样的事实：古代“世界秩序”彻底瓦解以后才产生了基督教，基督教不过是这种瓦解的表现；“全新的世界秩序”不是从内部依靠基督教产生的，而是在匈奴人和日耳曼人“从外部攻击罗马帝国的僵尸”的时候才产生的；在日耳曼人进行侵略以后，不是“新的世界秩序”按照基督教建立起来，相反的，而是基督教随着这种世界秩序的每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而有所改变。我们倒希望道梅尔先生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旧世界秩序是随着新宗教的出现而改变的，而且这种改变是在没有非常激烈的“外在的抽象的政治”动乱中进行的。

非常明显，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但是，现在的变革和过去一切变革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人们最终识破了这种历史变革过程的秘密，因而他们不再以崇尚词藻的超验形式的新宗教来崇拜这种实际的“外在的”过程，而是抛弃一切宗教。

新的世界至理名言甚至超过了克尼格的教言[119]，因为它不仅包含着对待人所必须的规诫，而且包含着对待动物所必须的规诫；在新的世界至理名言的恳切的道德说教之后，——在所罗门的箴言之后，就是新所罗门的雅歌。

“自然和女人不同于人类和男人，前者是真正神圣的……人类为了自然而自我牺牲，男人为了女人而自我牺牲乃是真正的、唯一真实的温顺和克己，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美德和笃敬。”（第2卷第257页）

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诡辩的宗教创始人的浅薄无知怎样转变为显然的畏怯。道梅尔先生在逃避威胁他的历史悲剧，求救于所谓的自然，即笨拙的农村田园诗歌，宣扬女性崇拜以掩饰他自己对女性的屈从。

但是，道梅尔先生的自然崇拜是非常特殊的。他落得甚至比基督教还反动。他企图用现代化的形式来恢复基督教以前的古代的自然宗教，不言而喻，在他那里，所有这一切都是关于自然的基督教德意志的宗法式的空谈，下面的诗就是个例子：

亲爱的大自然母亲啊

让我踏着你的足迹前进，

用你的手来引导我

象牵在你手上的孩子。

“这样的诗已经过时了，然而这是不利于文化、进步和人类幸福的。”（第2卷第157页）

我们看到，自然崇拜不过是小镇居民礼拜天散步时看到杜鹃把卵产在别的鸟窠里（第2卷第40页），看到眼泪有使眼睛表面保持润湿的作用（第2卷第73页）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而象孩子一样表示惊奇不已，并且在最后畏敬战栗地向他的孩子们朗诵克洛普什托克的春天颂[120]（第2卷第23页及以下各页）。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而对于这样的现代自然科学却只字未提。相反的，我们却听到些神秘的暗示和关于诺斯特拉达莫司的预言、苏格兰人的洞察力以及动物的磁性[121]等令人不解的庸人猜测。巴伐利亚的落后的农村经济，即僧侣和道梅尔之流都同样可以滋生的土壤，现在已是用现代农作技术和现代机器来加以耕耘的时候了。

对于女性的崇拜也和对于自然的崇拜一样。当然，道梅尔先生对于妇女现在的社会地位是一声不响的，相反的却只谈妇女本身。他竭力使她们成为借内容空泛和哲理玄妙的词藻来进行崇拜的对象，以便借此来安慰妇女的无权地位。例如，他安慰妇女们说：妇女一出嫁，她们的才能便随之而消失，因为那时她们要生男育女（第2卷第237页），甚至到60岁还能给婴儿哺乳（第2卷第251页）等等。道梅尔先生把这叫做“男人为了女人而自我牺牲”。为了在自己国家找到男人自我牺牲所必需的理想女性，他不得不求助于上一世纪的各种贵妇。这样，对女性的崇拜又归结为文学家对他们可尊敬的女保护人的一种可怜的依附，就象威廉·麦斯特[123]那样。

道梅尔先生在他的耶利米哀歌里大谈其没落的那种“文化”，是纽伦堡作为帝国自由市而欣欣向荣时期的文化，是纽伦堡的工业——艺术和手工业的混合物——起着重要作用时的文化，是和德国小资产阶级同趋没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如果说以前的阶级，例如骑士阶级的没落能够为悲剧艺术的巨著提供材料，那末小市民阶级当然就只能表现出穷凶极恶的软弱态度和提供一些桑科·判札式的格言和谚语的集录。道梅尔先生是枯燥乏味的失去了一切幽默的汉斯·萨克斯的后继。德国哲学痛心疾首地恸哭在它的养父——德国小市民阶级——的灵床前，这就是新时代的宗教在我们面前展示的动人情景。

写于1850年1月—2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评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请求德国陪审官保护全体维护帝国宪法的战士的正义呼声”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注：Ludwig  Simon  von  Trier．《Ein  Wort  des  Rechts  für  alle  Reichsver-fassungskämpfer  an  diedeutschen  Geschwornen》．Frankfurt  a．M．，1849．——编者注]

“我们投票反对了帝国元首的世袭权力；在第二天选举帝国元首的时候，我们弃权了。但是当问题根据由普选产生的议会中多数人的意志最后得到解决的时候，我们就宣布愿意服从。要是我们不这样做，那就证明我们根本不适合于市民社会。”（第43页）

这样，按照“特利尔”的路·西蒙先生的意见，法兰克福议会的极左派议员就已经“根本不适合于市民社会”了。这样，在“特利尔”的路·西蒙先生看来，市民社会的范围比圣保罗教堂[123]的院墙还窄了。

不过，西蒙先生在他1849年4月11日的自白中很机智地揭开了他以前的反对立场和他以后的转变的秘密。

“从3月以前的外交界的浑水里升起了寒冷的迷雾。迷雾将结成乌云，险恶的暴风雨将会来临，它会首先摧毁我们集会的教堂的尖塔。请大家小心谨慎些，考虑考虑避雷针吧，它可以使你们免受闪电的袭击！”[124]

换句话说：诸位先生，现在事情关系到我们的性命！

法兰克福左派仅仅为了使多数派不离开议会而在讨论主权问题的时候以及在帝国代表团可耻地回来以后[125]向多数派所提出的哀求的建议，所表示的可怜的妥协，当时左派在各方面都准备妥协的卑鄙企图，所有这些在西蒙先生下面的言论中都变得非常高尚了：

“由于去年发生的事件，‘妥协’一词已经变成非常可怕的嘲笑的对象了。如果不冒着被嘲笑的危险，就几乎不敢再提这个词。可是，二者必居其一：要末大家彼此妥协，要末象野兽一样相互攻击。”（第43页）

这就是说，要末各政党把斗争进行到底，要末通过任意的妥协把斗争置于一旁。自然后者是比较“文明”和“人道”的。而根据西蒙先生上述的理论，他可以无限地进行妥协，依靠妥协他就能够留在任何“市民社会”里。

已成过去的帝国宪法在下面的哲学演绎中给自己找到了辩护的理由。

“帝国宪法实质上表明，不采取新的强制措施是可能的……它是民主君主政体的生动（！）表现，因而也是原则矛盾的表现。世界上已经存在许多这样的事物，它在原则上是矛盾的，可是以后的生活正是从原则矛盾实际存在的这种情况中发展来的。”（第44页）

显然，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总比引用席勒的诗要困难些。如果说帝国宪法虽然有“原则矛盾”也要“在实际上”存在，那末它至少应当“在原则上”反映出“实际上”存在的矛盾。“实际上”站在一边的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即军事专制主义，站在另一边的是德国的人民；而德国人民三月起义的果实被骗走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盲目地相信可怜的法兰克福议会而受骗的，他们正是在这个时候最后决定重新投入反对军事专制主义的斗争。这个实际的矛盾只有通过实际的斗争才能解决。而帝国宪法反映了这种矛盾吗？一点也没有。它只反映了1848年3月时的矛盾，即普鲁士和奥地利还未重新聚集力量，反对派由于部分失败而分散、削弱和缴械以前的矛盾。其次，它只反映了圣保罗教堂的先生们的天真幻想，他们以为在1849年3月还能授意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政府颁布法律，使自己始终保住永远有利而又永远安全的德意志帝国的巴罗的地位。

后来西蒙先生向自己和他的同事祝贺说，无论什么都没有能动摇他们对帝国宪法的自私迷恋。

“你们这些哥达的叛徒，羞愧地承认吧，我们即使在热情冲动的时候也没有受任何诱惑的影响，我们仍然忠实于我们所说的话，丝毫也没有背弃我们的共同创举！”（第67页）

其次，他还指出他们为维尔腾堡和普法尔茨立下的丰功伟绩；指出他们6月8日的斯图加特决议，在这个决议中，他们把巴登置于帝国的保护之下，虽然帝国当时实际上已经处在巴登的保护下[126]；他们的决议只不过证明他们下决心“丝毫”也不放弃怯懦行为并且强制别人接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了的幻想。

西蒙先生以下面的极为精湛的论据驳斥了所谓“帝国宪法只不过是共和国的假面具”的非难：

“只有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政府的斗争都进行到底了，这种非难才能成立……可是，谁断定说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政府的斗争都进行到底了呢？谁能预测到战争胜负和斗争情况的一切可能的变动呢？如果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互相敌对的弟兄（政府和人民）[注：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经过残酷斗争后已筋疲力竭，不分胜负，彼此对峙着，结果他们产生了和平及和解的心情，难道我们能去稍微损害一下那用以彼此握手言和的德国宪法的旗帜吗？看看自己周围吧！请把手放在胸前！倾听一下自己良心的呼声，你就一定会回答说，不，不，完全不！”（第70页）

西蒙先生在圣保罗教堂百发百中的善辩弓箭，就是从这个真是善于辞令的箭囊中取出来的！这种动人的激情虽然十分庸俗，但是有它独特的趣味。他表明，法兰克福的先生们怎样安心地呆在斯图加特，等到敌对的政党双方斗争得筋疲力竭，以便在适当时机出现在疲惫不堪的战士中间，推销和解的万灵药方——帝国宪法。西蒙先生对他的同事了解之深，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这些先生现在还聚集在伯尔尼的克斯列加斯路的卞茨酒店，等待重新发生斗争，以便在各政党“筋疲力竭，不分胜负，彼此对峙着”的时候，插足其间，建议他们为了妥协而接受最明显地表现了软弱和寡断的帝国宪法。

“但是，不管怎样，我告诉你们说，无论远离祖国，远离家乡，远离老父老母而走着放逐的孤独小径是多么痛苦，我决不会为了人间的幸福，不要纯洁的良心，而要叛徒的良心谴责和统治者的不眠之夜。”（第71页）

如果能够放逐这些先生们该多好！难道这时他们不随身携带象法兰克福速记记录中所说的那样的祖国，并且从这些记录中呼吸到真正的祖国空气，感到美妙无比的怡然自得吗？

如果西蒙先生认为他是在为维护帝国宪法的战士大声疾呼，那末这完全是一种虔诚的谎言。维护帝国宪法的战士并不需要他的“正义的呼声”。他们自己保卫自己反倒更好些更有力些。但是西蒙先生必须以此来掩饰自己，以便遮盖这样的事实：为了在各方面都声名狼籍的法兰克福人，为了编造帝国宪法的人和为了他自己，他认为必须发表一篇oratio  pro  domo〔自卫演说〕。

写于1850年1月—2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1850年巴黎版[注：Guizot．《Pourquoi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  a-t-elle  réussi？Discours  sur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Paris，1850．——编者注]

基佐先生的小册子的目的是要证明，路易－菲力普和基佐的政策本来不应该遭受1848年2月24日的失败，只是由于法国人品质恶劣，才使得1830年的七月王朝经历了18年艰苦岁月后终于遭到了可耻的破产，使它不能象1688年以来的英国王朝那样维持很久。

从这本小册子里可以看出，即使ancien  régime〔旧制度〕下最聪明的人物，即使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认为是天才历史学家的人，也被致命的二月事变弄得昏头昏脑，以致完全不能理解历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自己过去的行动。基佐先生不是根据二月革命的经验来理解1830年的法国王朝和1688年的英国王朝的历史情况及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不同之处，而是用一些说教式的词句来抹杀它们之间的一切区别，并且在结语里保证说，2月24日破了产的政策“保存了国家，只有这个政策才能消灭革命”。

如果把基佐先生想要回答的问题确切地表述出来，那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社会在英国以君主立宪制的形式向前发展，要比在法国长久？

下面的一段文字可以说明基佐先生是怎样认识英国资产阶级发展过程的。

“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在位时，社会思想界的潮流起了变化，对外政策已不再是它们关心的主要对象，内政、维护和平、财政问题、殖民问题、商业问题、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议会斗争已成为政府和社会舆论最为关怀的事情。”（第168页）

基佐先生在威廉三世的统治下只发现两个值得一提的情况：一是议会与国王之间保持的均势，一是通过反对路易十四的斗争欧洲保持的均势。在汉诺威王朝，突然“社会思想界的潮流起了变化”，但人们不知道是怎样变和为什么变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基佐先生如何把法国议会辩论中最陈腐的老生常谈应用到英国历史上去，他认为这样就解释了英国历史。基佐先生当部长的时候也有过同样的想法，以为他肩负着保持议会与国王之间的均势以及欧洲的均势的任务，而事实上他所作所为不过是把整个法兰西国家和整个法兰西社会零售给巴黎交易所的高利贷财阀而已。

至于说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是为了消灭法国商业和法国海上力量的纯粹商业战争，在威廉三世时由于银行的建立和国债的形成[127]，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初次的崇拜，由于一贯实行了保护制而为工业资产阶级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些在基佐先生看来是不值一谈的。对他来说，只有政治上的漂亮话才有意义。他甚至没有提到，在女王安统治下，执政党所以能够保全自己和君主立宪制，是由于它们依靠国家政变把议会的职权延长到7年，从而几乎完全消灭了人民对政府的影响。

在汉诺威王朝时代，英国已经发达到能够进行现代式的商业战争来反对法国了。英国自己仅仅在美洲和东印度直接与法国作战，而在大陆上则满足于雇佣象弗里德里希二世这样外国君主来与法国作战。而当对外战争刚一采取另一种形式时，基佐先生就声言“对外政策已不再是关心的主要对象”，而为“维护和平”所代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议会斗争已成为政府和社会舆论最为关怀的事情”，这可以根据在沃尔波尔内阁时期发生的贿赂丑行来判断。而这些丑行，其实和基佐内阁日程上发生的丑行并无丝毫差别。

依照基佐先生的意见，英国革命之所以比法国革命进行得更为顺利，可以由两个主要的原因来解释：第一，英国革命浸透着宗教的性质，因而它丝毫没有抛弃过去的一切传统；第二，英国革命一开头就不是作为破坏力量而是作为保守力量出现的，而议会捍卫了现行的旧法律，使它不致受到王权的侵害。

在谈第一点时，基佐先生忘记了：在法国革命时使他心惊胆怕的自由思想正是从英国输入法国的。洛克是这种自由思想的始祖，而在舍夫茨别利和博林布罗克那里自由思想就已经具有一种巧妙的形式，这种形式后来在法国得到了十分顺利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基佐先生认为毁灭了法国革命的那种自由思想正是具有宗教性质的英国革命的重要产物之一。

在谈到第二点时，基佐先生完全忘记了：法国革命最初也象英国革命那样保守，甚至比英国革命保守得多。专制制度，特别是象最后在法国出现的那种专制制度，在那里也还是一种新东西，而议会曾经为了保护旧的法律，保护旧等级君主制的us  et  coutumes〔风俗和习惯〕起来反对过这种新东西。法国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恢复自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以来就垮台了的三级议会，而在英国革命中却没有这样典型的保守主义的实例。

根据基佐先生的看法，英国革命的主要结果是国王再也不可能违反议会和下议院的意志实行统治。整个革命似乎可以归结如下：最初国王和议会双方都超越应有的权限，都作得有些过分，直到最后在威廉三世时期，双方才建立了适当的均势，彼此才互不侵犯。至于王室权力从属于议会就是意味着王权从属于某一阶级的统治，基佐先生认为这是毋庸赘述的。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去详细研究这一阶级如何获得十分大的权力，以至最后使国王成为它的奴仆。在基佐先生看来，查理一世和议会之间的全部斗争完全是围绕着纯粹政治特权而进行的。究竟为什么议会和它所代表的阶级需要这种特权，却只字未提。关于查理一世直接危害自由竞争因而使英国工商业的处境日益不能忍受，关于经常的财政困难使得查理一世愈想反抗议会却愈不得不依靠议会，这些基佐也极少提及。因此，在基佐先生看来，一切革命都是由于少数不满足于一般自由的捣乱者的恶意和宗教狂热而引起的。基佐先生同时也没有能力来阐明宗教运动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共和国在他看来当然也不过是一些野心勃勃、狂热冲动和心怀恶意的人所搞出来的名堂。至于在这个时期，在里斯本、那不勒斯和墨西拿也企图建立共和国[128]，而且也和英国一样建立荷兰式的共和国，这样的事实他也丝毫不提。虽然基佐先生丝毫也没有忽略法国革命，但他从来也没有得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任何国家只有经过残酷的斗争和通过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才能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甚至当时旧王朝由于失掉人心而不得不让位给想篡夺政权的旁系亲属。因此，关于英国复辟王朝垮台的问题，他只能告诉我们一些最无聊的一般的东西。他甚至没有指出下面这个垮台的直接原因：宗教改革使新兴大地主害怕天主教的恢复，因为天主教一旦恢复，他们当然得归还所有过去他们掠夺来的教会土地，这样一来，英国全部土地的7/10都得易手；工商业资产阶级对天主教有所恐惧，因为天主教完全不利于他们的活动；斯图亚特王朝为了自己和宫廷贵族的利益，毫不在乎地把所有英国工商业利益出卖给法国政府，即卖给当时唯一能在竞争中威胁英国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胜利的国家的政府，以及其他等等。既然基佐先生到处漏掉最重要的关键，所以他就只有极端不能令人满意地平凡地叙述事件的政治方面了。

基佐先生最大的谜——英国革命的保守性的谜（他只能用英国人特有的稳重作风来解释这个谜），应当这样来解释，即资产阶级与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盟，而这种联盟使英国革命在本质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这个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它其实在亨利八世时就已经出现了）与1789年的法国封建地主不同，它对于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不但不加反对，反而完全抱容忍的态度。这个阶级的地产事实上不是封建性的财产，而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这些土地所有者一方面供给工业资产阶级以手工工场所必需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能使农业的发展与工商业状况相适应。这就使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有共同利益，这就使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

在基佐先生看来，随着立宪制在英国的确立，英国的历史就终止了。他认为，此后的一切都不过是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的愉快的打秋千的游戏，也就是说有些象基佐先生和梯也尔先生间发生的激烈舌战。其实，正是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在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造。凡是基佐先生认为充满平静安宁、田园诗意的地方，实际上正在展开极为尖锐的冲突和极为深刻的变革。在君主立宪制下，手工工场才第一次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以致后来让位给大工业、蒸汽机和大工厂。居民中的许多阶级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新的生存条件和新的要求的新阶级。一个新的更强大的资产阶级诞生了；当旧的资产阶级在和法国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新的资产阶级已在夺取世界市场。这个阶级变得如此神通广大，以至在改革法案还没有把政权直接转交到它手中就能强迫敌手颁布几乎仅仅对它有利并满足它的要求的法律。它在议会中获得直接代表权，并且利用这种权力来消灭土地所有制保存下来的最后一点点的残余实力。最后，资产阶级这时便忙于彻底摧毁基佐先生所赞叹不已的那座英国宪法的华美建筑。

正当基佐先生因为法国社会生活的恶魔——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未能动摇唯一能拯救世人的英国君主制的基础而向英国人祝贺时，英国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却达到了任何国家所未有的尖锐程度。在这里，拥有无比的财富和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正遭到其力量和集中程度也同样是无比的无产阶级的反对。这样一来，基佐先生所以赞扬英国，是因为在英国，在君主立宪制的掩盖下，即使把世界其他各国加在一起也远不如这里多和激进的社会革命因素已获得了发展。

当英国历史发展的线索打成一个结，而基佐先生自己已不能用纯粹政治上的空谈甚至在表面上解开这个结的时候，他就乞灵于宗教的空谈，乞灵于上帝的武装干涉。于是，就有例如圣灵突然降临于军队并阻止克伦威尔自封为国王等等的说法。基佐求助于神灵来逃避自己良心的谴责，借助于文体来逃避世俗公众的指摘。

其实，不但les  rois  s’en  vont〔国王要滚蛋〕，而且les  capacités  de  la  bourgeoisie  s’en  vont〔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也要滚蛋〕。

写于1850年2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注释：

[112]编入本卷的书评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和第4期，文章没有署名。1892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写的传略中写道“……此外，他还写过（和恩格斯一起）许多书评和政治评论”。在1886年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根据他平时的意见和指示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名义再版了评阿·谢努和律·德拉奥德的小册子的文章。有一些书评，例如评艾·日拉丹和基佐的著作的文章很可能是马克思写的，而评托·卡莱尔的著作的文章则可能是恩格斯写的。但是因为不能完全肯定，所以所有的书评都是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著作载入本卷。——第236页。

[113]“德国记者”（《Korrespondent  von  und  für  Deutschland》）——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从1806年起在纽伦堡出版。——第236页。

[114]道梅尔的“新时代的宗教”一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为该书的第1卷，第二部分是“本文”，为该书的第2卷和第3卷。看来，马克思手边只有第1卷和第2卷。——第236页。

[115]忠实的埃卡尔特是德国中世纪的传说里的英雄，是个忠实人物、可靠的卫士的典型。——第237页。

[116]引自席勒的诗“钟之歌”。——第237页。

[117]指道梅尔的著作：“古希伯莱人对火和火神摩洛赫的崇拜”1842年不伦瑞克版（《Der  Feuer-und  Molochdienst  der  alten  Hebräer》．Braunschweig，1842）和“基督教古代的圣礼”1847年汉堡版（《Die  Geheimnisse  des  christlichen  Alterthums》．Hamburg，1847），书中含有许多不科学的毫无根据的假设。——第238页。

[118]新可兰经的各章是对道梅尔的“穆罕默德及其著作”1848年汉堡版（《Mahomed  und  sein  Werk》．Hamburg，1848）一书的讽刺；阿刺伯文称可兰经的各篇为cypы（章）。——第238页。

[119]指克尼格的著作“对人的态度”1804年汉诺威版（《Ueber  den  Um-gang  mit  Menschen》．Hannover，1804），在这本书中作者规定了在和别人交往时应遵守的行为规范。这本书谈的皆是一些肤浅的看法和人所共知的真理。——第240页。

[120]道梅尔在其著作中的这个地方引用了克洛普什托克的“到处是神灵”的颂歌（《Dem  Allgegenwärtigen》）。——第241页。

[121]诺斯特拉达莫司是16世纪法国著名的星象学家，查理九世的医生，诺斯特拉达莫司的预言是用诗的形式写的，其特点是极为模糊而难解。

苏格兰人的洞察力是一种能洞察未来和普通人无法看到的现象的能力，根据迷信，传说苏格兰山区的居民具有这种能力。

动物的磁性是18世纪奥地利医生麦斯默尔的学说，他认为用催眠性的暗示可以影响人的行为。——第241页。

[123]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举行了会议。——第243页。

[124]引自路·西蒙1849年4月11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演说。——第243页。

[125]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派遣代表前往柏林，请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宣登皇位。代表团失败而归，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不得德意志各邦君主的认可就拒绝从议会手中接受皇位。——第244页。

[126]在现在评论的这本小册子中，西蒙写道，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坚决谴责了维尔腾堡国王反对帝国宪法的言论，协助了巴登和普法尔茨的武装斗争以捍卫帝国宪法。西蒙还引证了1849年6月8日他到斯图加特后议会的娄罗们所通过的决议。但是这个把巴登置于帝国（即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保护之下的决议纯粹是宣言性质的文件。议会害怕广泛的人民运动，而没有给起义者任何具体的援助；另外议会不听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5月和法兰克福左派领袖谈判时提出的建议，拒绝号召巴登和普法尔茨的起义部队来进行自卫。——第245页。

[127]指1694年创立英格兰银行一事。该银行的创始人以贷款的形式交给政府一笔基金；这就是国债的基础。——第248页。

[128]指1640年在里斯本、1647—1648年在那不勒斯、1674—1676年在墨西拿爆发的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第250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