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地球”报[199]编辑的信

给“地球”报[199]编辑的信

给“地球”报[199]编辑的信  

马克思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亲爱的先生!

请允许我通过贵报使大家注意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大概要损害不列颠民族的荣誉。

您知道,领导1849年运动的党失败以后,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到处把大批的政治流亡者,特别是德国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从他们避难的地方驱逐出去,一直到他们最终在英国得到了保护,获得了安宁为止。

在大陆上,一些仇视自己的政治敌人的政府看起来并不满足于这些成果。普鲁士政府就是其中之一。柏林政府达到使大多数普鲁士流亡者都集中在贵国的目的以后,公然企图用各种办法迫使他们迁往美洲。有些政党在本国自己的报纸上(例如“新普鲁士报”和“国民议会报”)把英国政府描绘成反对全欧洲保守派的雅各宾党人和阴谋家的委员会,而现在它们却对英国的安宁表示极为可疑的关怀,向不列颠政府检举这些外国流亡者,硬说他们干涉了英国的政治,参预了谋杀普鲁士国王的事件。

我也是不管到哪里都受到普鲁士政府迫害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这使我感到很荣幸。我在1842年曾担任科伦“莱茵报”[200]的编辑,在1848—1849年曾担任“新莱茵报”的编辑;这两个报纸都由于普鲁士政府的极力干涉(直接或间接的)而被封闭。在普鲁士大使馆的直接要求和压力之下,我在1845年和1849年被驱逐出法国,1848年被驱逐出比利时,而在1848—1849年我居住在普鲁士的时候,对我大约进行了10次政治控告,但是,在我两次被陪审法庭宣判无罪以后,当局最后还是拒绝审理这个案件。

然而,甚至在贵国普鲁士政府也不放过我。这里有个证明,最近我收到许多警告信,其中说英国政府根据这类的检举,准备采取一些措施对付我。另一个事实也可以说明这点:几天以来有几个人一直站在我的门旁,每当有人进出时都加以记载。其次,“新普鲁士报”的一项报道也可以证明这点:该报不久以前写道,我正在德国各地旅行,曾在柏林住了两个礼拜,但是我的房主人和其他许多英国人都可以证明,自从我去年迁到这里来以后我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伦敦。这个极端的保皇派报纸在神经错乱的泽弗洛盖的谋杀事件发生后把捏造的我到柏林的旅行和这个事件联系起来,其实这个报纸也许更清楚地知道,是谁参预了这件事(如果真是有人参预的话),因为泽弗洛盖是极端保皇主义派的“忠实者联盟”的第二分部的会员,他除了柏林陆军部的参谋官以外从来没有和其他人有过联系。此外,在伦敦出现的进行煽动活动的普鲁士agents  provocateurs〔挑拨者〕也可以证明这点,他们在泽弗洛盖谋杀事件前两礼拜到我和我的一些朋友这里宣传这种谋害活动的必要性,甚至暗示柏林在进行这种阴谋活动。他们愚弄我们没有成功,以后他们便开始参加宪章派召集的会议,以便造成一个印象,似乎外国的流亡者都积极地参加英国的宪章派运动。

最后,编辑先生,请允许我向您,并通过您和舆论提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说,不列颠政府有可能根据这些材料采取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在不同的程度上会动摇一个普遍的信念,即不列颠的法律对于任何人,任何踏上不列颠国土的人都给予同样的保护?

余不多谈。

写于1850年6月中旬

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4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手稿

注释:

[199]“地球”(《The  Globe》)是英国一家报纸“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的简称,1803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机关报,在该党执政的时期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66年起成为保守党的机关报。——第375页。

[200]“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该报系莱茵资产阶级代表创办,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抱有对立情绪。该报曾约请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弗·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为“莱茵报”规定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制度,后来把它封闭了。——第375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责任编辑:岳丽丽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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