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退两步(2)

进一步,退两步(2)

  (十四)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

  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已经分析完了,现在我们应当作个总结,以便根据代表大会的全部材料来回答一个问题:在选举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我们党内基本划分的最后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是由哪些人、集团和色彩组成的呢?必须把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关于原则上、理论上和策略上的各种色彩的丰富材料拿来作个总结。如果不作总的“概括”,如果不把整个代表大会以及在表决时一切最主要的派别划分情况作一个全面的观察,这些材料就会始终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材料,这样,乍看起来,特别是在那些不愿意费点气力从各方面独立地研究代表大会记录的人(肯下这种工夫的读者能有多少呢?)看来,某些派别划分就好象是偶然产生的。

  在英国议会报告中时常看到一个有特色的字眼division(划分)。人们在谈到对于某个问题的表决情况时,就说议院“划分”成了这样那样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我们社会民主党的议院在代表大会讨论的各种问题上形成的“划分”,也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反映党内斗争、党内各种色彩和集团的独特的、十分完备而准确的图画。为了使这幅图画一目了然,为了得到一幅真实的图画,而不是一堆没有内在联系的、支离破碎的事实和细节,为了结束关于个别表决的永无休止的毫无意义的争论(谁投了谁的票,谁支持过谁?),我决定用图表形式表明我们代表大会上所有各类基本的“划分”。这样的方法大概会使许多人觉得奇怪,但是我觉得恐怕很难找到别的什么办法来进行真正的尽可能完备而准确的概括和总结。某个代表是投票赞成某个提案,还是反对某个提案,这在实行记名投票时是可以绝对准确地弄清楚的,至于某些重要的无记名投票,也可以根据记录作出一个相当可靠、十分接近真实情况的判断。所以,如果对所有记名投票和所有涉及比较重要(例如,可以就讨论的详细程度和热烈程度来看)问题的无记名投票都考虑在内,就可以把我们党内斗争情况作一个根据现有材料可能做到的最客观的描写。并且我们不准备作照相式的描写,也就是说,我们不去单独描写每一次表决,而是设法勾划出一幅反映所有各类主要表决情况的图画,而撇开那些比较次要的、只能使问题模糊不清的细枝末节。在任何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记录检查我们图表中的每一个线条,并且用任何一次个别的表决来加以补充,总之,可以对它进行批评,——不仅可以用提出意见、表示怀疑和指出个别偶然事件的方法,也可以用根据同样的材料绘出另一幅图画的方法。

  在把每一个参加投票的代表列在图表中时,我们将以特别的线条标出我们在代表大会整个讨论过程中详细考察过的四个基本集团,即:(1)火星派多数派,(2)火星派少数派,(3)“中派”,(4)反火星派。这些集团在原则色彩上的区别,我们已经从许多例子中看到了,如果有人因这些集团的名称太使爱曲折前进的人联想到《火星报》组织和《火星报》方针而不喜欢这些名称,那么我们要向他们指出,问题不在于名称。现在,我们已经根据代表大会的一切争论考察了各种色彩,也就容易用表述各个集团色彩的实质的评语来代替那些已经用惯和听惯的党内的名称(使某些人听来刺耳的名称)。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四个集团的名称如下:(1)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2)小的机会主义者;(3)中等的机会主义者;(4)大的(按照我们俄国的尺度来讲是大的)机会主义者。但愿那些近来公然说“火星派分子”这个名称只是指一个“小组”而不是表明一种方针的人听到这些名称时不太感到刺耳吧。

  现在我们就来详细说明这张图表上(见《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图表)“拍摄了”哪几类表决情况。

  第一类表决(A)包括的是,“中派”同火星派一起反对反火星派或其中一部分人。属于这类表决的有关于整个党纲的表决(除


  


  了阿基莫夫同志一人弃权以外,其余的人都赞成),关于反对联邦制的原则性决议的表决(除了五个崩得分子以外,所有的人都赞成),关于崩得章程第2条问题的表决(反对我们的有五个崩得分子,弃权的有五票,即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布鲁凯尔以及拥有两票的马霍夫,其余的人都赞成我们);这次表决也就是图表A中所表明的。其次,关于批准《火星报》为党中央机关报问题的三次表决,也属于这一类表决;编辑部(五票)弃权,有两票(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在所有三次表决中都投反对票;此外,在表决批准《火星报》的理由时,有五个崩得分子和马尔丁诺夫同志弃权。[注:为什么特别要把关于崩得章程第2条问题的表决描绘在图表上呢?因为关于承认《火星报》问题的表决是不很完备的,而关于党纲和联邦制的表决又涉及到不很确定的具体的政治决议。一般说来,从一批同类性质的表决中挑出这次还是那次表决作典型,一点也不改变图画的基本特点,这是每个作出相应的变更的人都很容易理解的。]

  这一类表决回答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代表大会的“中派”是在什么时候跟火星派一道走的呢?或者是在反火星派也跟我们一道走的时候,这里只有很少的例外情况(通过党纲,不问理由如何而批准《火星报》),或者是在仅限于作一些声明而不必直接采取一定的政治立场的时候(承认《火星报》的组织工作而不必对个别集团切实地实现《火星报》的组织政策;否决联邦制而不妨碍在讨论联邦制的具体草案问题时弃权,例如马霍夫同志就有过这种例子)。我们在上面一般谈到代表大会上派别划分的意义时,已经看见这个问题在正式《火星报》的正式说明中解释得很不正确,正式的《火星报》(以马尔托夫同志为代言人)拿有时反火星派也跟我们一道走作借口来抹杀和模糊火星派和“中派”之间的区别,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区别!甚至德法两国社会民主党内最“右的”机会主义者,也不会在承认整个党纲这样的问题上投反对票。

  第二类表决(B)包括的是,彻底的火星派和不彻底的火星派共同反对所有反火星派和整个“中派”。这类表决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实现《火星报》政策的某种具体计划,即在事实上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承认《火星报》。属于这一类的,有组委会事件[注:我们在图表B类列出的正是这次表决:当时火星派有32票,赞成崩得分子的决议案的有16票。我们要指出,在这类表决中没有一次是记名投票。能指明代表划分情况的只有以下两种大概相当接近实际情况的材料:(1)在讨论时,火星派中两个集团的发言人都表示赞成,反火星派和中派的发言人则表示反对;(2)表示“赞成”的票数始终很接近33票的数字。同时不要忘记,在分析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时,我们除了指出表决情况之外,还指出了“中派”同反火星派一起(即同机会主义者一起)反对我们的许多场合。属于这种场合的,有民主要求的绝对价值问题,支持反政府派问题,限制集中制问题等等。],把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提到议事日程首位,解散“南方工人”社,关于土地纲领的两次表决,以及第六,反对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工人事业》)的表决,即承认同盟为党在国外的唯一组织的表决。在这里同革命社会民主党坚持原则的彻底政策对抗的,是党成立以前的那种旧的小组习气,机会主义的组织或小集团的利益,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理解。火星派少数派在许多场合,在许多极重要的(从组委会、“南方工人”社以及《工人事业》的观点看来极重要的)表决中,还是跟我们一道走的……当时问题还没有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小组习气,他们自己的不彻底性。这一类“划分”明显地表明,在关于实现我们的原则的许多问题上,中派是跟反火星派一道走的;他们接近反火星派比接近我们的程度大得多;他们在事实上倾向于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比倾向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程度大得多。那些虽然叫作“火星派”但是以成为火星派为可耻的人暴露出自己的本性,而不可避免的斗争引起不少的愤怒,结果使那些思索力最差而感受力最强的人看不见这个斗争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原则的色彩的意义。但是现在,当斗争的热情已经稍微减退,许多激烈战斗情况的客观的摘要仍保留在记录上的时候,只有闭着眼睛的人才看不见马霍夫们和叶戈罗夫们同阿基莫夫们和李伯尔们的联合不是偶然的,而且也不可能是偶然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只好回避全面而确切地分析记录,或是企图事后用各种惋惜的口吻来改变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的行为。似乎用惋惜的口吻就可以消除观点上的区别和政策上的区别!似乎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现在同阿基莫夫、布鲁凯尔和马尔丁诺夫结成联盟,就能迫使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恢复起来的党——忘记火星派在几乎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同反火星派进行的斗争!

  代表大会上第三类表决包括的是,图表五部分中的后三部分(即C、D、E),其特征就是一小部分火星派分子脱离出去而转到反火星派方面,结果就使反火星派获得胜利(当他们还留在代表大会时)。为了十分确切地考察火星派少数派同反火星派结成的这一有名的联盟(在代表大会上一有人提起这个联盟就使马尔托夫歇斯底里地上书诉苦)的发展情况,我们把这类记名投票的所有三个基本类别都列举出来。C类是关于语言平等问题的表决(这里列举的是对这个问题举行的三次记名投票中最完全的最后一次表决)。整个反火星派和整个中派都联成一气竭力反对我们,同时火星派方面又有多数派的一部分人和少数派的一部分人脱离出去。当时还看不出,哪些火星派分子同代表大会上的机会主义“右派”能结成牢固持久的联盟。其次,D类是关于党章第1条的表决(这里举出的是两次表决中比较明确的,即没有一个人弃权的那次表决)。这时,这个联盟表现得更明显,结合得更牢固了[注:从各种迹象可以看出,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关于党章的四次表决:在第278页载明,赞成佛敏的有27票,赞成我们的有21票;在第279页载明,赞成马尔托夫的有26票,赞成我们的有24票;在第280页载明,反对我的有27票,赞成我的有22票。在同一页载明,赞成马尔托夫的有24票,赞成我们的有23票。这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关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的表决。没有载明记名投票(只举行过一次,但是记录已经遗失了)。崩得分子(全部或者一部分)显然是援救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在同盟中)对这类表决所作的错误的论断,已在上面纠正了。]:火星派少数派已经全体站在阿基莫夫和李伯尔方面,火星派多数派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站在他们方面,这一小部分抵销了当时转到我们方面的三个“中派”分子和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只要看一看图表就可以知道,究竟哪些分子是偶然和暂时地时而转到这边,时而又转到那边;哪些分子又是一往直前地同阿基莫夫们结成牢固的联盟。根据最后一次表决(E类是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以及党总委员会的选举),即表明最终地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那次表决,显然可以看出火星派少数派同整个“中派”以及反火星派残余完全打成一片了。这时八个反火星派分子当中留在代表大会上的已经只有布鲁凯尔同志一人了(当时阿基莫夫同志已经向布鲁凯尔说明了自己的错误,于是布鲁凯尔就在马尔托夫分子当中占了应有的地位)。七个极“右派”机会主义者退出大会,决定了选举的命运,使马尔托夫遭到了失败。[注:退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七个机会主义者,包括五个崩得分子(崩得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否决了联邦制原则以后退出党的)和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即马尔丁诺夫同志和阿基莫夫同志。这两个人是在代表大会只承认火星派的同盟为党的国外组织以后,即在代表大会把工人事业派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解散以后退出代表大会的。(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现在我们就根据各类表决的客观材料给代表大会作一个总结。

  人们往往说我们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多数派带有“偶然”性质。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就是拿这个作为唯一的理由来安慰自己的。从图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说多数派是偶然现象,在一个意义上,而且只是在一个意义上,即在断定七个极“右派”机会主义分子是偶然退出代表大会的意义上,才能这样说。他们退出大会有多大偶然性,我们成为多数派也就有多大偶然性(一点也不多)。只要看一看图表,就能比阅读任何长篇大论的文章更清楚地知道,这七个人会站在哪一边,一定会站在哪一边。[注: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在代表大会以后,阿基莫夫同志以及同阿基莫夫同志最亲近的沃罗涅日委员会,都是公然对“少数派”表示同情的。]但是,试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认为这七个人的退出是偶然的呢?对于这个问题,那些爱说多数派是“偶然”的人是不愿意理会的。这是一个使他们不愉快的问题,退出代表大会的是我们党的右派中的最激烈分子而不是左派中的最激烈分子,难道这是偶然的吗?退出代表大会的是机会主义者而不是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这种“偶然”退出,难道不是同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进行的并且在我们图表中十分明显表现出来的反对机会主义派的斗争有某种联系吗?

  只要提出这些使少数派不愉快的问题,就可以看出,硬说多数派是偶然这种话是要掩盖什么事实。这是一个毫无疑问和不容争辩的事实,即少数派是由我们党内最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党员组成的。少数派是由党内那些在理论上最不坚定、在原则上最不彻底的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正是由党内的右派组成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划分,是社会民主党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划分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136]的直接的必然的继续,这种划分不是在昨天才出现,也不只是在俄国工人政党内出现,大概也不会在明天就消失。

  这个事实,对于弄清分歧的原因及其发展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谁企图用否认或者模糊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斗争以及这个斗争表现出来的各种原则色彩的方法来回避这个事实,谁就完全证明自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是贫乏的。而要推翻这个事实,就必须证明:第一,我们党代表大会上各次表决和“划分”的一般情况并不象我描写的那样;第二,按照代表大会发生“划分”的一切问题的实质来说,那些在俄国博得火星派称号的最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是错误的。[注:这是供马尔托夫同志参考的注。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已经忘记火星派分子一语是表示一个方针的拥护者,而不是表示一个小组的成员,那么我们劝他看看代表大会的记录中托洛茨基同志就这个问题向阿基莫夫同志作的说明。代表大会上有三个小组(和党相对而言)——“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编辑部,《火星报》组织——是火星派的小组。这三个小组中有两个小组很明智,它们自行解散了;第三个小组则表现得党性不够,于是就被代表大会解散了。最广泛的一个火星派的小组,即《火星报》组织(它既包括编辑部又包括“劳动解放社”),在代表大会上共有16个人,其中只有11个人有表决权。那些只在方针上是火星派而不属于任何一个火星派“小组”的人,据我计算,在代表大会上有27个,一共拥有33票。这就是说,火星派中属于火星派小组的不到半数。]先生们,请给我们证明这一点吧!

  少数派是由党内最带机会主义性质、最不坚定和最不彻底的分子组成的,这个事实也就回答了那些不熟悉实际情况或者对问题考虑很差的人向多数派提出的那些怀疑和异议。有人对我们说,把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小错误看成分离的原因,这不是太琐碎了吗?是的,先生们,马尔托夫同志的错误本来是不大的(还在代表大会激烈进行斗争的时候,我就指出了这一点),可是这个小错误可能产生(而且已经产生了)许多恶果,因为那些犯了许多错误、在许多问题上表现了机会主义倾向、不坚持原则的代表把马尔托夫同志拉到自己方面去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个同志表现得不坚定,本来是一件属于个人性质的不重要的事实,但是所有一切最不坚定的分子,所有一切根本不承认《火星报》方针并公然反对这个方针,或者口头上承认而实际上却往往跟反火星派一道走的人,组成了一个很大的少数,这就不是属于个人性质的,而是有全党意义的事实了,就不全然是一件不重要的事实了。

  把《火星报》旧编辑部这样一个小组中充满顽固的小组习气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事实看成分离的原因,这是不是可笑呢?不,这没有什么可笑的,因为起来维护这种独特的小组习气的是我们党内所有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都为维护任何小组习气而斗争的分子,所有根本不能超出革命庸俗观念的分子,所有借口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的祸害具有“历史”性而为之辩解和加以维护的分子。狭隘的小组利益如果只在《火星报》编辑部一个小组中比党性占上风,那也许还可以认为是偶然现象。但是竭力维护这种小组习气的是同样(也许是更加)重视有名的沃罗涅日委员会[137]的“历史继承性”以及所谓彼得堡“工人组织”[138]的“历史继承性”的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之类的同志,象哀悼旧编辑部“被谋害”那样痛心地(也许更加痛心地)哀悼《工人事业》“被谋害”的叶戈罗夫之类的同志,以及马霍夫之类的同志等等,等等,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常言说得好:你告诉我,你同谁相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人。你告诉我,谁是你的政治同盟者,谁投票赞成你,我就能告诉你,你的政治面貌是怎样的。

  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小错误,如果它还没有成为他们同我们党内整个机会主义派结成牢固的联盟的出发点,如果它还没有由于这个联盟而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使所有那些受到《火星报》反对而现在以拿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出气为最大快乐的人进行报复,那么这仍然是而且可能始终是一个小错误,但是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事件,恰恰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新《火星报》上我们确实看到机会主义在死灰复燃,阿基莫夫们和布鲁凯尔们在进行报复(见沃罗涅日委员会的传单[注:见本卷第408—410页。——编者注]),马尔丁诺夫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终于(终于啊!)能够把可恨的《火星报》这可恨的“敌人”踢上几脚,以报复过去受的所有一切委屈了。这特别明显地告诉我们,多么需要“恢复《火星报》旧编辑部”(摘自斯塔罗韦尔同志1903年11月3日的最后通牒),以保持《火星报》的“继承性”……

  代表大会(以及党)划分为左派和右派,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危险,而且甚至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恰恰相反,俄国(而且不仅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最近十年的历史,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划分。至于形成这种划分的根据是右派所犯的许多很小的错误,很次要的(比较来说)意见分歧,这个情况(这个使从表面看问题的人和头脑庸俗的人感到惊奇的情况)却表明我们全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前我们往往因为大问题而发生分离,这些大问题有时甚至可以造成分裂;现在我们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已经趋于一致了,现在我们只有色彩上的区别,为了这些色彩可以而且应当进行争论,但是,因此而发生分离,就未免荒谬和幼稚了(正如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不该这么办》这篇很有意义的文章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篇文章我们下面还要谈)。现在,当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以后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几乎使党陷于分裂时,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聪明人,他们说:为了组委会事件、“南方工人”社或《工人事业》的解散、党章第1条、旧编辑部的解散等等这一类小事情,究竟是不是值得在代表大会上进行斗争呢?谁这样说[注: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我在代表大会上同“中派”某一个代表的谈话。他向我抱怨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充满了多么沉重的气氛啊!这是残酷的斗争,这是鼓动互相反对,这是激烈的论战,这是非同志式的态度啊!……”我回答他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太好了!公开地、自由地进行斗争。各种意见都得到发表。各种色彩都暴露出来。各种集团都显现出来。手举过了,决议通过了。一个阶段渡过了。前进吧!——这一切太好了。这才是生活。这并不是知识分子那种无休无止的讨厌的无谓口角,他们停止这种无谓口角,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而只是因为他们说得疲倦了……”

  这位“中派”同志用大惑不解的目光看着我,耸了耸肩膀。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谁就是把小组观点带到党的事业中,因为党内各种色彩之间的斗争,当它还没有导致无政府状态和造成分裂的时候,当它还是在全体同志和全体党员一致承认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而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党的右派,同阿基莫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同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进行的斗争,是绝对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只要列举两件事就可以确凿地证明这一点:(1)当马尔丁诺夫同志和阿基莫夫同志要退出代表大会时,我们大家都决心尽力排除所谓“侮辱”的想法,我们大家通过了(以32票通过)托洛茨基提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劝这两位同志对所作的解释表示满意而收回他们的声明。(2)当后来进行中央机关的选举时,我们允许代表大会的少数派(或机会主义派)在两个中央机关中占有少数席位:让马尔托夫加入中央机关报,让波波夫加入中央委员会。既然我们还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决定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从党的观点来看,我们也就不能有别的做法了。如果说代表大会上暴露出来的色彩上的区别不大,那么我们从这些色彩斗争中作出的实际结论也是不大的,因为这个结论只不过是说两个三人小组中三分之二的席位应当给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

  只是由于党代表大会上的少数派不同意成为中央机关中的少数,那些遭到失败的知识分子才始则发出“颓丧的啜泣”,随后又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和无政府主义的行动。

  在作结束时,我们要再一次从中央机关组成问题的角度看一看图表。很自然,除了色彩问题以外,代表们在进行选举时还要考虑某某人是不是适当、工作能力强不强等问题。现在少数派总想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这两个问题各不相同,这是不言而喻的,从一件简单的事实也可以看出这一点:选举中央机关报最初的三人小组的计划,在代表大会以前,即当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同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的联盟还是谁都料想不到的时候就已经拟定好了。对于不同的问题,应当用不同的方法来回答。对于色彩问题,应当在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在所有一切问题的公开讨论和表决情况中去找答案。关于某人是不是适当的问题,大家在代表大会上一致决定用秘密投票来解决。为什么整个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这样的决定呢?——这是一个十分浅显、无须多谈的问题。但是,少数派(当他们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以后)甚至连浅显的道理也开始忘记了。我们听到无数激昂慷慨、兴奋欲狂的拥护旧编辑部的话,但是关于代表大会上那些同拥护六人小组和拥护三人小组的斗争有关的不同色彩,我们却丝毫也没有听到什么。我们从各个角落听到所谓选入中央委员会的人没有工作能力、不适当、心怀叵测等等流言蜚语,但是关于代表大会上那些为取得中央委员会中的优势而斗争的不同色彩,我们却丝毫也没有听到什么。我觉得,在代表大会外面散布关于个人品质和行动的流言蜚语,是不体面的和卑鄙的(因为这些行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只能向党的最高机关宣布的组织秘密)。用这种流言蜚语在代表大会以外进行斗争,我认为,这就是诽谤行为。对于这些流言蜚语,我能给予公众的唯一回答就是指出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情况。你们说,中央委员会是由不大的多数派选举出来的。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不大的多数派是由一切不是口头上而是事实上最彻底地为实现火星派计划而斗争的人组成的。因此,这个多数派道义上的威信比它形式上的威信要高得多,——对于那些把《火星报》方针的继承性看得比《火星报》某个小组的继承性更重要的人说来要高得多。谁更有资格判断某人是不是适于实行《火星报》的政策呢?是那些在代表大会上贯彻这种政策的人呢,还是那些往往反对这种政策而维护一切落后性、一切无用的东西以及一切小组习气的人?

  (十五)代表大会以后。两种斗争方法

  以上我们已经把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分析完毕,这种分析对于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一切情况,已经作了溯本求源(in nuce)的说明,所以对于我们党内危机的以后各个阶段也就可以谈得简短一些了。

  马尔托夫和波波夫拒绝选举,立刻就使党内各种色彩之间的党的斗争掺进一种无谓争吵的气氛。格列博夫同志不相信落选的编辑真想转到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方面去,认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激动情绪造成的,所以他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第二天就向我和普列汉诺夫提议和平了结,把所有四个人都“增补”进去,条件是保证编辑部有代表参加总委员会(即两个代表中一定有一个代表属于党的多数派)。这个条件在普列汉诺夫和我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如果他们同意这个条件,就等于说他们默认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犯了错误,就等于说他们愿意和平而不愿意战争,愿意同我和普列汉诺夫接近,而不去同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接近,不去同叶戈罗夫和马霍夫接近。于是,“增补”方面的让步就带有个人的性质,而为平息激动情绪和恢复和平作出个人性质的让步,是不应当拒绝的。因此我和普列汉诺夫就表示同意了。但是编辑部的多数拒绝这个条件。格列博夫离开了。于是我们就等着看事情究竟如何发展:是马尔托夫坚持他在代表大会上(在反对中派代表波波夫同志时)所采取的忠诚立场,还是他所追随的那些不坚定的、倾向分裂的分子占上风。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马尔托夫同志想把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的“联盟”当作个别的政治事实(正象倍倍尔在1895年同福尔马尔的联盟是个别事实一样——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或者是他想把这个联盟巩固起来,竭力证明我和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犯了错误,因而使他自己成为我们党内机会主义派的真正首领。换句话说就是:是无谓争吵还是进行党的政治斗争?我们三个人中间(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第二天,中央机关的成员只有我们三个人在),格列博夫倾向于前一种,并且尽一切力量给吵架的儿童调解。倾向于后一种的是普列汉诺夫同志,他的态度称得上是十分坚决。我这一次扮演了“中派”或“泥潭派”的角色,力图采取说服方法。现在如果企图把口头上的说服重述一遍,那就等于干一件糊涂透顶的事情,所以我也就不去重蹈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位同志的覆辙。但是我认为有必要从我给一位火星派“少数派”分子写的一份书面劝告中引证几段话:

  “马尔托夫拒绝参加编辑部,他和党内的其他一些著作家拒绝撰稿,许多人拒绝为中央委员会工作,宣传抵制或消极反抗的思想,——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会,甚至违反马尔托夫和他的朋友们的本意,造成党的分裂。即使马尔托夫会坚持忠诚的立场(他在代表大会上十分坚决地采取了这一立场),其他人也不会坚持,——而我所指出的结局将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我常常问自己: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各奔东西呢?……我反复回想代表大会上的所有事件和印象,感到自己的行动常常过于激动,‘狂热’。如果说应当把当时的气氛、反应、责备和斗争等等自然引起的那些东西叫作过错,那我愿意向任何人认错。但是,现在当我冷静地观察已经达到的结果,观察通过狂热的斗争所实现的东西时,我根本看不出它们对党有任何危害的地方,对少数派有一丝一毫委屈或侮辱的地方。

  当然,处于少数派的地位本身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委屈,但是我坚决反对认为我们‘诋毁’了某某人,认为我们想侮辱或者贬低某某人这种看法。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决不容许把政治上的分歧变成给对方加上所谓居心不良、行为卑鄙、耍弄阴谋以及在日益明显的分裂气氛中越来越流行的各种美妙的罪名,用这些来说明发生的事情。决不容许这样做,因为这至少,说到底,是毫无道理的。

  正象我同马尔托夫发生过几十次分歧一样,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他发生了分歧。既然我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遭到失败,就不能不极力设法利用我(以及代表大会)所剩下的机会来取得补偿。一方面,我不能不设法争取有一个完全是火星派的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我不能不设法争取有一个三人编辑小组……我认为只有这个三人小组才能成为负责的机关而不是一个充满小圈子习气的、散漫的小团体,才能成为唯一真正的中央机关,其中每个人可以随时从党的角度提出并坚持自己的观点,丝毫不掺杂其他成分,不考虑任何个人意气,任何委屈、退出等等。

  在代表大会的种种事件以后,这个三人小组无疑把在一个方面反对马尔托夫的政治和组织路线合法化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就要破裂吗?因此就要破坏党吗??在游行示威问题上,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不是反对过我吗?在党纲问题上,我和马尔托夫不是反对过普列汉诺夫吗?任何三人小组中不总是有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情况吗?如果火星派多数派无论在《火星报》组织内还是在代表大会上都认为马尔托夫的路线这一特别色彩在组织方面和政治方面是错误的,那么,企图用什么‘暗算’和‘挑唆’等等来解释这一点,岂不是愚蠢吗?用‘恶棍’来辱骂这个多数派而回避这一事实,岂不是愚蠢吗?

  我再说一遍:我也同代表大会上的火星派多数派一样,深信马尔托夫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认为必须予以纠正。由于这种纠正而觉得委屈,从而作出结论说受了侮辱等等,那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诋毁’任何人,都没有解除任何人的工作。由于没有进入中央机关而搞分裂,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愚蠢行为。”[注:这封信是早在9月间(公历)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亚·尼·波特列索夫》(1903年9月13日)。——编者注)。这里删掉了我认为与问题无关的一些话。如果收信人认为删掉的话恰恰是重要的,那他可以很容易地把删掉的地方补上去。顺便说一下。我要趁此机会讲清楚,我允许我所有的论敌公布我所有的私人信件,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对事业有好处。]

  我认为现在必须把我这个书面声明重复一遍,因为这个声明确切地表明,多数派极力想一下子划清一条界限,分清什么是由于抨击的激烈和“狂热”等等可能产生的(在激烈斗争中也是必然产生的)个人委屈和个人意气用事,什么是一定的政治错误、政治路线(同右派的联盟)。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看出,少数派的消极反抗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就立即开始了,因此我们马上警告说:这是一个使党走向分裂的步骤;这是根本同在代表大会上表示忠诚的声明相矛盾的;这只是由于没有进入中央机关(就是说由于落选)而要搞分裂,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想过要解除任何一个党员的工作;我们之间的政治分歧(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究竟是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的路线错误,还是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的路线错误这个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还没有解决)开始愈来愈变成夹杂着谩骂、猜疑等等的无谓争吵了。

  但是警告并没有起作用。少数派的行为表明,最不坚定和最不重视党的分子在他们中间占了上风。于是我和普列汉诺夫只好收回我们对于格列博夫的建议所表示的同意。既然少数派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不仅在原则方面而且在起码的党员忠诚态度方面都是政治上不坚定的,那么所谓“继承性”的话又能有什么意义呢?普列汉诺夫比谁都更巧妙地嘲笑了那种十分荒唐的要求,即要求把公开说自己有愈来愈多的分歧意见的人“增补”到党的编辑部中去,让这些人占多数!在新的分歧还没有在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以前,中央机关的党的多数派竟会自动把自己变成少数,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事?让人们先把分歧谈出来吧,让党去讨论这些分歧的深度和意义吧,让党自己纠正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犯的错误吧,如果它确实犯了什么错误的话!为了一些尚未说明的分歧就提出这种要求,这本身就表明提出要求的人是十分不坚定的,表明他们是用无谓争吵来完全压倒政治分歧,表明他们既根本不尊重整个党,又根本不尊重本人的信念。世界上还没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种有原则性信念的人,他们在自己打算使之改变信念的机关里取得(用非正式手续)多数以前,竟然拒绝进行改变信念的说服工作。

  最后,10月4日,普列汉诺夫同志宣称他要作最后的尝试来结束这种荒唐现象。召集了旧编辑部所有六个成员在一起开会,有一个新中央委员参加[注:除此以外,这个中央委员[139]还专门同少数派举行过几次个别谈话和集体谈话,驳斥过荒诞的谰言,并规劝他们不要忘记党员的义务。]。普列汉诺夫同志费了足足三个钟头证明,要求“增补”“少数派”四个人而“多数派”只两个人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他提议增补两个人,以便一方面排除怕我们要“驱策”、压制、围困、处死、埋葬什么人的种种顾虑,另一方面则保障党的“多数派”的权利和阵地。增补两个人的提议也被否决了。

  10月6日,我和普列汉诺夫给《火星报》全体原来的编辑以及撰稿人托洛茨基同志写了一封正式的信件,内容如下:

  “尊敬的同志们: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对你们拒绝参加《火星报》和《曙光》的工作不得不正式表示遗憾。虽然我们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刚闭幕就邀请你们撰稿,之后又多次敦促,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收到过你们任何一篇稿件。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声明,它认为你们拒绝撰稿不是由编辑部方面引起的。任何一种个人意气用事,当然都不应该成为你们参加党中央机关报工作的障碍。如果你们拒绝参加工作是由于你们和我们之间在观点上有某种分歧,那我们认为把这种分歧详细地说清楚对党是非常有益的。此外,我们还认为最好是尽快地在我们编辑的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这些分歧的性质和深度。”[注:在给马尔托夫同志的信中,还补充了一段关于一本小册子问题的话以及如下的话:“最后,为了事业的利益,我们再一次通知您,我们现在仍然准备增补您为中央机关报的成员,以便您有充分可能在党的最高机关正式申述和坚持自己的一切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尤·奥·马尔托夫》(1903年10月6日)。——编者注)]

  读者可以看出,我们当时还完全不了解,“少数派”的行为主要是由于他们个人意气用事,还是由于他们希望给机关报(以及党)提供新的方针,这新方针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究竟如何。我想,直到现在,即使指定70个学识渊博的注释专家根据无论多少文件和无论多少证据来阐明这个问题,他们也是永远弄不清这笔糊涂账的。无谓争吵的结子恐怕是永远也解不开的。要么把它斩断,要么把它撇开。[注:普列汉诺夫同志大概会在这里补充说:要么就满足那些制造无谓争吵的人的一切奢望。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样做不行。]

  接到我们10月6日的信以后,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韦尔、托洛茨基以及柯尔佐夫给我们写了一个两三行字的答复,说自从《火星报》转入新编辑部手里,他们就不参加《火星报》的任何工作了。马尔托夫同志比较爱说话,他赏赐了我们这样一封回信: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尊敬的同志们:为了回答你们10月6日的来信,我特声明如下:你们曾向我们建议,让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韦尔和我参加编辑部,条件是我们要保证把列宁同志作为自己的‘代表’选入总委员会。后来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收回这个建议的,对于这个问题,你们在10月4日由一名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拒绝给予答复,因此我认为,在这次会议以后,我们之间已经用不着再来讨论在一个机关报内共同工作的问题了。既然你们在这次会议上一再拒绝说明你们自己当着见证人发表的声明,那我也认为不需要在给你们的信里说明在目前情况下我拒绝参加《火星报》工作的理由。如果必要的话,我将向全党详细说出这方面的意见;党已经可以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看出,为什么我拒绝了你们现在又提出来的要我在编辑部和总委员会里占一个席位的建议……[注:接下去是马尔托夫对他那本当时已经再版的小册子问题的回答,这里从略了。]

  尔·马尔托夫”

  这封信连同上述几个文件,对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竭力(用感叹号和省略号)回避的关于抵制、瓦解组织、无政府状态、制造分裂的问题,即关于用正当的斗争手段和不正当的斗争手段的问题,作了不容反驳的说明。

  人们向马尔托夫等同志提议,要他们说明意见分歧,请求他们直爽地说出问题的底细以及他们的意图,劝他们不要再耍脾气而要平心静气地分析他们在党章第1条上犯的错误(这同他们向右转的错误有密切联系),——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却拒绝交谈,并叫喊说:我被围困了,我受驱策了!人们对于这些“吓人的字眼”的嘲笑,也未能使这些可笑的叫喊的热度有所降低。

  怎么能围困一个拒绝共同工作的人呢?——我们这样问马尔托夫同志。既然少数派拒绝当少数派,那怎么能委屈、“驱策”和压迫他们呢??要知道,处于少数地位,总是会也必然会对处于少数地位的人有某些不利。这种不利就是,要么必须加入在某些问题上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委员会,要么必须站在委员会之外攻击委员会,因而也就要受到从坚固的炮台中射出来的炮火的攻击。

  马尔托夫同志叫喊“戒严状态”,是不是想说人们用不公平不正当的手段对他们这些处于少数地位的人进行斗争或者说进行统治呢?只有这样的论点(在马尔托夫心目中)也许还包含一点点合理的影子,因为——我再说一遍——处于少数地位是一定和必然会有某些不利的。但可笑的是,既然马尔托夫同志还拒绝交谈,无论怎样也不可能对他进行斗争!既然少数派还拒绝当少数派,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统治!

  在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编辑部工作期间,马尔托夫同志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可以证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有越权或者滥用权力的地方。少数派的实际工作者也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可以证明中央委员会有越权或者滥用权力的地方。不管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在他的《戒严状态》一文里如何兜圈子,一个完全不容反驳的事实是:在关于戒严状态的叫喊声中,除了“颓丧的啜泣”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反对代表大会所任命的编辑部是根本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的,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不是农奴!”(《戒严状态》第34页)一语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里非常明显地暴露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把自己看成超乎群众组织和群众纪律之上的“上等人物”。用“我们不是农奴”作为说明拒绝在党内工作的理由,就等于彻底暴露了自己,就等于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理由,根本说不出道理,根本没有什么应该表示不满的正当原因。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人声明,我们认为他们拒绝工作完全不是由我们这方面引起的,我们请他们说出分歧意见,可是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是农奴”(还应加上一句:我们在增补问题上还没有讲好价钱)。

  对于那种在争论党章第1条时就已经暴露出机会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空谈倾向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来说,任何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都好象是农奴制。广大读者很快就会知道,新的党代表大会,在这些“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看来,也是“上等人物”觉得可怕和忍受不了的农奴制机关……这个“机关”对于那些乐意利用党的招牌但是又觉得这个招牌不符合党的利益和党的意志的人看来,确实是可怕的。

  我在给新《火星报》编辑部的信里列举的并由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里刊印出来的那些委员会的决议,在事实上证明少数派的行为完全违反代表大会的决议,打乱正常的实际工作。由机会主义者和仇恨《火星报》的人组成的少数派竭力分裂党,损害并打乱工作,他们力图为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这件事进行报复,感到用诚实的和正当的手段(在刊物上或者在代表大会上说明问题)永远不能驳倒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他们的机会主义和知识分子动摇性的指责。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力量说服党,就采用瓦解党和阻挠任何工作的手段。大家责备他们(由于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错误)把我们的罐子弄裂了一条缝,而他们对这种责备的回答是竭力设法把已经有裂缝的罐子完全打破。

  概念混淆到了极点,甚至把抵制和拒绝工作都说成是斗争的“诚实的[注:矿区委员会的决议(《戒严状态》第38页)。]手段”。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围绕这个棘手的问题竭力兜圈子。马尔托夫同志竟这么“有原则性”,当少数派实行抵制时……他支持抵制,当抵制威胁到偶而处于多数地位的马尔托夫本人时,他就斥责抵制!

  我想,这究竟是无谓争吵还是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内斗争的诚实的手段的“原则性意见分歧”的问题,可以不必分析了。

  在两次(10月4日和6日)要求那些掀起“增补”问题纠纷的同志说明理由的尝试都失败以后,中央机关只好等着看一看那些口头上答应用正当手段进行斗争的同志实际上的表现。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给同盟发了一个通告(见同盟记录第3—5页),宣布它正在拟定章程并邀请同盟成员来协助。同盟领导机关当时否决了(以2票对1票,见同盟记录第20页)召开同盟代表大会的建议。少数派对这个通告所作的答复立刻表明,所谓正当手段和承认代表大会的决议只不过是空话罢了;少数派事实上是下决心绝对不服从党的中央机关,他们对中央机关提出的一起工作的号召所作的回答,就是以十足的诡辩和无政府主义空谈来敷衍塞责。我和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多数派对同盟领导机关成员捷依奇的有名的公开信(第10页)作出了回答,坚决表示“抗议同盟的负责人用粗暴地违反党纪的手段阻碍党机关的组织活动和号召其他同志也违反纪律和章程的行为。所谓‘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应中央委员会的邀请参加这项工作’,所谓‘同志们!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让它〈中央委员会〉给同盟制定新章程’等等一类的话,是一种鼓动手法,它只能引起每一个稍微懂得什么是党、什么是组织、什么是党纪的人的愤懑。这种手法尤其令人气愤,是因为他们用这种手法来对付刚刚成立的党机关,显然是想以此破坏党员同志对这个党机关的信任,而且采用这种手法时是打着同盟领导机关成员的旗号,背着中央委员会”(第17页)。

  在这种情况下,同盟代表大会当然只能是一场闹剧。

  马尔托夫同志从一开始就继续使用他在代表大会上使用过的“笼络人心”的策略,这一次是针对着普列汉诺夫同志,用的方法是歪曲私人谈话的内容。普列汉诺夫同志提出抗议,因而马尔托夫同志只得收回(同盟记录第39页和第134页)他那种轻率的或者说由于气愤而提出的非难。

  接下去是作报告。我是代表同盟参加党代表大会的。读者只要把我的报告记要(第43页及以下各页)[注:见本卷第38—48页。——编者注]拿来参照一下,就知道我当时已经大致分析了代表大会上的历次表决情况,而本书内容就是对这种分析的进一步发挥。报告的全部重心就是要证明马尔托夫及其伙伴由于犯了错误而成为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虽然这个报告是当着大多数最激烈的论敌的面作的,他们也不能从这个报告中找到有任何一个地方不符合党内斗争和辩论的正当方法。

  相反,马尔托夫的报告,除了对我的叙述作了微不足道的局部的“修正”以外(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这些修正是不正确的),却是……一种神经失常的产物。

  所以难怪多数派拒绝在这样的气氛下进行斗争。普列汉诺夫同志对“吵闹”(第68页)——这确实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吵闹”!——提出抗议,并退出了代表大会,不愿意宣读他已经准备好了的对于该报告作的实质性的反驳。其余的多数派分子,也差不多都对马尔托夫同志那种“不体面行为”提出了书面抗议(同盟记录第75页),接着也退出了代表大会。

  少数派的斗争方法大家已经都看得十分明白了。我们责备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犯了政治错误,责备他们转向机会主义,同崩得分子、阿基莫夫们、布鲁凯尔们、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结成联盟。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现在“制定了”两种斗争方法,其中包括多种多样的袭击、攻击和进攻等等。

  第一种方法就是打乱全部党的工作,败坏事业,力图阻挠一切而“不说明理由”。

  第二种方法就是“吵闹”等等。[注:我已经指出,把国外生活和流放生活的气氛中经常见到的无谓争吵的这些最低劣的表现形式,都归结为动机卑劣,那是愚蠢的。这是在一定的不正常的生活条件下,在一定的神经失常等情况下象传染病一样流行的一种毛病。我所以不得不在这里把这种斗争方式的实质重提一下,是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里完全重复了这种斗争方式。]

  这个“第二种斗争方法”在同盟的有名的“原则”决议中也有所表现,“多数派”当然没有参加对于这些决议的讨论。让我们仔细看一看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在他的《戒严状态》里转载的这些决议案吧。

  第一个决议案由托洛茨基、佛敏、捷依奇等同志署名,其中有两个论点,是针对党代表大会“多数派”的:(1)“同盟深表遗憾的是,由于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实际上同《火星报》原先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倾向,所以在制定党章时对于建立充分的保障来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威信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同盟记录第83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原则”论点完全是阿基莫夫式的空话,连波波夫同志也在党代表大会上揭露了这些话的机会主义性质!其实,那些硬说“多数派”不想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威信的断语,始终不过是诽谤罢了。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当我和普列汉诺夫在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内并没有造成中央机关报对于中央委员会的优势;而当马尔托夫分子加入编辑部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内才造成了中央机关报对于中央委员会的优势!当我们两个人在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内是国内实际工作者多于国外著作家,而当马尔托夫分子加入编辑部的时候,情况却相反了。当我们两个人在编辑部工作的时候,总委员会一次也没有企图干涉任何一个实际工作问题;自从按一致意见实行增补的时候起,就开始进行这种干涉了。这一点读者很快就会详细知道的。

  该决议案的另一个论点说:“代表大会在成立党的正式中央机关时,忽略了同事实上已经形成的中央机关的继承关系……”

  这个论点可以完全归结为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少数派”宁愿回避旧中央机关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证明自己不中用并且犯了许多错误的事实。但是最可笑的是谈论组委会方面的“继承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代表大会上任何人也没有提到批准组委会的全体委员。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甚至气得发狂地叫嚷,说包括三名组委会委员在内的名单使他感到可耻。“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包括一名组委会委员在内的最后名单(波波夫、格列博夫或佛敏和托洛茨基),而“多数派”提出了一个包括两名组委会委员在内的三人名单(特拉温斯基、瓦西里耶夫和格列博夫)。试问,难道这样谈论“继承性”可以叫作“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吗?

  我们现在来谈另一个决议案,即由旧编辑部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为首的四个成员署名的决议案。这里我们看到对“多数派”提出的、后来又在报刊上一再提起的全部主要指责。这些指责最好就按编辑小组成员的说法来加以考察。这些指责反对的是“专制的官僚主义的治党方式”,即“官僚主义的集中制”,这种集中制跟“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集中制”的区别在于它“放在首位的不是内部的统一,而是用纯粹机械手段,用一贯压制个人首创性和社会主动性的办法实现和保持的外表的、形式上的一致”;所以,这种集中制“根本不能把社会的各个组成成分有机地联合起来”。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呢,只有上帝才知道。大概,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自己也不大明白,他是在写地方自治派申请实行符合愿望的行政改革的呈文呢,还是在那里发泄“少数派”的怨气。心怀不满的“编辑们”所叫喊的党内“专制”究竟是指什么呢?所谓专制,就是一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不受监督的、不对其他人负责的、不经过选举的权力。从“少数派”的出版物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认为这个专制君主就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当该决议案起草和通过的时候,我是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在中央机关报工作的。因此,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们就是认为普列汉诺夫和全体中央委员都不是按照他们自己对于事业有利的观点,而是按照专制君主列宁的意志来“统治党”的。提出这种所谓专制统治的责难,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认为其余一切参与这种统治的人,即除了专制君主一人以外,都不过是别人的工具,唯命是听的小卒,执行别人意志的差役罢了。我们要再问一下:难道这就是最值得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所谓“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吗?

  其次,我们的“党员”,这些刚刚从党代表大会回来的、曾郑重地承认代表大会决议的合法性的“党员”,在这里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外表的、形式上的一致呢?难道他们真的认为在一个根据比较牢固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内,除了党代表大会以外,还有什么另外可以达到一致的方法吗?如果真的认为是这样,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勇气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已经不承认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合法的代表大会了呢?如果他们有什么能使一个根据假想组织起来的假想的党内部达到一致的新意见和新方法,为什么他们不大胆地向我们谈一谈呢?

  再其次,我们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者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样的“压制个人首创性”呢?党中央机关报刚刚在此以前还规劝他们说出自己的分歧意见,但是他们非但不这样做,反而对“增补”讲起价钱来了。我和普列汉诺夫或者中央委员会从根本上来说怎么可能压制拒绝同我们进行任何共同“活动”的人的首创性和主动性呢!怎么可能在某某人拒绝参加的机关或者团体里“压制”他呢?落选的编辑既然拒绝“做被统治者”,那么他们又怎能抱怨什么“统治制度”呢?我们根本不可能在领导我们这些同志方面犯什么错误,原因很简单,这些同志根本就不曾在我们领导下工作。

  看来很明显,叫喊所谓官僚主义,不过是对中央机关人选不满的一种掩饰,是掩盖他们违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郑重说过的诺言的一块遮羞布。你是官僚,因为代表大会委派你不是按照我的意志,而是违反我的意志;你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你所依据的是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的决议,而不是我的同意;你做事粗暴而又机械,因为你只凭借党代表大会的“机械”多数,而不考虑到我想得到增补席位的愿望;你是专制君主,因为你不愿意把权力交给旧时的亲热伙伴。这些伙伴对代表大会直接斥责他们的小组习气愈是感到不愉快,就愈是竭力坚持他们的小组习气的“继承性”。

  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这些关于官僚主义的叫喊中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实在的内容。[注: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实行了大有好处的增补以后,就不再被少数派看作“官僚主义集中制”的拥护者了。]这样的斗争方式不过是再一次证明少数派的知识分子不坚定性罢了。少数派想使党相信中央机关的选举不恰当。用什么方法使党相信呢?是用批评我和普列汉诺夫所编辑的《火星报》的方法吗?不,他们没有力量这么做。他们想采用一部分党员拒绝在他们所仇视的中央机关领导下工作的手段。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个中央机关,都无法证明自己能够对那些不愿意服从领导的人进行领导。拒绝服从中央机关的领导,就等于拒绝留在党内,就等于破坏党,——这种办法不是说服,而是破坏。而用破坏来代替说服,这正表明自己没有坚定的原则性,对自己的思想缺乏信心。

  人们在大谈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一词可以在俄语中译成地位观念。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因此我可以完全泰然地请读者自己来判断,现在我们党内斗争的双方究竟是哪一方犯了这种官僚主义毛病……人们在说什么粗暴的、机械的统一方法。粗暴的机械的方法当然是有害的,但是我又要请读者自己来判断,当新方针和旧方针斗争时,在未能使党相信新观点的正确以前,在尚未向党说明这些观点以前,就要把自己的人送进党机关中去,难道还有比这更粗暴、更机械的斗争方法吗?

  但是,也许少数派爱用的字眼确实还有某种原则的意义,确实反映了某些与那种显然成了这方面“转变”起点的微不足道的局部理由无关的特殊思想吧?也许,撇开“增补”引起的争吵不谈,这些字眼毕竟反映了另一种观点体系吧?

  我们就从这一方面来考察一下问题。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在同盟中最初着手作这种考察的是普列汉诺夫同志,他指出了少数派转向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而马尔托夫同志(他现在最感到委屈的是,并不是大家都愿意承认他的立场是原则的[注:新《火星报》由于列宁似乎不愿看到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或者否认这些分歧而感到委屈,是再可笑不过的了。如果你们比较有原则地对待问题,那你们就会比较快地看清楚我再三指出的你们转向机会主义去的问题。如果你们的立场比较有原则,那你们就不会这样把思想斗争降低为计较地位。既然你们自己竭力不让别人把你们当作有原则性的人看待,那就请你们埋怨自己吧。例如,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里说到同盟代表大会时,隐讳了他和普列汉诺夫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而只是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列宁凌驾于中央之上,说列宁只要使个眼色就能让中央下道命令,说中央委员会横暴地欺侮了同盟等等。我毫不怀疑,马尔托夫同志通过这样选择他的论题证明了他深刻的思想性和原则性。]立场)在他的《戒严状态》里宁愿完全回避这一事件。

  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是:同盟或者某一委员会为自己制定的章程不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或者中央委员会拒绝加以批准,是不是有效呢?其实,问题是再清楚不过的:章程是组织的形式表现,而组织各委员会的权利按照我们党章第6条的规定应该无条件地属于中央委员会;党章规定了委员会自治的范围,而规定这些范围的决定权在党的中央机关,而不在党的地方机关。这是一个常识,而那些说什么“组织”并不总是意味着只要“批准章程”的深奥论断实在是太幼稚了(好象同盟自己不曾主动表示过想成为一个根据正式章程组成的团体)。但是马尔托夫同志甚至忘记了(也许是暂时忘记了)社会民主党的常识。按照他的意见,要求章程经过批准,只能表明“过去革命的火星派的集中制已经被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所代替”(同盟记录第95页),同时马尔托夫同志在同一篇发言里又说,他认为这正是问题的“原则的方面”(第96页),而他在自己的《戒严状态》里却宁愿回避这个原则的方面!

  普列汉诺夫同志立刻就回答马尔托夫,请他不要使用诸如官僚主义、庞巴杜尔作风等等“损害代表大会尊严”的字眼(第96页)。于是他同马尔托夫同志辩论起来,因为马尔托夫同志认为这些字眼是“对于一定方针的原则的表述”。当时普列汉诺夫同志也同所有的多数派分子一样,曾根据这些字眼的具体意思来加以考察,清楚地了解这些字眼没有什么原则的意义,而只有“增补的”意义(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但是他对马尔托夫和捷依奇们的坚持作了让步(第96—97页),同意对他们那些所谓的原则的观点进行原则的考察。他说:“如果真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各委员会在建立其组织方面、在制定其章程方面实行自治〉,那它们就会在对整体的关系上,对党的关系上实行自治了。这已经不是崩得派的观点,而简直是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了。确实,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个人的权利不受限制;他们可以彼此冲突;每个个人都可以自行确定自身的权利范围。自治的范围不应当由一个集团自己确定,而应当由它构成其一部分的那个整体来确定。崩得可以说就是违反这个原则的明显的例证。这就是说,自治的范围要由代表大会或者代表大会所建立的最高机构来确定。中央机关的权力应当以道义上的和精神上的威信为基础。这一点我当然是同意的。组织中的每一分子,都应当关心使机关有道义上的威信。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既然需要有威信,那就不需要有权力了……把权力的威信同思想的威信对立起来,这是这里所不应当有的无政府主义言论。”(第98页)这些道理是再浅显不过的,都是不言自明的公理,根本用不着进行什么表决(第102页),至于人们不相信它们,那只是因为“目前概念都混淆了”(同上)。但是,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必然使少数派企图破坏代表大会,不服从多数;而要为这种企图辩护,就只好用无政府主义的言论。非常可笑的是,少数派除了埋怨普列汉诺夫使用了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一类过分厉害的字眼以外,无法向普列汉诺夫提出任何其他的责难。普列汉诺夫很公正地嘲笑了这种埋怨,他问道:为什么“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些词不可以使用,而亵渎君主和庞巴杜尔作风这些词却可以使用呢”?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种特有的误解在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们那里已经是屡见不鲜了:他们的新字眼带有鲜明的“火气”的迹象;当人家指出这一点时,他们感到委屈,——说什么我们是有原则性的人;但是,人家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在原则上否定局部服从整体,那么你们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又因人家使用了厉害的字眼而感到委屈。换句话说,他们准备同普列汉诺夫厮杀一场,但是又要普列汉诺夫手下留情!

  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他一切“孟什维克”也多次用同样幼稚的手段来揭露我的“矛盾”。他们从《怎么办?》或者从《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引证一些谈到思想影响、谈到争取影响的斗争等等的话,同经过党章施加“官僚主义”影响,以及依靠权力实行“专制”的倾向等等对立起来。多么幼稚啊!他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说实在的,向自己的老同事们反复讲解这样一些起码的道理,真叫人不好意思,特别是当你感觉到,问题不过是在选举问题上少数不愿意服从多数!但是,在原则上,滔滔不绝地揭露我的矛盾的这些话,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言论。新《火星报》并不拒绝利用党机关的招牌和权利,但是却不愿意服从党的多数。

  如果说这些谈论官僚主义的词句中真有什么原则的话,如果说这不是用无政府主义态度否认局部必须服从整体的话,那么这个原则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因为机会主义就是力图削弱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削弱中央机关的影响,加强党内最不坚定分子的自治,把组织关系搞成只是在口头上抽象地加以承认。这一点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看见了,当时阿基莫夫们和李伯尔们就曾经大谈“可怕的”集中制,和后来马尔托夫及其伙伴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讲的一模一样,机会主义导致马尔托夫式的和阿克雪里罗得式的组织“观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机会主义的本性,而且不仅在俄国,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分析新《火星报》所刊载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文章时就可以看出来。

  (十六)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

  同盟否决了关于同盟章程必须经中央批准的决议案(同盟记录第105页),正如党代表大会的整个多数派立刻指出的,这是“根本违反党章的行为”。这种违反党章的行为,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些有原则的人的行为,那就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行为在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环境中必然造成一种印象,即党的少数派在向党的多数派“进行报复”(同盟记录第112页),这种行为意味着党内的少数派不愿意服从党和不愿意留在党内。既然同盟拒绝根据中央关于必须修改章程的声明通过决议(第124—125页),这就势必导致其大会被认为是非法的,因为这个大会虽然想算作党组织的大会,却又不服从党中央机关,所以党内的多数派立刻离开了这个冒牌的党的大会,不参加这出不体面的滑稽剧。

  于是,那种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在讨论党章第1条问题时暴露出思想动摇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在实践上就走到了早在9月间即在一个半月以前我曾经预言过的那种合乎逻辑的结局——破坏党组织的地步。恰恰在这个时候,即在同盟代表大会闭幕的那天晚上,普列汉诺夫同志向两个党中央机关的同事声明,说他不忍“向自己人开枪”,说他“宁肯自杀,也不愿意分裂”,说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必须作最大限度的个人让步。当时进行这场毁灭性的斗争实际上正是为了取得这种让步(这种成分比为了维护党章第1条上的不正确立场所暴露的原则要大得多)。为了确切说明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党意义的转变,我认为最好不拿私人谈话作根据,也不拿私人信件(这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可以援引)作根据,而是拿普列汉诺夫自己在全党面前对情况所作的说明,即拿他发表在《火星报》第52号上的《不该这么办》一文作根据,这篇文章正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在我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1903年11月1日)以后,在增补马尔托夫分子(1903年11月26日)以前写成的。

  《不该这么办》一文的基本思想是,在政治上不应当过于生硬、过分激烈和毫不让步:有时为了避免分裂,必须对修正主义者(那些同我们接近或者表现动摇的)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实行让步。这种抽象的笼统的论点自然使《火星报》的读者感到莫名其妙。普列汉诺夫同志那些堂皇的傲慢的声明(在以后一些文章中发表的),说人们没有懂得他的意思是由于不了解他的新思想和不懂得辩证法,这话听起来真是令人好笑。其实,当《不该这么办》一文写成时,能懂得的只有十来个住在日内瓦郊区两个地方(其地名的第一个字母相同)[140]的人。普列汉诺夫同志的不幸,就在于他把只是写给这十来个参与代表大会以后同少数派斗争全过程的人看的一大堆暗示、责备、代数符号和猜测,搬到了成千上万的读者面前来。普列汉诺夫同志所以陷入这种不幸,是因为他正好违背了他自己很不恰当地提到的一个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正因为如此,用抽象的形式把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向马尔托夫分子让步的具体思想包起来,是不妥当的。

  普列汉诺夫同志当作新的口号提出来的让步,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正当的和必要的:或者是让步者深信要求让步者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正直的政治家总是公开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而向那不合理的、对事业有害的要求实行让步。从这篇文章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指的是后一种情况:他直爽地说要向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现在全体党员已经从同盟代表大会记录中知道这就是马尔托夫分子)实行让步,说为了避免分裂而必须让步。可见,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所谓新思想完全可以归结为一句并不怎么新的处世格言: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小的机会主义愚蠢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言论总比党的大分裂好。普列汉诺夫同志写这篇文章时,清楚地知道少数派是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并知道它是用无政府主义手段进行斗争的。普列汉诺夫同志主张,要用个人让步的办法同这个少数派作斗争,正象(又是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德国社会民主党同伯恩施坦作斗争时那样。倍倍尔在他自己的党的几次代表大会上曾公开声明,说他不知道有什么人比伯恩施坦同志(不象普列汉诺夫同志以前那样喜欢把他称为伯恩施坦先生,而是称为伯恩施坦同志)更容易接受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把他放到我们这个环境中间,我们要选派他做国会议员,我们要进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但不是用过分激烈的手段(象索巴开维奇—帕尔乌斯那样)来反对这位修正主义者,我们要“用温和的手段杀死”(kill with kindneess)这位修正主义者,正如麦·贝尔(M.Beer)同志(我记得似乎是他)在一次英国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称道德国人乐于让步、爱好和平、温和、灵活和审慎,而反对英国的索巴开维奇—海德门的攻击时所说的那样。同样,普列汉诺夫同志也想“用温和的手段杀死”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位同志的小无政府主义和小机会主义思想。诚然,普列汉诺夫同志一方面十分清楚地暗示到“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同时却有意把修正主义者说得含糊不清,好象他指的是从机会主义转向正统派方面的工人事业派分子,而不是开始从正统派转向修正主义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但这种军事策略未免太幼稚了[注:在党代表大会以后根本就没有人谈到要对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布鲁凯尔等同志实行让步。我没有听说过他们也要求“增补”。我甚至怀疑,斯塔罗韦尔同志或马尔托夫同志在他们两人以“党内半数”名义递给我们公文和“照会”时,是否和布鲁凯尔同志商量过……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马尔托夫同志以坚强的政治战士十分气愤的心情提出抗议,说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同梁赞诺夫或马尔丁诺夫联合”,说他根本没有想到可能同他们“勾结”,甚至没有想到可能同他们一起(以编辑身分)“为党工作”(同盟记录第53页)。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严厉地谴责“马尔丁诺夫的倾向”(第88页),而当正统派同志巧妙地暗示说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好象是“承认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以及其他同志同样有权随意召集会议,为自己制定章程并按照这个章程行事”(第99页)时,马尔托夫分子马上就来否认这一点,就象彼得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一样[141](第100页,“正统派同志担心”“阿基莫夫们、马尔丁诺夫们,等等”,“是没有根据的”)。],这种构筑得很不高明的工事根本挡不住全党公论的炮火。

  所以,谁只要了解当时政治形势的具体情况,谁只要洞察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心理,谁就会懂得我当时不能有什么别的做法。我这样说是针对那些责怪我不应该让出编辑部的多数派分子的。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转变了态度,由一个多数派变成了一个坚决的调和派,而我当时只能从最好的意义上解释他的这种转变。也许普列汉诺夫同志想在他的文章里提出一个达到善意的和真诚的和平的纲领?凡是这样的纲领都要求双方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普列汉诺夫同志指出了多数派的什么错误呢?——对修正主义者采取了索巴开维奇式的过分激烈的态度。不知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是他自己所说的关于驴子的那些挖苦话呢?还是当阿克雪里罗得在场时十分轻率地讲的那些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话;普列汉诺夫同志宁愿使用“抽象”说法,并把罪过转嫁到别人头上。当然,各有各的爱好。但是,我无论在给一个火星派分子的信中还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都公开承认过我本人说话过于激烈;我怎么会不承认多数派方面的这种“错误”呢?至于讲到少数派,普列汉诺夫同志很清楚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是修正主义(参看他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机会主义和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关于饶勒斯主义的论述)和导致分裂的无政府主义。难道我能阻挠用个人让步以及种种“kindness”(亲切的、温和的手段)使人们承认这种错误并消除它的害处的尝试吗?既然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直率地劝告大家“宽恕”那些“只是由于某种程度的动摇”而成了修正主义者的“对手”,我又怎么能阻挠这样一种尝试呢?而既然我不相信这种尝试能有什么良好结果,那么我除了在中央机关报方面作出个人让步,并为维护多数派的立场而转移到中央委员会去以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注:关于这一点,马尔托夫同志很中肯地说我是带着武器和行囊转移的。马尔托夫同志喜欢使用军事比喻:向同盟进军、战役、治不好的枪伤,如此等等。老实说,我也有使用军事比喻的癖好,特别是现在从太平洋传来的消息很引人注意的时候。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如果用军事术语来说明,那么事实就是: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占领了两座炮台。你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攻击这两座炮台。在第一次小规模的相互射击以后,我的一位同事,一座炮台上的指挥官,敞开了大门迎接敌人。我当然就带着自己的一小队炮兵转到另外一座几乎还没有筑好工事的炮台上去,以便“低挡”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军。我甚至提议讲和:我为什么要同时和两个强敌作战呢?但是,新的联军对我的讲和和建议的回答是,炮轰我这座“残存的”炮台。我只好开炮还击。这时,我过去的同事、那位指挥官却带着愤怒的神情一本正经地喊道:看哪,善良的人们,这个张伯伦多么不喜欢和平啊!]当时我不能绝对否认这种尝试可能成功而独自对于可能发生的分裂负责,因为我自己在10月6日的信中也曾经想用“个人意气用事”来解释这种无谓争吵。至于维护多数派的立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我自己的政治职责。在这方面指望普列汉诺夫同志是很困难和很危险的,因为所有的情况表明,普列汉诺夫同志是要把他所谓“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当自己的好战癖性同政治的考虑相抵触时没有权利迷恋这种癖性”这句话辩证地解释成:如果一定要射击,那就射击多数派更合算些(按日内瓦11月间的天气来说)……当时所以必须维护多数派的立场,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同志公然违反了要求具体地全面地观察问题的辩证法,在说到革命家的善良的(?)愿望时谦虚地回避了对一个革命家的信任问题,即对一个领导了我们党内一定派别的“无产阶级领导人”的信任问题。普列汉诺夫同志讲到无政府个人主义,劝告大家“有时”应该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装作看不见,“有时”要向“同忠实于革命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的感情所引起的”知识分子放肆行为让步,但是他显然忘记了也应该考虑到党内多数派的善良愿望,忘记了应该让实际工作者来确定对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让步到什么程度。同幼稚的无政府主义谬论进行文字斗争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在同一个组织内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实际工作就比较困难了。如果一个著作家竟然要自己来确定对于无政府主义在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那就只能暴露出他过分的、学究气十足的、文人的自命不凡。普列汉诺夫同志一方面堂皇地宣称(正如巴扎罗夫所说的那样,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142]),一旦发生新的分裂,工人们就会不再理解我们,但同时他自己又着手在新《火星报》上登载许多文章,这些文章的真正的具体的含义,不仅工人必然不能了解,而且全世界的人都不能了解。怪不得有一个中央委员[143]读了《不该这么办》一文的校样,曾警告过普列汉诺夫同志,说他这篇文章恰巧破坏了他自己想把某些文件(党代表大会记录和同盟代表大会记录)公布范围稍微缩小的计划,因为这篇文章激起人们的好奇心,使一些带有刺激性而又完全暧昧不明的东西成为街谈巷议的资料[注:我们在一所门窗都关闭起来的屋子里进行非常热烈的争论。突然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跳了起来,猛地打开了临街的窗子,开始大声叫喊反对什么索巴开维奇、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等等。于是,街上自然就聚集了一群游手好闲、爱看热闹的人,而我们的敌人不禁幸灾乐祸起来。那时,其他参加争论的人也走到窗前,表示愿意把问题从头到尾说个清楚,而不要再作那些谁也不懂的暗示。这时窗子又被砰的一声关上了,说什么不值得谈论这些无谓争吵(《火星报》第53号第8版第2栏倒数第24行)。普列汉诺夫同志,本来就不值得在《火星报》上开始谈论这些“无谓争吵”[144],——这样说才对!],必然使人们大惑不解,他们会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怪不得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一篇议论抽象和含义暧昧的文章使社会民主党的敌人拍手称快:《革命俄国报》为此跳起了康康舞[145],《解放》方面的彻底的修正主义者对此也备加赞扬。所有这些后来普列汉诺夫同志很可笑而又很可悲地企图摆脱的可笑而又可悲的误解[146],其根源就在于他违背了具体问题应该根据问题的全部具体情况加以分析这一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所以,司徒卢威先生感到高兴也是完全自然的,他对普列汉诺夫同志所追求的(但是不一定能够达到的)那些“良好的”目的(用温和的手段杀死)毫不关心;司徒卢威先生欢迎而且也不能不欢迎现在人人都看见的在新《火星报》上开始的向我们党内机会主义派方面的转变。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仅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欢迎社会民主党内发生的每一次向机会主义的转变,哪怕是最小的和暂时的转变。聪明的敌人所作的估计很少是纯粹的误会。告诉我,谁在赞扬你,我就能告诉你,你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普列汉诺夫同志希望读者粗心大意,企图把事情说成是多数派绝对反对在增补方面作个人让步,而不是反对从党内的左派转变为右派,但这是徒劳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了避免分裂而作了个人让步(这是很值得表扬的),而在于他虽然完全承认同那些态度不一贯的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争论的必要性,却宁可同多数派进行争论,而他同多数派的分歧就在于对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问题的实质完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改变了编辑部的人选,而在于他背叛了他自己同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争论的立场,不再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维护这个立场。

  至于说到当时作为多数派的唯一有组织的代表机关的中央委员会,那么普列汉诺夫同志当时同中央委员会的分歧,只是在于对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自从11月1日我退出编辑部而让“用温和的手段杀死”的政策自由实行的时候起,几乎已经一个月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有充分可能通过各种交往来检验这个政策是不是行得通。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他的《不该这么办》一文,这篇文章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马尔托夫分子进入编辑部的唯一的入场券。有两个口号——修正主义(同它应该用宽恕对手的态度来进行争论)和无政府个人主义(对它应该加以安抚,用温和的手段杀死它),特别鲜明地印在这张入场券上。先生们,请进吧,我会用温和的手段杀死你们的,——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同志通过这个请贴对自己的编辑部新同事们说的话。当然,中央委员会只得说出自己的最后的话(最后通牒,也就是争取和平解决的最后的话),即从中央委员会的观点看来,容许对无政府个人主义实际上让步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你们愿意和平,那我们就会给你们一定数量的席位,以表明我们态度温和,爱好和平,愿意让步等等(我们为了保障党内和平不能给你们更多的东西了,和平并不意味着没有争论,而是意味着不许无政府个人主义破坏党)。请你们接受这些席位并逐渐从阿基莫夫方面转到普列汉诺夫方面吧。或者是你们想坚持并发展你们的观点,最终地转到(哪怕只是在组织问题上)阿基莫夫方面去,使党相信你们是正确的,而普列汉诺夫是错误的,那就请你们组织自己的著作家小组,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开始用诚实的斗争和公开论战的手段争取多数吧。中央委员会在1903年11月25日的最后通牒内(见《戒严状态》和《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注:至于马尔托夫在《戒严状态》中引用私人谈话等等歪曲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的把戏,我当然是不准备加以分析的。这套把戏就是我在前一节曾经说过的“第二种斗争方法”,这套把戏只有神经病理学专家才有本事把它弄清楚。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在那里硬说他们同中央订立过不发表谈判内容的协定,可是这种协定不管怎样去找,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当时代表中央进行谈判的特拉温斯基同志曾用书面通知我,说他认为我有权在《火星报》以外的刊物上发表我给编辑部的信。

  不过马尔托夫同志那里有一个词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词就是“最坏的波拿巴主义”。我觉得,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这个概念是非常恰当的。让我们冷静地看一看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吧。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意味着用形式上合法而实质上违反人民(或党)意志的手段来取得权力。马尔托夫同志,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让公众来判断,是谁的所作所为应该被指责为“最坏的波拿巴主义”:是本来可以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行使自己的不让马尔托夫分子进来的正式权利而没有行使这种权利的列宁和伊格列克呢,还是那些在形式上正当地占据了编辑部(“一致同意的增补”)而明知这在实质上不符合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并害怕第三次代表大会将来会检查这种意志的人们?])十分清楚地向马尔托夫分子提出的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完全符合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人在1903年10月6日给原来的编辑们写的那封信的内容:或者是个人意气用事(那就可以在最坏的情况下实行“增补”),或者是原则性的分歧(那就要先说服党,然后才谈得上改变中央机关的人选)。中央委员会有理由让马尔托夫分子自己来解决这个二者择一的难题,尤其是因为正好在这时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宣言书”(《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里写过如下一段话。

  “少数派只要求得到一种荣誉,即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作出第一个这样的范例:可以处在‘失败者’的地位而不成立新党。少数派的这种立场是出自他们对党组织发展过程的全部看法,出自他们对他们自己同以往的党的工作之间的牢固联系的认识。少数派不相信‘纸上革命’的神秘力量,认为自己的意愿有深刻的十分重要的根据,能保证他们在党内用纯粹思想宣传手段使自己的组织原则取得胜利。”(黑体是我用的)

  多么漂亮、多么自负的言词啊!而当我们根据实际经历清楚看到这仅仅是一些言词时,又是多么痛苦啊……马尔托夫同志,对不起,现在我要代表多数派要求获得你们不配获得的这种“荣誉”了。这种荣誉确实是一种很大的荣誉,值得为它一战,因为小组习气的传统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过分轻率地进行分裂和过分热心地运用“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这一格言。


  ——

  大快事(有一个统一的党)应当高于并且确实高于小别扭(指为增补进行的无谓争吵)。我退出了中央机关报,伊格列克同志(是我和普列汉诺夫推举他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参加总委员会的)退出了总委员会。马尔托夫分子用一封等于宣战的信(见我们引用过的那本书)回答了中央委员会提议和平解决的最后的话。那时,并且直到那时,我才给编辑部写信(《火星报》第53号)说到公论问题[注:见本卷第86—90页。——编者注]。我说,如果真要谈论修正主义,争论不彻底性和无政府个人主义,争论一些领导人的失败,先生们,那就让我们把一切都说出来,痛痛快快地说出全部事实真相吧,——这就是我那封谈到公论问题的信的内容。编辑部对这封信的回答是破口大骂,并冠冕堂皇地训诫说:不要挑起“小组生活中的琐事和无谓争吵”(见《火星报》第53号)。我暗自忖度:啊,原来是“小组生活中的琐事和无谓争吵”……es ist mir recht,这和我的想法一样,先生们,这我倒是同意的。这就是说,你们把“增补”问题上的纠纷公开叫作小组的无谓争吵了。这倒是真话。可是,同一个(似乎是同一个)编辑部在同一号(第53号)的社论中又谈起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那么这种杂音又是怎么回事呢?[注: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杂音”只是因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中有杂音。“无谓争吵”是普列汉诺夫写的(见他在《可悲的误解》中的自白,第57号),而社论《我们的代表大会》是马尔托夫写的(《戒严状态》第84页)。真是各唱各的调。]你不要提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增补而斗争的问题,因为这是无谓争吵。我们却要提出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的问题,这不是无谓争吵,而是关于“形式主义”问题的原则分歧。我想:不,亲爱的同志们,对不起,你们这么做可不行啊。你们要向我这座炮台开火,同时又要我把炮交给你们。真是开玩笑!于是我就写了一封《给编辑部的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注:见本卷第91—98页。——编者注],并且把它发表在《火星报》以外的地方;我在这封信中简略地说明了事实真相,并且一再询问,可以不可以按照你们占有中央机关报而我们占有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分配原则讲和。任何一方面都不会觉得自己在党内是“外人”,至于向机会主义方面的转变问题,我们可以争论,首先在报刊上,以后也许还要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争论。

  一听到我提起讲和,所有敌人的炮台,包括总委员会在内,都立刻开炮作为回答。真可谓弹如雨下。什么专制君主,施韦泽,官僚主义者,形式主义者,凌驾于中央之上,片面性,简单生硬,顽固不化,心胸狭隘,疑神疑鬼,生性乖僻……好极了,我的朋友们!你们发射完了吗?你们的军火库里再没有什么存货了吗?你们的炮弹实在太不顶事了……

  现在该我说话了。现在我们看一看新《火星报》的新组织观点的内容,以及这些观点同我们党内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关系,关于这种划分的实质,我们在分析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时已经说过了。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在剖析新《火星报》的原则立场时,无疑应当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两篇小品文[注:这两篇小品文已收入《〈火星报〉的两年》文集第2册第122页及以下各页(1906年圣彼得堡版)。(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当作基本材料。关于他爱用的那一套字眼的具体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详细地指出来了,因此现在应当竭力撇开这种具体意义,来仔细考察一下迫使“少数派”(根据某种细小的琐碎的论据)得出正是这些而不是什么别的口号的思考过程,探讨一下这些口号的原则意义,而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不管“增补”问题如何。目前我们正处在让步空气浓厚的时候,那就让我们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让一下步,“认真地谈谈”他的“理论”吧。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一个基本论点(《火星报》第57号)是,“我们的运动一开始就包含着两种对立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互相对抗,不能不随着运动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不能不影响这个运动”。这就是说:“在原则上,运动的无产阶级目的〈在俄国〉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一样的。”可是,我们这里影响工人群众的却是“对他们说来是异己的社会成分”,即激进知识分子。总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认定,我们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倾向和激进知识分子倾向之间的对抗。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这种对抗是确实存在的(并且不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一个党内)。而且,大家都知道,正是这种对抗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现代社会民主党已经划分成革命的(或正统的)和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内阁主义、改良主义的)两派,而这种划分也在我们俄国近十年来的运动中充分地显露了出来。同时大家又知道,社会民主党正统派所代表的正是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所代表的则是民主知识分子倾向。

  可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多少触及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时,便胆怯地向后退缩了。他没有作任何尝试来认真分析一下,上述这种划分一般在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史上,尤其是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究竟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虽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写的正是有关代表大会的问题!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同新《火星报》整个编辑部一样,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怕得要死。我们了解前面说过的一切之后不会对此表示惊奇,但是,这对一个仿佛在研究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理论家”却是一件害怕真相的奇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由于自己的这种特性,避开了关于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最新最精确的材料,而求救于惬意的幻想。他说:“既然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半马克思主义给我国自由派提供了一个文坛上的领袖,为什么捉弄人的历史就不能从正统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提供一个领袖给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呢?”[147]关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这种惬意的幻想,我们只能说,如果历史有时是在捉弄人,那么,这并不能替一个分析这种历史的人的捉弄人的思想作辩护。当那位半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显露出是一个自由派分子时,那些愿意(和善于)探讨他的“倾向”的人所引证的并不是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而是这位领袖数十种甚至数百种心理和逻辑的表现,是他全部著作的面貌特征,这些特征显出了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148]。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分析“我们运动中的一般革命倾向和无产阶级倾向”时,丝毫——确实是丝毫——不能证明并指出他所痛恨的党内正统派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某些倾向,那他只不过是郑重地证明自己思想贫乏罢了。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只能引证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那么他的事情想必已经是十分不妙了!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另一引证,即关于“雅各宾派”的引证,是更有教益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早已——并且不仅在俄国——使人有了运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比拟”的借口。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随时随地都在用“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之类的词来形容自己的对手。我们不会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那样害怕真相,且让我们来翻阅一下我们代表大会的记录,看看这些记录究竟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供我们分析和检查现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些倾向和我们所剖析的这种比拟。

  第一个例子。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争论。阿基莫夫同志(他“完全赞同”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声明:“关于夺取政权〈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条文写得跟所有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同,这种写法有可能被解释成领导组织的作用一定会把受它领导的阶级推到后面去,并使前者同后者隔离开,而且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解释的。因此,我们的政治任务也就表述得完全和‘民意党’的一样。”(记录第124页)普列汉诺夫同志和其他火星派分子反驳了阿基莫夫同志,指责他这是一种机会主义观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向我们表明了(是用事实,而不是用想象的历史捉弄)社会民主党内现代雅各宾派和现代吉伦特派的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谈起雅各宾派来,不正是因为他(由于他所犯的错误)已经与社会民主党内的吉伦特派为伍了吗?

  第二个例子。波萨多夫斯基同志认为在“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这个“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第169页)。他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否认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中派”或泥潭派首领(叶戈罗夫)和反火星派首领(戈尔德布拉特)坚决反对这种看法,认为普列汉诺夫是在“仿效资产阶级的策略”(第170页),——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关于正统派同资产阶级倾向的联系的看法,所不同的只是阿克雪里罗得没有把这种看法具体地说出来,而戈尔德布拉特则把它同一定的辩论联系了起来,我们不妨再问一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也向我们具体地(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表明了现代社会民主党内有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相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高喊反对雅各宾派,不正是因为他已经与吉伦特派为伍了吗?

  第三个例子。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究竟是谁在捍卫“我们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谁在强调说明工人不怕组织,无产者不同情无政府状态,无产者重视“组织起来!”的号召,谁在提醒人们防范那些浸透机会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是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究竟是谁在把激进知识分子拉到党里来,谁在念念不忘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单干人物和激进青年呢?是吉伦特派分子阿克雪里罗得伙同吉伦特派分子李伯尔。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为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散播的那个加给“劳动解放社”多数人的“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进行辩护,可是他辩护得多么笨拙啊!他不过是重弹伯恩施坦派的一些关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陈词滥调,从而证实这个罪名有根有据罢了!他高喊什么激进知识分子的危险,无非是为了掩饰他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那些念念不忘这种知识分子的言论。

  使用雅各宾主义等等这些“吓人的字眼”,只是暴露出自己有机会主义思想罢了。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留恋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迷恋民主要求的绝对价值的吉伦特派分子,就是机会主义者。现在,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活动的思想已经在出版物上被驳斥过几千次了,它早就被实际生活驳倒和排挤掉了,群众性的政治鼓动的根本重要意义已经被阐明和反复地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机会主义者还会认为密谋组织是危险的东西。人们害怕密谋主义即布朗基主义的实际原因,并不是实际运动显露出来的某种特征(象伯恩施坦之流早就枉费心机地力图证明的那样),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在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常常暴露出来的吉伦特派的怯懦心理。最滑稽不过的就是新《火星报》拼命想说出一种新意见(其实这种意见早已有人说过几百次了),即要人们防范40年代和60年代法国革命密谋家的策略(第62号上的社论)[149]。在即将出版的一号《火星报》上,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大概会给我们举出这样一批40年代的法国密谋家,对这些人来说,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的作用,工人报纸作为党用来影响阶级的基本工具的作用,早已成了背得烂熟的起码常识。

  可是,新《火星报》力图在发表新意见的幌子下重提旧事和反复咀嚼起码的常识,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已经陷到我党机会主义派中去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所处的地位的必然结果。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就得讲什么样的话。所以他们只好重复机会主义词句,只好向后退,以便从遥远的过去找到一点什么理由来替自己的立场辩护,但从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来看,从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党内各种不同的色彩和派别划分来看,这个立场是无法辩护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除了谈一些阿基莫夫式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深奥思想,还发了一些阿基莫夫式的怨言,说不仅“经济派”而且“政治派”也有“片面性”、过分“迷恋”的毛病等等。当你在妄自尊大、自以为比有上述一切片面性和迷恋毛病的人高明的新《火星报》上读到有关这个题目的高谈阔论时,你就会惶惑莫解地自问道:他们在描画什么人的肖像?他们从哪里听过这种对话?[150]谁不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的时期早已过去了呢?你们看看党代表大会以前一两年的《火星报》就会知道,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还在1902年就平息下去了,完全停止了;就会知道,例如,在1903年7月(第43号),人们就认为“经济主义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经济主义“已经被彻底埋葬了”,认为政治派的迷恋是一种明显的返祖现象。《火星报》新编辑部究竟根据什么理由重新提起这个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划分呢?难道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阿基莫夫们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两年以前在《工人事业》上犯的那些错误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成了十足的白痴了。可是,谁都知道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阿基莫夫们进行斗争,不是因为他们在《工人事业》上所犯的旧的、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和表决时犯了新的错误。我们并不是根据他们在《工人事业》上的立场,而是根据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来判断究竟哪些错误已经真正消除,哪些错误仍然存在,因而有争论的必要。到举行代表大会时,经济派和政治派这种旧的划分已不存在,但是各种机会主义倾向仍然存在,这些倾向曾经在讨论和表决许多问题时表现了出来,并且终于造成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新划分。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火星报》新编辑部由于某些很明显的原因力图掩盖这种新的划分同我们党内当前机会主义的联系,因此也就不得不从新的划分退到旧的划分上去。既然不能说明新的划分的政治起源(或者说,为了表明肯于让步而想掩盖[注:见《火星报》第53号上普列汉诺夫关于“经济主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副题上,大概印错了几个字。“关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几点公开意见”显然应该是“关于同盟代表大会”,也许是“关于增补”。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个人的要求作些让步,然而决不容许——不是从庸人观点而是从党的观点来看——把党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混淆起来,不能把已经开始由正统派方面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所犯的新错误问题,偷换为今天在纲领和策略的许多问题上也许愿意由机会主义方面转到正统派方面来的马尔丁诺夫们和阿基莫夫们所犯的旧错误(即现在只有新《火星报》才会想起的错误)问题。]这种起源),那就只好去反复咀嚼早已过时的旧划分。尽人皆知,新划分的根据是组织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组织原则(党章第1条)的争论开始,而且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干得出来的“实践”作为结束。经济派和政治派之间的旧划分的根据主要是策略问题上的分歧。

  这种从党内生活的真正是当前迫切的更为复杂的问题退回到早已解决而现在又故意翻腾出来的问题上去的行为,新《火星报》正在竭力用一种只能称为尾巴主义的可笑的深奥思想加以辩护。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那个贯穿在新《火星报》一切言论中的深奥“思想”,就是认为内容比形式重要,纲领和策略比组织重要,认为“组织的生命力同它所灌输给运动的那种内容的范围和意义成正比”,认为集中制不是“独立自在的东西”,不是“万应灵丹”等等等等。这是多么深奥而伟大的真理啊!纲领的确比策略重要,策略比组织重要。识字课本比词法重要,词法比句法重要,——可是,对于那些在考试句法时没有及格而现在居然因留级而骄傲和自夸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组织原则问题上的议论象一个机会主义者(党章第1条),而在组织中的行动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而现在,他又在加深社会民主主义了——他说:葡萄是酸的![151]其实,什么是组织呢?它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什么是集中制呢?它并不是万应灵丹;什么是句法呢?它并不象词法那样重要,它不过是把各个单词联结起来的一种形式罢了……《火星报》新编辑部得意地问道:“如果我们说,代表大会制定党纲要比它通过一个无论怎样完善的党章更能促进党的工作的集中化,难道亚历山德罗夫同志会不同意我们的说法?”(第56号的附刊)可以设想,这个经典性的名言将要博得的广泛而持久的历史名声,不会亚于克里切夫斯基同志所说的那句名言:社会民主党也和人类一样,永远只给自己提出可以实现的任务。新《火星报》的这个深奥思想真是与此如出一辙。为什么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的这句话遭到讥笑呢?这是因为他用了一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他们不能正确地提出政治任务辩护。同样,新《火星报》也是用一种所谓党纲比党章重要、党纲问题比组织问题重要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组织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某些同志的那种导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知识分子的不坚定性辩护!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这难道不是因留级而自夸吗?

  通过党纲要比通过党章更能促进工作的集中化。这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散发着多么浓厚的激进知识分子的气味,这种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颓废思想比对社会民主主义要亲近得多!要知道,集中化这个词在这句名言里完全是从象征的意义上理解的。如果说这句话的人不善于或者不愿意思索,那么他们至少也应当回忆一下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和崩得分子共同通过党纲,不仅没有使我们共同的工作集中化,而且也没有使我们避免分裂。在党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的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天啊!在今天一切概念都弄得混淆不清的时候,一个多么浅显的道理也要人翻来覆去地讲!)。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当我们在纲领和策略的基本问题上还没有一致时,我们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我们曾直截了当地声明,在统一之前必须划清界限,我们当时还没有说到共同组织的形式,只是谈到在纲领和策略方面同机会主义斗争的那些新问题(这在当时确实是些新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斗争已经保证了表述在党纲和党关于策略的决议中的充分的一致;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于是我们就在我们大家的同意下采取了这个步骤:我们制定了把一切小组融为一体的统一组织的形式。现在却有人把这些形式破坏了一半,把我们拉向后退,退到无政府主义的行为,退到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退到恢复小组来代替党的编辑部,而现在又用什么识字课本比句法更能促使文理通顺来替这种倒退辩护!

  三年前在策略问题上盛行一时的尾巴主义哲学,现在又在组织问题上复活了。我们不妨看看新编辑部发表的这样一段议论。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说:“战斗的社会民主主义方针,在党内应当不单单通过思想斗争,而且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行。”编辑部教训我们说:“把思想斗争和组织形式这样相提并论,的确不坏。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在第56号的附刊第4版第1栏下面确实就是这样说的!〉,这些形式应当包着一种流动的、发展着的内容,即发展着的党的实际工作。”这种说法和那种说铁弹是铁弹,炸弹是炸弹[152]的笑话毫无二致。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包着内容的形式!问题在于我们的思想斗争是由较高级的形式,即对大家都有约束力的党组织的形式包着呢,还是由过去的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的形式包着。人们把我们从较高级的形式拉回到较原始的形式上去,并且还为此辩护,说什么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形式不过是形式。这和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很久以前把我们从策略-计划拉回到策略-过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不妨看一看新《火星报》为了反对那些似乎只顾形式却忽略了内容的人而说的这些关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的大话(第58号的社论)。难道这不是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吗?头号阿基莫夫主义常拿“无产阶级斗争”的更“深刻”内容,拿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策略任务的提法上的落后辩护。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现在也用组织不过是形式而整个实质在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这种同样深奥的理由,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组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落后辩护。替小兄弟操心的先生们,无产阶级是不怕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去操心让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和中学生先生因为在党组织的监督下工作,就被承认为党员的。无产阶级由它的全部生活养成的组织性,要比许多知识分子彻底得多。对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已经有所认识的无产阶级,是不会用形式不如内容重要的口实来替组织上的落后辩护的。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在敌视和鄙视无政府主义空话方面缺乏自我教育。正如头号阿基莫夫们从前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进行政治斗争的地步一样,现在第二号阿基莫夫们也在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组织起来的地步。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感到自己是党的一员的无产者,也一定会象他从前用十分鄙视的态度斥责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斥责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最后,请看一看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的深奥思想吧。他说:“建立一个能将革命家的活动〈用黑体是为了加深意思〉统一集中起来的‘战斗的’集中组织的思想,即使被人正确理解,也只有在有了这种活动的时候才会自然实现〈真是既新颖又聪明〉;组织本身作为一种形式〈注意,听着!〉,只能随着〈这里以及这段引文里其他各处的黑体,都是原作者用的〉构成其内容的革命工作的开展而成长起来。”(第57号)这岂不又一次使我们想起民间故事里的那个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的人物吗?[153]大概,我们党内没有哪一个实际工作者(不带引号的)不了解:我们活动的形式(即组织)老早就落在内容的后面了,并且落后得太远了;只有党内的伊万努什卡才会向落在后面的人们喊:齐步前进!不要抢先!不妨拿我们党和崩得比较一下。毫无疑义,我们党的工作内容[注:且不必说,我们党的工作内容在代表大会上是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确定的(在纲领等等中),这只是用斗争的代价换来的,是我们同那些反火星派分子以及在“少数派”内占大多数的泥潭派分子斗争的结果。关于“内容”问题,如把旧《火星报》所出版的6号(第46—51号)同新《火星报》所出版的12号(第52—63号)比较一下,那也是很有趣的。但这只好另外有机会再说了。]要比崩得的工作内容丰富、多样、广泛、深入得多。理论规模更巨大,纲领更成熟,对工人群众(不仅对有组织的手工业者)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样,在先进分子和普通分子那里的政治工作的脉搏更活跃,在游行示威和总罢工时开展的人民运动更壮阔,在非无产者阶层中进行的活动更有力。可是“形式”怎样呢?我们工作的“形式”同崩得工作的形式比起来竟落后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落后得使每一个对自己党内事务不“袖手旁观”的人都感到痛心和羞愧。工作的组织比工作的内容落后,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并且远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远在组委会成立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了。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我们无法采取继续前进的重大步骤来发展内容,因而造成了可耻的停滞,力量的浪费,言行的不一。大家都为这种言行不一而大伤脑筋,可是阿克雪里罗得们和新《火星报》的“实际工作者们”,却在这时来鼓吹他们的深奥思想:形式只应当随着内容自然地成长起来!

  请看,如果有人想加深谬论并从哲学上替机会主义词句找根据,那么在组织问题(党章第1条)上所犯的小错误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吧。要慢慢地走,要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154]——从前我们就听见有人在策略问题上唱这个调子;现在我们又听见有人在组织问题上唱这个调子。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是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的自然的和必然的产物,只要他开始把自己的(起初也许是偶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上升为观点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特别的原则意见分歧,就会是这种情况。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我们看见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开端;在新《火星报》上,我们又看见有人企图把它上升为观点的体系。这种企图十分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表示过的意见: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跟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者的观点是不同的。例如,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他的深奥思想我们已经领教过了)揭发我,说我把党想象成一个“大工厂”,厂长就是中央委员会(第57号的附刊)。这位“实际工作者”根本没有料到,他提出来的这个吓人的字眼一下子就暴露出既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实际工作又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理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一贯教导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对这种学校怕得要死,对这种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这种思想方法产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叫作Edelanarchismus的无政府主义,即“贵族式的”无政府主义,我说也可以把它称作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虚无主义者身上是特别突出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在这方面他们认为特别可怕的,就是把编辑变成撰稿人),他们一听见别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轻蔑地说(对“形式主义者”),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这是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马尔托夫同志在《火星报》第58号上就是这样教训我的,并且为了更加使人信服,还从《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引了我本人的话。举一些涣散时代的例子,小组时代的例子,来替在党性时代保持和赞美小组习气、无政府状态辩护,这难道不是“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

  为什么从前我们不需要章程呢?因为当时党是由一些彼此没有任何组织联系的单个小组组成的。当时由这一小组转到另一小组,只是个人“自愿”的事情,并没有任何正式规定的整体意志作为他的行动的准绳。各个小组内部的争论问题不是按照章程,“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相威胁”来解决,正如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8页。——编者注]里根据许多小组特别是我们六人编辑小组的经验所说的那样。在小组时代,这种现象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要赞美它,没有认为它是理想的;大家都埋怨过这种涣散状态,大家都为此感到苦恼,渴望把各个零星小组融为一个正式的党组织。现在,这种融合实现了,却有人把我们拉向后退,用冒充最高组织观点的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来款待我们!在那些过惯了穿着宽大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奥勃洛摩夫[155]式的家庭式小组生活的人们看来,正式章程是太狭隘、太狭窄、太累赘、太低级了,太官僚主义化、太农奴制度化了,太约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不了解,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狭隘的小组联系。一个小组内部或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在过去是不需要规定的,也是无法规定的,因为这种联系是靠朋友关系或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信任”来维持的。党的联系不能而且也不应当靠这两种东西来维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保证我们摆脱小组的刚愎自用,摆脱小组的任意胡闹,摆脱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小组争吵。

  新《火星报》编辑部打出的一张反对亚历山德罗夫的王牌,就是用教训的口吻指出:“信任是一种微妙的东西,决不能把它钉到人心和脑袋里去。”(第56号的附刊)编辑部不了解,正是提出信任——单纯的信任——这一范畴本身,再一次把它那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组织上的尾巴主义暴露了出来。当我还只是一个小组——无论《火星报》六人编辑小组或《火星报》组织——的成员时,譬如我为了说明我不愿意同某某人在一起工作,我有权拿那种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不信任当作唯一的借口。当我成了一个党员时,我就没有权利只凭感情来表示不信任了,因为我这样做,便给以前小组习气盛行时代的一切任意胡闹和刚愎自用的现象大开方便之门;我有责任用正式的理由,即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策略、我们党章中某一项正式规定的原则来说明我为什么“信任”或“不信任”;我就不能只限于盲目的“信任”或“不信任”,而必须承认我自己的决定以及党内任何一部分的一切决定都要对全党负责;我必须遵照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自己的“不信任”,来实现根据这种不信任所得出的观点和愿望。我们已经从盲目“信任”的小组观点,提高到党的观点。党的观点要求我们按照受监督的和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和检查信任,可是编辑部却把我们拉向后退,并把自己的尾巴主义叫作新的组织观点!

  请看,我们的所谓党的编辑部是怎样议论那些可能要求派代表参加编辑部的著作家小组的。时时处处都藐视纪律的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教训我们说:“我们不会发怒,我们不会叫起纪律来。”假如提出这种要求的是一个明白事理的集团,我们就同它“达成协议”(原文如此!);不然我们就对它的要求置之一笑。

  你看,这该是一种多么高贵的与庸俗的“工厂式的”形式主义针锋相对的态度呀!其实,这只是编辑部赠给党的一套略加修饰的、充满小组习气的辞令,编辑部感到它不是一个党的机关,而是旧时小组的残余。这种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深奥思想,这种深奥思想把涣散状态推崇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原则,同时在口头上又伪善地把这种涣散状态说成是早已过去了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由上下各级党机关构成的体系,因为在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看来,这种体系不过是办公室里拟制的司厅科股等等的玩意(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根本不需要什么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根本不需要对党的“达成协议”或划清界限的办法作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规定,还是让人们去空谈“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方法,崇尚旧时的小组争吵吧。

  正是在这方面,受过“工厂”训练的无产者可以而且应当来教训无政府个人主义。觉悟的工人早已脱离了害怕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幼稚状态。觉悟的工人善于尊重他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发现的比较丰富的知识、比较广阔的政治视野。可是,随着我们真正的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的战士的心理和爱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应当学会象他很久以前蔑视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蔑视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同吉伦特主义[156]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关于官僚主义和专制的号叫,关于“非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维护自治制的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的惋惜,关于有人要求别人“唯命是从”的滑稽喊叫,关于“庞巴杜尔作风”的伤心抱怨等等,正是含有这样的原则的意思(如果有的话[注:这里我也和在本节其他地方一样,把这些号叫的“增补”的意思撇开不谈。])。任何一个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维护任何一种落后表现,为它辩护,无论在纲领方面、策略方面或组织方面都是如此。新《火星报》维护组织方面的落后表现(尾巴主义),是同维护自治制密切联系着的。诚然,一般说来,经过旧《火星报》三年来的宣传揭露,自治制已经名声很坏了,因此新《火星报》公开维护自治制未免还有些害羞;它还硬要我们相信它喜欢集中制,不过它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只是集中制这个词用了黑体罢了。其实,只要稍微考察一下新《火星报》的“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吗?)所谓集中制的“原则”,处处都会发现自治制的观点。难道现在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看到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在组织问题上已经转到阿基莫夫那里去了吗?难道他们自己不是用所谓“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这句名言郑重地承认了这一点吗?难道阿基莫夫和他的朋友们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不是自治制吗?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正是自治制(如果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话),当时他们令人可笑地竭力证明:部分不应当服从整体,部分在决定自己对整体的关系时可以有自治权,确定这种关系的国外同盟章程可以在违反党内多数的意志、违反党中央机关的意志的情况下生效。现在马尔托夫同志在新《火星报》(第60号)上说到中央委员会指定地方委员会委员问题时公开维护的也正是自治制[157]。我不来谈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和现在在新《火星报》上用来维护自治制的那些幼稚的诡辩[注:马尔托夫同志列举党章各项条文时,恰巧遗漏了说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的一条:中央委员会“分配全党人力”(第6条)。如果不能把工作人员从一个委员会调到另一个委员会,那还怎么分配人力呢?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还需要加以说明,真叫人感到难为情。],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应当指出他有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明显倾向,这种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特征。

  在新《火星报》(第53号)上拿“形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原则”(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原则”相对照,要算是分析官僚主义这个概念的唯一尝试了。这种对照(可惜,这种对照也象提到非火星派分子时那样没有加以发挥,没有加以阐明),也多少有些道理。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这也就是集中制对自治制,也就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后者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在那些狂热坚持这点的人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前者力求由上层出发,坚决主张扩大中央对于部分的权利和权限。在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革命社会民主党力求在组织上由它出发)必然是一个由于自己的活动和自己的革命彻底性而享有极大威信的小组(在我们这里就是《火星报》组织)。在恢复党的真正统一并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解散各个过了时的小组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必然是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尽可能把各个积极组织的所有代表团结起来,任命中央机关(它的成分往往使党内的先进分子而不是落后分子比较满意,让党内的革命派而不是机会主义派比较喜欢),使它们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直到召开下届代表大会为止。至少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情况是如此,而且这种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深恶痛绝的惯例在亚洲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流行起来,虽然流行得很慢,不免要遇到困难,不免要遇到斗争,不免要遇到无谓争吵。

  非常值得指出的是,我在上面所谈到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这些根本特征(自治制、老爷式的或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尾巴主义和吉伦特主义),在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凡是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试问在什么地方没有这种划分呢?),都可以看到,只是作相应的改变(mutatis mutandis)罢了。这种情形最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暴露得特别明显,因为第20号萨克森选区竞选的失败(所谓格雷事件[注:格雷1903年6月16日曾在第15号萨克森选区里被选为国会议员,但他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158]以后辞去了议员职务。第20号选区在议员罗森诺死后出现空缺,该区选民又想推举格雷为候选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萨克森中央鼓动委员会对此表示反对,虽然它们没有权利正式禁止推举格雷为候选人,但是它们终于使格雷放弃了候选人的资格。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了失败。])把党的组织原则提到日程上来了。由这一事件引起了原则问题,这主要是德国机会主义者推波助澜的结果。格雷(他从前是一个牧师,又是一本不无名气的书《当工厂工人的三个月》的作者,是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的“主角”之一)本人是一个顽固的机会主义者,于是彻底的德国机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月刊》[159]就立刻来为他“鸣不平”。

  纲领上的机会主义,自然是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和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相联系的。当时出面陈述“新”观点的是沃尔弗冈·海涅同志。为了向读者说明这个参加社会民主党并带来机会主义思想习气的典型知识分子的面目,只要指出沃尔弗冈·海涅同志是一个比德国的阿基莫夫同志小一点而比德国的叶戈罗夫同志大一点的人物就够了。

  沃尔弗冈·海涅同志在《社会主义月刊》上,也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那样大举进攻。单是文章的标题《对格雷事件的几点民主意见》(《社会主义月刊》4月第4期),就已经很了不起。内容也同样非比寻常。沃·海涅同志反对“侵犯选区自治权”,捍卫“民主原则”,抗议“委任的上司”(即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干涉人民自由选举议员。沃·海涅同志教训我们说,问题并不在于一次偶然事件,而在于一种总的倾向,即“党内的官僚主义和集中制倾向”,对这种倾向,据说过去人们就有所觉察,但是现在变得特别危险了。必须“在原则上承认:党的地方机关是党的生活的体现者”(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所写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这本小册子中抄来的)。不要“习惯于让一切重要政治决定都出自一个中央机关”,党要防备“脱离实际生活的教条政策”(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大谈“实际生活一定会显示自己的力量”那篇发言中借用来的)。沃·海涅同志加深自己的论据说:“如果细心观察事物的根源,如果把这次也和任何时候一样起过不小作用的种种个人冲突撇开不谈,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激烈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大概是暗示“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吧〉,主要是党内的官方人士对‘局外人’〈沃·海涅显然还没有读过那本论反对戒严状态的小册子,因此只好借用一个英国习惯用语:Outsidertum〉不信任,传统对一切异乎寻常的现象不信任,没有个性的机关对一切有个性的东西不信任〈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反对压制个人主动性的决议案〉,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明的那种倾向,即党内的官僚主义和集中制倾向。”

  “纪律”这个概念在沃·海涅同志的心里所引起的高尚愤怒,并不亚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写道:“有人指责修正主义者缺乏纪律,是因为他们给《社会主义月刊》写过文章,有人甚至不愿承认这个刊物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因为它不受党的监督。单是这种试图缩小‘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做法,单是这种让人们在应当普遍实行绝对自由的思想生产方面遵守纪律的要求〈请回忆一下所谓思想斗争是一个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的说法〉,就足以证明官僚主义和压制个性的倾向了。”接着沃·海涅又滔滔不绝地百般攻击这种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尽量集中化的巨大组织,一个策略,一个理论”的可恨倾向,攻击“绝对服从”、“盲目服从”的要求,攻击“简单化的集中制”等等,真是一字不差地“模仿阿克雪里罗得”。

  沃·海涅所挑起的争论激烈起来了,因为在德国党内这个争论没有掺杂什么由增补问题引起的无谓争吵,因为德国的阿基莫夫们不仅在代表大会上而且经常在专门的机关刊物上暴露自己的面目,所以这次争论很快就变成了对正统思想和修正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的分析。以革命派(它当然也和我们这里一样被人加上“独裁”和“宗教裁判”等等的可怕罪名)代表之一的资格出面说话的,是卡·考茨基(《新时代》1904年第28期的《选区和党》——《Wahlkreis und Partei》一文)。他说,沃·海涅的论文“表明整个修正主义派的思想进程”。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在意大利,机会主义者都在竭力维护自治制,力图削弱党的纪律,力图把党的纪律化为乌有,他们的倾向到处都在导向瓦解组织,导向把“民主原则”歪曲为无政府主义。卡·考茨基教训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说:“民主并不是没有权力,民主并不是无政府状态,民主是群众对他们委任的代表的统治,它不同于冒充人民公仆而实际上是人民统治者的其他权力形式。”卡·考茨基在详细考察了各国机会主义的自治制所起的瓦解组织的作用后指出,正是由于“大批资产阶级分子”[注:卡·考茨基把饶勒斯拿来做例子。这种人愈是倾向于机会主义,他们也就“必然觉得党的纪律对于他们的自由个性是一种不可容许的约束”。]参加社会民主党,才使机会主义、自治制和违反纪律的倾向严重起来,并且一再提醒说,“组织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武器”,“组织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德国的机会主义比法意两国的弱些,所以德国的“自治制倾向,暂时还只表现为唱一些反对独裁者和大宗教裁判者,反对开除教籍[注:德语Bannstrahl(开除教籍)这个词,可以说是俄语的“戒严状态”和“非常法”的同义语。这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吓人的字眼”。]和追究异端的相当动听的高调,表现为无休止的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而对这种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加以分析,又只会引起无休止的口角”。

  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比德国的更弱,所以俄国的自治制倾向所产生的东西,其思想成分更少,“动听的高调”和无谓争吵的成分更多,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难怪考茨基要作出结论说:“也许,世界各国修正主义在任何其他问题上,都不象在组织问题上表现得那样性质一致,虽然其形态各不相同,色彩互有差异。”在谈到正统思想和修正主义在这方面的基本倾向时,卡·考茨基也用了“吓人的字眼”:官僚主义对(Versus)民主主义。卡·考茨基写道:据说,给党的执行委员会一种权利,让它对各地方选区选择候选人(国会议员候选人)施加影响,就是“无耻地侵犯民主原则,因为民主原则要求全部政治活动自下而上地由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用官僚主义的办法进行……但是,如果说有什么真正民主的原则,那它就是多数应比少数占优势,而不是相反……”任何一个选区选举国会议员都是关系全党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党至少应当经过党所信任的人(Vertrauensmanner)对指定候选人施加影响。“如果谁觉得这太官僚主义化或太集中化,他不妨提出由全体党员(Samtliche Parteigenossen)来直接表决候选人。既然这办不到,那就不必抱怨说,这项职能也同其他许多有关全党的职能一样由党的一个或几个机关来执行,就是缺乏民主精神。”按照德国党的“习惯法”,从前各个选区也是就提出某某人为候选人的问题同党的执行委员会进行“同志式的商议”的。“可是党现在已经太大了,这个不言而喻的习惯法已经不够了。当人们不再承认习惯法为不言而喻的东西时,当这个习惯法规定的内容以及这个习惯法本身的存在都引起争议时,那它就不成其为法了。因而绝对需要精确地规定这个法,把它明文规定下来……”作更加“精确的章程性的规定(statutarische Festlegung)[注:把卡·考茨基这些关于用正式规定的章程性法规代替不言而喻的习惯法的意见,拿来和我们党尤其是编辑部从党代表大会以来所经历的全部“变更”对照一下,是很有教益的。参看维·伊·查苏利奇的发言(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见第66页及以下各页),她未必能领会现在发生的这种变更的全部意义。[160]],从而加强组织的严格性(groβere Staffheit)”。

  这样你们就看到:在另一个环境中也有同样的斗争,即党内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有同样的冲突,即自治制同集中制的冲突,民主主义同“官僚主义”的冲突,削弱组织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同加强组织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的冲突,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同坚定的无产者的心理的冲突,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的冲突。试问,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捉弄人的历史仅仅私下里许诺有朝一日会指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看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它在德国也有一些聪明敏锐的代表人物,并不亚于我国的解放派先生们,——当时是怎样对待这种冲突的呢?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马上起来对这个新的争论作出反应,并且也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也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竭力支持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德国交易所资本家的著名的《法兰克福报》[161]发表了一篇气势汹汹的社论(1904年4月7日《法兰克福报》第97号晚上版),它表明肆无忌惮地抄袭阿克雪里罗得的言论简直已经成了德国报刊的一种流行病。法兰克福交易所的威风凛凛的民主派分子大肆攻击社会民主党内的“专制”、“党内独裁”、“党内首长的专制统治”,攻击打算用来“惩罚整个修正主义”(请回忆一下“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句话)的“开除教籍”的作法,攻击“盲目服从”、遵守“死板纪律”的要求,攻击“唯命是从”、把党员变成“政治僵尸”(这比讲小螺丝钉和小轮子厉害得多!)的要求。交易所的骑士们看到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反民主的制度,不禁愤愤不平地说:“请看,任何个人特性,任何个性都要加以取缔,因为它们有产生法国那样的情况,即产生饶勒斯主义和米勒兰主义的危险,辛德曼〈在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上〉叙述这个问题时就直截了当地这样说过。”


  ——

  总之,如果说新《火星报》关于组织问题的新字眼有什么原则含义,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机会主义的含义。证实这个结论的,既有对我们那次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党代表大会的全部分析,又有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例,在这些社会民主党内,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也是用同样的倾向和同样的责难表现出来的,并且往往用的是同样的字眼。当然,各国党的民族特点和各国政治条件的不同都会发生相当的影响,因而使得德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法国机会主义,法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意大利机会主义,意大利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机会主义。但是,虽然有上述种种条件的差别,所有这些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基本划分显然是相同的,机会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思想过程和倾向显然是相同的。[注:现在谁也不会怀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在策略问题上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同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是一样的,尽管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同志同冯·福尔马尔和冯·埃尔姆同志,或同饶勒斯和米勒兰有很大的区别。同样,在组织问题上的基本划分也毫无疑义是相同的,尽管没有政治权利的国家和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之间的条件大不相同。极其值得注意的是,讲原则的新《火星报》编辑部稍稍涉及了一下考茨基和海涅的争论(第64号),便畏缩地避开了一切机会主义派和一切正统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问题。]由于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许多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所以由这种知识分子心理产生的机会主义不论过去或现在都必然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曾经在我们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上,即在纲领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目的方面的根本分歧不可避免地使那些把我国合法马克思主义弄得声名狼藉的自由派同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分道扬镳。后来我们在策略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我们同克里切夫斯基和阿基莫夫两位同志在这个比较次要问题上的分歧自然只是暂时的,并没有弄到各自成立政党的地步。现在我们应当克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些问题同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相比当然更少具有根本意义,但是它们在目前却出现在我们党的生活的前台。

  谈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谋求不偏不倚,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蜿蜒爬行,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天真善良的愿望等等。纲领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爱德·伯恩施坦同志是“同意”党的革命纲领的,虽然他本来显然想“根本改良”这个纲领,但是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是不适当的,还不如阐明“批判”的“一般原则”(主要是用无批判的态度抄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原则和字眼)来得重要。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冯·福尔马尔同志也是同意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老的策略的,也是多半只限于唱唱高调,提出小小的修正,讲几句风凉话,而根本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内阁主义的”策略[162]。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是直到现在并没有提出什么可以“用章程确定下来的”明确的原则论点,尽管人们一再公开提醒他们这样做;他们本来也愿意,非常愿意“根本改良”我们的组织章程(《火星报》第58号第2版第3栏),但是他们宁愿先来讲“一般组织问题”(因为如果按新《火星报》精神把我们这个不管第1条如何但毕竟是集中制的章程实行一番真正根本的改良,那就必然会导致自治制,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当然甚至在自己面前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原则上是倾向自治制的)。因此,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就来得五花八门:多半是唱一些所谓专制和官僚主义、所谓盲目服从、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等等幼稚的动听的高调,——这种高调是如此幼稚,以致使人很难确定其中所包含的哪些真正是原则的意思,哪些真正是增补问题的意思。可是他们愈陷愈深:他们企图对他们所仇恨的“官僚主义”加以分析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不可避免地要导向自治制;他们企图“加深”和论证自己的观点,就不可避免地要为落后现象辩护,走向尾巴主义,陷入吉伦特主义的空谈。最后,就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原则,它是作为唯一的、真正明确的、因而在实践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的(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的)原则表现出来的。藐视纪律——自治制——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我们那个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时而爬上时而爬下的梯子,它从一个梯级跳到另一个梯级,巧妙地回避明确说出自己的原则。[注:现在,回想一下党章第1条的争论,就会清楚地看到,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错误的发展和加深,必然导向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思想,即自行列名入党,正是虚伪的“民主主义”,是自下而上建立党的思想。相反,我的思想所以是“官僚主义化的”,就是因为我主张自上而下,由党代表大会到各个党组织来建立党。无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也好,无论是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也好,无论是机会主义的、尾巴主义的深奥思想也好,都是在对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就显露了出来。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这本小册子(第20页)中说新《火星报》上“开始了思想工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和阿克雪里罗得确实是从党章第1条开始把思想按新方向推进的。只是不幸这个新方向是机会主义的方向。他们愈顺着这个方向“工作”下去,他们的这种工作愈脱离增补问题的无谓争吵,他们也就愈陷到泥潭里去。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并且他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又再次警告他们说:我甚至情愿把你们增补进来,只是希望你们不要顺着这条只会走到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去的道路走下去。——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人并没有接受这个忠告,他们说:怎么?不顺着这条路走?要赞同列宁所说增补不过是一种无谓争吵的意见吗?绝对不行!我们要向他表明我们是些讲原则的人!——果然表明了。他们已经向大家具体地表明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新的原则,那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在纲领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阶梯:藐视“正统思想”、虔诚信仰、狭隘死板——修正主义的“批评”和内阁主义——资产阶级民主。

  在一切现代机会主义者尤其是我国少数派的一切著作中发出的那种绵延不断的委屈声调,都是同仇恨纪律的心理有密切联系的。据说,有人在迫害他们,排挤他们,驱逐他们,围困他们,驱策他们。在这些字眼里流露出来的真实心理和政治真相,大概要比编造被驱策者和驱策者[163]这种诙谐而动听的笑话的人自己所预料的多得多。的确,拿我们党代表大会的记录来看,就可以看到少数派都是一些在某个时候和因为某件事情在革命社会民主党那儿受到委屈的人。这中间有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我们让他们“委屈”得退出了代表大会;这中间有南方工人派分子,他们因为一切组织尤其是他们自己的组织被取消而受到极大的委屈;这中间有马霍夫同志,他每次发言的时候都受到了委屈(因为他每次总要出丑);最后,这中间还有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们受到的委屈,就是他们因为党章第1条而被加上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就是他们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所有这些令人伤心的委屈,都不象许多庸人至今想象的那样,是由于什么人说了不可容许的挖苦话,作了激烈的攻讦,进行了狂热的论战,由于什么人粗野地甩门,什么人挥舞拳头进行威胁等等偶然引起的结果,而是由于《火星报》整个三年思想工作必然产生的政治结果。既然我们在这三年中不是光耍耍嘴皮子,而是表示了一种应该转变成行动的信念,所以,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也就不能不对反火星派和“泥潭派”进行斗争。在我们同站在前列勇敢地进行过斗争的马尔托夫同志一起把这样一大堆人再三地委屈过以后,我们只是稍微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委屈一下,他们就受不了了。量转变成了质。发生了否定的否定。所有受到委屈的人忘记了相互间的嫌隙,痛哭流涕地彼此拥抱在一起,并扯起了旗帜,举行“反对列宁主义的起义”[注:这种惊人之语是马尔托夫同志创造的(《戒严状态》第68页)。马尔托夫同志一直想等到他那方面凑够五个人时举行“起义”来反对我一个人。马尔托夫同志所采用的论战手法并不高明,他想用拼命恭维对手的办法来消灭对手。]。

  当先进分子起义反对反动分子时,起义是一件大好事。革命派举行起义反对机会主义派,这是很好的。机会主义派举行起义反对革命派,那就是坏事了。

  普列汉诺夫同志只得以可以说是战俘的身分参加到这种坏事中去。他抓住起草支持“多数派”的某些决议的人的个别不恰当的词句,竭力“泄愤出气”,并高声叹息道:“穷得可怜的列宁同志啊!他的正统派拥护者们真是太妙了!”(《火星报》第63号的附刊)

  可是,普列汉诺夫同志,如果说我穷得可怜,那么,新《火星报》编辑部就应该是十足的叫花子了。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有落到如此绝对贫困的地步,以致只好闭起眼来不看党代表大会,而到某些地方委员会委员的决议中找材料来锻炼自己的机智。无论我怎样穷,我总比某些人富千百倍,他们的拥护者不是偶而说出一两句不恰当的话,而是在一切问题上,不论在组织问题上也好,在策略问题或纲领问题上也好,都死死抓住同革命社会民主党原则相反的原则不放。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有穷到只好把这样一些拥护者赠给我的颂词向公众隐瞒起来的地步。可是新《火星报》编辑部却不得不这样做。

  读者们,你们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罗涅日委员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吗?如果你们不知道,可以读一读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你们从那里可以看出,这个委员会的方向完全由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两同志表现了出来,这两位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对我们党的革命派进行过全面的斗争,并且多次被大家——从普列汉诺夫同志起到波波夫同志止——列为机会主义者。正是这个沃罗涅日委员会在它的一月份的传单(1904年1月第12号)上声明说:

  “去年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党内,发生了一件对于党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由党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大会。召集党代表大会本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而在君主制的条件下更是一件很冒险很困难的事情,因此难怪召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做得很不完善;代表大会本身虽然完全顺利地举行过了,可是并没有满足党对它提出的一切要求。受1902年代表会议委托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同志被逮捕了,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只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派别——火星派——指派的人担任的。许多不属于火星派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都没有被吸收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和党章的任务执行得极不完善,连参加代表大会的人自己也承认,党章里含有‘可能引起危险的误解’的重大缺陷。在代表大会上,火星派本身分裂了,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许多从前似乎完全接受《火星报》的行动纲领的重要人物,也都意识到该报许多主要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两人所主张的观点不切合实际。虽然他们两个人在代表大会上也占过上风,可是实际生活的力量,实际工作(一切非火星派分子也参加了的实际工作)的要求,很快就纠正了理论家的错误,并且在代表大会以后就作了重大的修正。《火星报》大大地改变了,并且答应细心听取社会民主党一切活动家的要求。这样,虽然代表大会的工作应当由下届代表大会加以审查,而且这些工作连代表大会参加者也认为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也就不能作为不可改变的决议要党接受,可是代表大会澄清了党内状况,对于党今后的理论工作和组织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因而对全党的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大有教益的经验。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制定的党章,将受到一切组织的注意,但是由于它们具有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许多组织都反对只以它们为指南。

  沃罗涅日委员会充分理解全党工作的重要性,对有关组织代表大会的一切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它充分意识到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欢迎已经成了中央机关报(主要机关报)的《火星报》所发生的转变。虽然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状况还不能令我们满意,但是我们相信,困难的建党工作经过共同的努力是会日益改进的。鉴于有许多谣传,沃罗涅日委员会特向同志们声明,根本不存在沃罗涅日委员会退党的问题。沃罗涅日委员会十分了解,象沃罗涅日委员会这样一个工人组织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会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先例,会多么有损于党的声誉,这对那些可能仿效这种先例的工人组织是多么的不利。我们不应当制造新的分裂,而应当坚决努力使一切觉悟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统一成一个党。何况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一个例行的大会,而不是一个成立大会。开除出党只能根据党的裁决来进行,任何一个组织,甚至连中央委员会也没有权利把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开除出党。况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第8条已经规定,任何一个组织都在本地的事务方面享有自治权(自主权),因此沃罗涅日委员会有充分的权利把自己的组织观点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贯彻到党内来。”

  新《火星报》编辑部在第61号上引证这个传单时,转载了上面这一大段文字的后一部分,即用大号字排印的这一部分;至于前一部分,即用小号字排印的那一部分,编辑部宁愿删去不要。

  大概是有些不好意思吧。

  (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只要大体上看一看我们党内危机的发展经过,我们就不难看出,斗争双方的基本成分,除了小小的例外,始终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可是,这个斗争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而每个想透彻了解在这方面堆积如山的大量文字材料的人,每个想透彻了解那许许多多片断的例证、孤立的引文、个别的责难等等的人,都必须对每个斗争阶段的特点有一确切的认识。

  我们可以把彼此显然不同的一些主要阶段列举如下:(1)关于党章第1条问题的争论。这是关于基本组织原则问题的纯思想斗争。我和普列汉诺夫处在少数地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提出机会主义条文,投到机会主义者怀抱中去。(2)《火星报》组织由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问题——是佛敏还是瓦西里耶夫参加五人小组,是托洛茨基还是特拉温斯基参加三人小组——发生了分裂。我和普列汉诺夫争得了多数(9票对7票),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我们在党章第1条的问题上占少数。马尔托夫同机会主义者的联盟,用事实证明了组委会事件使我产生的种种担心。(3)继续就党章细节进行争论。机会主义者又来援救马尔托夫。我们又处于少数地位,并为少数在中央机关内的权利而斗争。(4)七个极端机会主义者退出代表大会。我们成了多数并在选举中战胜了联盟(火星派少数派、“泥潭派”以及反火星派的联盟)。马尔托夫和波波夫拒绝接受我们所提出的两个三人小组中的席位。(5)代表大会闭会以后因增补问题而发生无谓争吵。无政府主义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词句猖獗。“少数派”中最不彻底和最不坚定的分子占上风。(6)普列汉诺夫为了避免分裂而采取了“用温和的手段杀死”的政策。“少数派”占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总委员会,并且竭力攻击中央委员会。无谓争吵继续充斥一切。(7)对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攻击被打退。无谓争吵似乎开始稍微平息下来,这样便有可能比较心平气和地讨论两个纯系思想性质而又使全党极为关心的问题:(一)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成“多数派”和“少数派”从而代替了一切旧的划分这个事实的政治意义和原因何在?(二)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新立场的原则意义何在?

  每个阶段都有其完全独特的斗争情势和直接的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一次战斗。不研究每次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研究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出,发展确实是按着辩证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党章第1条)“被否定”,让位给充斥一切的无谓争吵[注:如何把无谓争吵和原则分歧区分开来这个难题,现在已经自行解决:凡是涉及增补问题的都是无谓争吵;凡是涉及分析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涉及党章第1条问题以及关于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变问题的争论的都是原则分歧。],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们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的情况下勉强同上帝赐予的妻子“和睦相处”,又回到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上来,但是这个“正题”已由“反题”的一切成果所充实,变成了高一级的合题,这时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孤立的偶然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为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谓体系,这时这种现象同我们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这种根本划分的联系已经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互相斗争的。

  可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使之用脚立地后接受过来的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为某些从我党革命派滚向机会主义派的政治活动家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的庸俗手法混为一谈,不应当把它同那种将各种特定的声明,将同一过程中不同阶段发展的各种特定的因素搅成一团的庸俗态度混为一谈。真正的辩证法并不为个人错误辩护,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对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况的详尽研究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同时也不应当把这个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可以用“脑袋钻不进,就把尾巴塞进去”(mettere la coda dove non va il capo)这句意大利谚语来形容的庸俗的处世秘诀混为一谈。

  我们党内斗争的辩证发展总起来说可归结为两个变革。党代表大会是一个真正的变革,如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少数派里爱说俏皮话的人也说得对,他们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次革命!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确实进行了一次革命;一般来讲,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这也是正确的。可是,每次具体革命的具体意义,还不能用这句一般的名言来断定,如果把令人难忘的马霍夫同志的令人难忘的说法换个样子,那么可以说:有的革命类似反动。为了断定一次具体的革命究竟是向前还是向后推动了“世界”(我们党),就必须知道实行变革的实际力量究竟是党内的革命派还是机会主义派,就必须知道鼓舞战士的究竟是革命原则还是机会主义原则。

  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在全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空前未有的。秘密的革命党第一次从黑暗的地下状态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向大家表明了我们党内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表明了我们党以及它的每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在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上的全部面貌。我们第一次摆脱了小组自由散漫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传统,把几十个极不相同的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集团过去往往是彼此极端敌对,彼此只是由思想力量联系起来的,它们准备(在原则上准备)为了我们第一次实际创立起来的伟大整体——党而牺牲所有一切集团的特点和集团的独立性。可是,在政治上,牺牲并不是轻易作出的,而是经过战斗作出的。由于取消组织而引起的战斗,不可避免地成了异常残酷的战斗。公开的自由斗争的清风变成了狂风。这阵狂风扫除了——扫除得太好了!——所有一切小组的利益、情感和传统的残余,第一次创立了真正党的领导机构。

  然而,称呼什么是一回事,而实际上是什么又是一回事。在原则上为了党牺牲小组习气是一回事,而放弃自己的小组又是一回事。清风对那些习惯于腐败的庸俗观念的人,还是太新鲜了。“党没有经得住它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考验”,象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正确地(偶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为组织被取消而感到的委屈实在太大了。狂风使我们党的巨流底下的全部渣滓重新泛起,这些渣滓为过去的失败进行报复。旧的顽固的小组习气压倒了还很年轻的党性。党内被击溃的机会主义派,由于偶然得到阿基莫夫这一猎获物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又对革命派占了——当然是暂时的——优势。

  结果就产生了新《火星报》,这个新《火星报》不得不发展和加深它的编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犯的错误。旧《火星报》曾教人学会革命斗争的真理。新《火星报》却教人去学处世秘诀:忍让与和睦相处。旧《火星报》是战斗的正统派的机关报。新《火星报》却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主要是在组织问题上。旧《火星报》光荣地遭到了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西欧机会主义者的憎恶。新《火星报》“变聪明了”,它很快就会不再以极端机会主义者对它的赞扬为耻了。旧《火星报》一往直前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言行一致。新《火星报》,它的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产生——甚至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政治上的伪善。它大骂小组习气,是为了掩护小组习气对党性的胜利。它假惺惺地斥责分裂,似乎除了少数服从多数,可以设想用什么其他手段来防止一个多少有组织的、多少名副其实的党发生分裂。它声明必须考虑革命舆论,同时却隐瞒阿基莫夫们的赞扬,并制造一些卑鄙的谣言来诬蔑我们党内革命派的委员会[注:为了进行这项可爱的事业,甚至已经制定了一种固定不变的格式:据我们的某某通讯员报告,多数派的某某委员会虐待少数派的某某同志。]。这是多么可耻啊!他们把我们的旧《火星报》糟蹋到了何等地步啊!

  进一步,退两步……在个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历史上,在政党的发展中,都有这种现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片刻怀疑,也是一种行同严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现。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奋斗,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应当坚持斗争,鄙弃那些庸俗的小组争吵的方法,尽一切可能来保卫用极大精力建立起来的全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党内联系,力求通过顽强而有步骤的工作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工人充分地自觉地了解党员义务,了解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了解我们的分歧的一切原因和演变,了解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机会主义在组织工作方面也象在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方面一样无能为力地屈从于资产阶级心理,一样不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一样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不管有什么曲折和退步,不管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讲些什么机会主义的空话,不管人们怎样得意地赞美落后的小组习气,不管他们怎样炫耀和喧嚷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附录

  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冲突事件

  这个事件和第10节所引用的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的那封信里提到的所谓“伪造的”(马尔托夫同志的说法)名单有密切联系。事件的实际情况如下。古谢夫同志曾经通知巴甫洛维奇同志,说这份包含施泰因、叶戈罗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五同志的名单,是捷依奇同志转交给他(古谢夫)的(巴甫洛维奇同志的《信》第12页)。捷依奇同志责备古谢夫同志这个通知是“蓄意诬蔑”,同志仲裁法庭也认定古谢夫同志的“通知”“不正确”(见《火星报》第62号刊载的法庭判决词)。当《火星报》编辑部把法庭的判决词登出来以后,马尔托夫同志(这次已经不是编辑部)印发了一个题为《同志仲裁法庭的判决词》的传单,他在这个传单中不仅转载了法庭的判决词全文,并且转载了关于此案整个审理经过的报告全文以及他自己的后记。在这个后记里,马尔托夫同志谈到“为了进行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这件事”是“可耻的”。为了回答这张传单,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利亚多夫同志和哥林同志印发了一张题为《仲裁法庭中的第四者》的传单,他们在这个传单中“坚决反对马尔托夫同志,因为他比法庭判决词走得更远,硬说古谢夫同志居心不良”,而法庭并没有认为这里有什么蓄意诬蔑,而只是认定古谢夫同志的通知不正确。哥林和利亚多夫两同志详细地解释说,古谢夫同志的通知可能是出于一种完全自然的误会,认为马尔托夫同志的行为是“不体面的”,因为他自己发表过(而且现在又在自己的传单中发表)许多错误声明,随心所欲地硬说古谢夫同志怀有不良的动机。他们说,这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不良的动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以上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即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加以说明的问题的全部“文献”。

  首先必须使读者对产生这个名单(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时间和条件有一个确切的了解。我在本书正文里已经指出,《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期间曾开会商量过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名单,以便共同向代表大会提出。这次会议由于意见分歧而告终,《火星报》组织中的多数派通过了包含特拉温斯基、格列博夫、瓦西里耶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的名单,但是少数派不愿让步,而坚持包含特拉温斯基、格列博夫、佛敏、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的名单。《火星报》组织中的两派在提出和表决这两个名单的那次会议以后,就再没有在一起开过会。双方都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想通过整个党代表大会的表决来解决这一引起他们分歧的争论问题,并且双方都极力想把尽量多的代表吸引到自己方面。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的这种自由鼓动,立刻就暴露了我在本书里十分详细分析过的一件政治事实,即火星派少数派(以马尔托夫为首)为了战胜我们,不得不依靠“中派”(泥潭派)和反火星派的支持。他们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绝大多数一贯维护《火星报》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计划而反对反火星派和“中派”攻击的代表,都很快很坚决地站到我们方面来了。从既不属于反火星派,又不属于“中派”的33个代表(确切些说是33票)中,我们很快就争取到了24个,并和他们订立了“直接协定”,形成了“紧密的多数派”。而马尔托夫同志方面只剩下了9票;要取得胜利,他就必须得到反火星派和“中派”的全部票数,然而他和这两派虽然能够一同行进(如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虽然能够实行“联盟”,即能取得他们的赞助,但是并不能同他们订立直接协定,其所以不能,是因为他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始终都和我们一样激烈地进行过反对这两派的斗争。这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处境可悲而又可笑的原因!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想用一个极端恶毒的问题置我于死地,说什么“我们恭敬地请求列宁同志爽快地回答一个问题:‘南方工人’社在代表大会上究竟对于谁是局外人呢?”(第23页附注)。我恭敬地爽快地回答说:对于马尔托夫同志是局外人。证据是:我很快就同火星派分子订立了直接协定,而马尔托夫同志当时却无论是同“南方工人”社,无论是同马霍夫同志,无论是同布鲁凯尔同志,都没有订立并且也无法订立直接协定。

  只有把这一政治形势弄清楚以后,才有可能了解所谓“伪造”名单这一麻烦问题的“关键”。当时的具体情况是:《火星报》组织分裂了,我们双方都为维护各自提出的名单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大量个别的私人交谈产生了许许多多方案,提出了以三人小组代替五人小组,更换这个或那个候选人的建议层出不穷。例如,我很清楚地记得,在多数派的私人交谈中曾经提出过鲁索夫、奥西波夫、巴甫洛维奇、杰多夫等同志为候选人,但是后来,经过讨论和争论又把他们取消了。很可能还提出过其他我所不知道的候选人。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都在交谈中表示过自己的意见,提出过修正,进行过争论等等。很难设想这种情形只是在多数派中间发生。甚至可以肯定,在少数派中间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因为我们从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原定的那个五人小组(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后来用三人小组(格列博夫、托洛茨基、波波夫)代替了,并且格列博夫也不中他们的意,他们宁愿用佛敏来代替他(见利亚多夫和哥林两同志的传单)。不要忘记,我在本书内把大会代表分成各个集团,是根据事后所作的分析划分的。实际上,这些集团在进行竞选鼓动时才刚刚开始形成,因而各个代表之间交换意见是非常自由的;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壁垒”,每个人只要想同哪个代表私下交谈,就可以同他交谈。当时,在出现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名单的情况下,除了《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名单(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之外,还产生了一个与它没有很大区别的名单,即包含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施泰因、叶戈罗夫五人的名单,这也就毫不足怪了。产生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本来是极其自然的,因为我们的候选人——格列博夫和特拉温斯基,显然是不中《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意的(见他们那封载于本书第10节的信,在这封信里他们把特拉温斯基从三人小组名单中取消了,而关于格列博夫,干脆说这是一种妥协办法)。用组委会委员施泰因和叶戈罗夫两人来代替格列博夫和特拉温斯基,原是完全自然的事;如果党的少数派代表中未曾有过一个人想要实行这样一种代替,那才是一件怪事。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以下两个问题:(1)包含叶戈罗夫、施泰因、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五人的名单,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呢?(2)为什么马尔托夫同志听到有人把这样一个名单推到他头上就大发雷霆呢?为了准确地回答第一个问题,必须向全体大会代表询问一番。这在目前是办不到的。特别是必须弄清楚究竟党的少数派(不要把党的少数派和《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混为一谈)有哪些代表在大会上听见过引起《火星报》组织分裂的名单?他们究竟是怎样对待《火星报》组织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提出的这两个名单的呢?他们没有提出过也没有听见过关于适当改变《火星报》组织少数派的名单的任何设想或意见吗?可惜,这些问题在仲裁法庭上看来也没有提出过,仲裁法庭(根据法庭判决词来看)甚至始终不知道《火星报》组织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两个“五人小组”发生分裂的。例如,别洛夫同志(我认为他是“中派”的一分子)“曾经作证说,他和捷依奇有很好的同志关系,捷依奇同他说过自己对代表大会工作的感想,所以如果捷依奇进行过什么鼓动来支持某个名单的话,那他会把这件事告诉别洛夫”。可惜始终没有弄清楚,捷依奇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是不是和别洛夫同志说过他对于《火星报》组织的那些名单的感想?如果说过,那么别洛夫同志对《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提出的五人名单抱什么态度呢?他没有提出过或没有听见过关于对这个名单作某种适当改变的意见吗?既然这个情节没有弄清楚,所以别洛夫和捷依奇两同志的证词中也就含有哥林和利亚多夫两同志所指出的那个矛盾,即捷依奇同志和他自己的说法相反,“曾经进行鼓动来支持”《火星报》组织提出的“某些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别洛夫同志还进一步作证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传阅的那个名单,他是在代表大会闭幕前一两天遇见叶戈罗夫同志、波波夫同志和哈尔科夫委员会的代表时私下听到的。当时,叶戈罗夫曾经表示惊奇,为什么竟把他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因为在他看来,把他推举为候选人是不可能得到大会代表的赞同的,——无论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的代表都不会赞同”。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显然是指《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因为在党代表大会的其余的少数派中间,叶戈罗夫同志这位组委会委员和“中派”的杰出演说家被推举为候选人,不仅能够而且一定会得到赞同。可惜,恰恰是关于党的少数派内不属于《火星报》组织的那些分子是否赞同的问题,别洛夫同志却只字未提,而这个问题正是重要问题,因为使捷依奇同志感到气愤的是,人们把这个名单推到《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头上,而这个名单可能出自不属于这个组织的少数派!

  当然,现在很难回想起,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的,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是从谁的口中听见这个名单的。例如,我就不仅不记得这一点,而且也不记得多数派中间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我在前面谈到过的那个包括鲁索夫、杰多夫等人的候选名单的;从许多关于各种候选名单的谈话、设想和传闻中,我只记得那些直接在《火星报》组织中或在多数派的非正式会议上提过的“名单”。这些“名单”多半是用口头传达的(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4页倒数第5行里所说的那个“名单”,就是我用口头方式在会议上提出的五个候选人),但是往往也记在字条上,这些字条一般是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在一些代表之间传递,通常在散会以后就销毁了。

  既然没有确切的材料能够说明这个人人都知道的名单的来源,那我们只好假定:或者是一个为《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所不知道的党内少数派的代表提出了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然后就经过口头和书面方式在代表大会上传开了;或者是《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某一个人在代表大会上曾经提出这样一个名单,但是后来他把这一点忘掉了。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提施泰因同志为候选人在代表大会上显然得到了《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赞同(见我的小册子),而提叶戈罗夫同志为候选人的想法显然是这个少数派在代表大会闭会后产生的(因为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戒严状态》中都对组委会没有被批准为中央委员会一事表示惋惜,而叶戈罗夫同志就是组委会的一个委员)。当时这种要把组委会委员变为中央委员的想法是比较普遍的,既然如此,设想少数派的某一个人在私人谈话中和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种主张,不是很自然的吗?

  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不愿意考虑这种理所当然的解释,却认为这里面有肮脏的打算,有人蓄意陷害,有不诚实的成分,有人散布“明明虚假的、目的在于中伤的传闻”,有人“为了派别斗争而进行假造”等等。这种不正常的倾向只能用不健康的流亡生活条件或神经不正常来解释,如果事情没有弄到无理伤害同志信誉的地步,那我根本不会谈这个问题。请你们想一想,捷依奇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能有什么理由追查不正确的通知或不正确的传闻含有的肮脏的不良动机呢?他们显然是由于神经失常,才觉得多数派“中伤了”他们,不是指出少数派的政治错误(党章第1条以及同机会主义者联盟),而是把一个“明明虚假的”“假造的”名单推到少数派身上。少数派宁愿说问题不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是由于多数派采取了什么肮脏的不诚实的可耻手段!要追查“不正确的通知”的不良动机是多么不理智,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叙述当时情况时已经指出了;同志仲裁法庭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它并没有认定这里有什么诬蔑、恶意和可耻的东西。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也非常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即早在党代表大会上,在还没有进行选举以前,《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就向多数派谈到过这种谣传,而马尔托夫同志甚至在他那封在多数派所有24个代表的会议上宣读过的信里谈到过这种谣传!多数派根本就没有想在《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面前隐瞒在代表大会上流传过这样一个名单的事实:连斯基同志曾将此事告诉过捷依奇同志(见法庭判决词),普列汉诺夫同志对查苏利奇同志谈过这一点(“同她是不能谈话的,她仿佛把我看成特列波夫[164]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曾经这样告诉过我,这句后来重复过许多次的笑话再次证明少数派神经不正常)。我曾经向马尔托夫同志说,他的声明(说这个名单不是他马尔托夫提出的)在我看来已经够了(同盟记录第64页)。当时,马尔托夫同志(我记得他是同斯塔罗韦尔同志一起)向我们主席团递了一个内容大致如下的字条:“《火星报》编辑部的多数派请求允许他们参加多数派的非正式会议,以便驳斥那些对他们散布的可耻谣言。”当时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就在这张字条上答复说:“我们并没有听见过什么可耻的谣言,如需召集编辑部会议,则应另行安排。列宁、普列汉诺夫。”我们晚上出席多数派会议时,曾把这件事告诉过所有24个代表。当时为了避免产生任何误会,决定由我们24个人共同推选代表去向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解释一下。被选出来的两个代表,即索罗金同志和萨布林娜同志,就去向他们解释了一番,说谁也没有把这个名单一定要推到马尔托夫同志或斯塔罗韦尔同志身上,特别是听过他们两个人的声明以后;说这个名单究竟是出自《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还是出自不属于这个组织的代表大会的少数派,这根本不重要。要知道,事实上根本不能在代表大会上普遍查问!根本不能向每个代表查问这个名单!可是,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又向我们写了一封正式辟谣的信件(见第10节)。这封信由我们的代表索罗金和萨布林娜两位同志在24人会议上宣读过。看来,这件事情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我说已经可以告一段落,并不是说已经确定了名单的来源(如果什么人对此有兴趣的话),而是说完全排除了任何以为有人故意“危害少数派”或“中伤”某一个人,或故意“为了派别斗争而进行假造”的看法。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大会上(记录第63—64页)又搬出这个由病态心理臆造出来的肮脏货色,并且作出了许多不正确的介绍(显然这是他自己神经过敏的结果)。他说,名单里有一个崩得分子。这是不对的。仲裁法庭的一切见证人——包括施泰因和别洛夫两位同志在内——都证实这个名单上有叶戈罗夫同志。马尔托夫同志说,这个名单就意味着签订了直接协定的联盟。这是不对的,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作了说明。马尔托夫同志说,由《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提出的(会使代表大会多数抛弃这个少数的)其他名单“是没有的,甚至连假造的也没有”。这是不对的,因为党代表大会多数派全体都知道,由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提出的但没有得到多数赞同的至少有三个名单(见利亚多夫和哥林的传单)。

  究竟为什么这个名单使马尔托夫同志这样气愤呢?因为这个名单说明他们转到我们党的右翼方面去了。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大喊大叫,反对“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痛恨人家“把他的政治立场估计得不正确”,但是现在谁都看见:关于某个名单是不是由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提出来的问题并不能起任何政治作用;其实这个罪名无论同这个名单或其他什么名单都是无关的,这个罪名不是诬加的而是真实的,对政治立场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从这个令人不快的、人为地造成的关于人人都知道的假名单的事件,应当作出的总结如下:

  (1)马尔托夫同志高喊“为了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是可耻的”,并以此损害古谢夫同志的名誉,我们不能不与哥林和利亚多夫两位同志一样认为这样做是不体面的。

  (2)为了改善气氛并且使党员不必认真对待每一次病态的放肆行为,看来应当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象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那样确定一条规则。这个章程第2条说:“凡是严重违背党纲原则或犯有不名誉行为者,都不能留在党内。关于他们的党籍问题,应当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召集的仲裁法庭来处理。审判员由提议开除者和被提议开除者各指定半数,主审员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指定。对于仲裁法庭的判决,可向监察委员会或党代表大会上诉。”这样一条规则可以成为对付那些轻易控告他人犯有什么不名誉行为(或散布此类谣言)者的有力武器。有了这样一条规则,凡是这样的控告,如果提出控告者不敢理直气壮地以控告者的资格在党面前说话并且力求得到相应的党机关的裁决,就会被永远地确定为算作不体面的诽谤。

  1904年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185—414页

  【注释】

  [118]《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于1904年5月在日内瓦出版。它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第一次详尽地批判了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制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组织原则。为了写这本书,列宁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详细地研究了1904年1月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和决议、每个代表的发言、大会上所形成的各政治派别、党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的各种文件。从本卷《附录》中《〈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材料》可以看到,列宁写作此书的准备工作是做得非常细致、扎实的。

  这本书一出版,就受到孟什维克的恶毒攻击。格·瓦·普列汉诺夫要求中央委员会同列宁的书划清界限。中央委员会里的调和派也曾试图阻止它的印刷和发行。尽管如此,列宁的这部著作仍在俄国先进工人中得到广泛传播。

  列宁把这本书编入1907年(在扉页上印的是1908年)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时,删去了其中关于组织问题斗争细节和中央机关人选问题斗争的部分(即第10—13、15、16节),对其他各节也作了某些压缩,同时增写了一些注释。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中,这部著作是按1904年第1版原文刊印的,并按手稿作了校订,同时保留了作者在1907年版本中所加的补充。——197。

  [119]1902年代表会议是指1902年3月23—28日(4月5—10日)在波兰比亚韦斯托克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是经济派筹办的。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崩得中央委员会及其国外委员会、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火星报》编辑部。经济派和支持他们的崩得分子起初打算把这次代表会议改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指望这样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并抑制《火星报》日益增长的影响。但是,由于代表会议的代表面太窄(只有4个在俄国国内有活动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派代表出席,比第一次代表大会还少),而代表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原则性意见分歧又很大,尤其是《火星报》代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这一企图没有得逞。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确定会议性质的决议,通过了崩得中央委员会代表提出的原则决议案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代表提出的修正案(《火星报》代表提出了自己的原则决议草案,因而投了反对票),批准了以《火星报》编辑部拟订的草案为基础的五一传单,选出了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代表会议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组织委员会委员遭到了逮捕,所以1902年11月在普斯科夫会议上又成立了新的组织委员会。——201。

  [120]见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随笔《在国外》。其中写道,1876年春他在法国听到一些法国自由派人士在热烈地谈论大赦巴黎公社战士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大赦是公正而有益的措施,但在结束这个话题时,不约而同地都把食指伸到鼻子前,说了一声“mais”(即“但是”),就再也不说了。于是谢德林恍然大悟:原来法国人所说的“但是”,意思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209。

  [121]《工人思想报》集团是俄国的经济派团体,于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了《工人思想报》,宣传露骨的机会主义观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和《怎么办?》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社的思想,指出它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218。

  [122]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编辑部在1904年1月15日的第57号《火星报》附刊上登载了亚·马尔丁诺夫的一篇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和攻击列宁的文章。《火星报》编辑部在给该文加的注释中表示赞同马尔丁诺夫的一个观点,这就是所谓“新型的组织上的空想主义(指多数派的组织原则)忽视党员的政治自我教育的任务,而这种忽视乃是对‘经济主义’及其崇尚组织中的‘民主主义’作了剧烈反应的结果”。这个注释还说,“组织上的空想主义的这个缺陷如何同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不正确提法相关联,以及列宁同志对这种不正确提法负何责任,本报将会不止一次地予以论述”。随后,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在《火星报》第70、71号上发表了《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一文,公然反对他过去曾经赞同的列宁关于自觉性和自发性问题的提法。——220。

  [123]庞巴杜尔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庞巴杜尔先生们和庞巴杜尔女士们》。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借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尔这个名字塑造了俄国官僚阶层的群像。“庞巴杜尔”一词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昏庸横暴、刚愎自用的官吏的通称。——251。

  [124]土地和自由社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革命组织,1876年在彼得堡成立,起初称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小组、民粹派协会,1878年底改称土地和自由社(19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俄国革命组织也叫土地和自由社)。该社著名活动家有:马·安·和奥·亚·纳坦松夫妇、亚·德·米哈伊洛夫、阿·费·米哈伊洛夫、阿·德·奥博列舍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奥·瓦·阿普捷克曼、德·亚·克列缅茨、尼·亚·莫罗佐夫,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其基础就是农民村社。他们的纲领提出全部土地归“农村劳动等级”并加以“平均”分配、村社完全自治、“按地方意愿”把帝国分为几个部分等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农民。他们在坦波夫、沃罗涅日等省进行革命工作,企图发动农民起义来反对沙皇政府。他们还出版和传播革命书刊,参加70年代末彼得堡的一些罢工和游行示威。他们的组织原则是遵守纪律、同志之间互相监督、集中制和保守秘密。由于对农村中革命运动日益感到失望,以及政府迫害的加剧,在土地和自由社内部逐渐形成了主张把恐怖活动作为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的一派。另一派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1879年8月,土地和自由社最终分裂,前者成立了民意党,后者组织了土地平分社。——253。

  [125]民意党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制,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列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乌托邦式的纲领,但十分敬重他们同沙皇制度英勇斗争的精神。——253。

  [126]这一事件发生在1900年。汉堡的122名泥瓦工组织了“泥瓦工自由工会”,在罢工期间违反泥瓦工工会中央联合会的禁令做包工活。泥瓦工工会汉堡分会向当地社会民主党组织提出了“泥瓦工自由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的破坏罢工行为的问题。地方党组织把这一问题转交给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处理。中央委员会指定党的仲裁法庭审理此案。仲裁法庭斥责了“泥瓦工自由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的行为,但否决了把他们开除出党的建议。——259。

  [127]科斯季奇(米·索·兹博罗夫斯基)决议案所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可以作为该组织的党员。”(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59年俄文版第281页)——263。

  [128]阿基里斯之踵意为致命弱点,出典于希腊神话。阿基里斯是希腊英雄珀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所生的儿子。他的母亲为了使他和神一样永生不死,在他出生后曾捏着他的脚后跟把他放进冥河的圣水里浸过。他的脚后跟因为没有沾上圣水就成了他唯一可能受到伤害的部位。后来阿基里斯果然被暗箭射中脚后跟而死。——267。

  [129]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共16人,其中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9人,即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罗·萨·捷姆利亚奇卡、莉·米·克尼波维奇、尼·埃·鲍曼、德·伊·乌里扬诺夫、彼·阿·克拉西科夫和弗·亚·诺斯科夫;以尔·马尔托夫为首的少数派7人,即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维·伊·查苏利奇、列·格·捷依奇、列·达·托洛茨基和维·尼·克罗赫马尔。——274。

  [130]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277。

  [131]指在1895年10月6—12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布雷斯劳代表大会上威·李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支持有严重错误的土地纲领草案一事。根据1894年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土地委员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个土地纲领草案,草案的主要错误在于它有使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全民党”的倾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由于同机会主义者一起支持这个草案受到了党内同志的谴责。卡·考茨基、克·蔡特金等在代表大会上严厉地批判了这个土地纲领草案。最后,代表大会以158票对63票否决了这个草案。——281。

  [132]这是德国诗人约·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诗句,是浮士德的情人玛加雷特责备浮士德和魔鬼梅非斯特为友时说的(见该剧第16场)。克·蔡特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引用了这句诗。——282。

  [133]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写的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原则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载于1903年12月15日《火星报》第55号。这篇文章说:“同经济主义时代遗产斗争的时期为我们培养了具有神权政治性质的组织上的空想主义:世俗社会要服从一个小小的宗教团体的统治,而且这个宗教团体由于地理的和其他的原因,甚至不能待在它所管理的臣民的土地上。”这里说的“宗教团体”就是指旧《火星报》编辑部。——289。

  [134]指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307。

  [135]指经济派弗·彼·阿基莫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批评《火星报》编辑部提出的党纲草案说:在讲党的任务的段落里“党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概念是完全孤立和对立的,前者是一个积极活动的集体的人,后者则是党施加影响的消极的人群,因此在草案的建议中,党一词到处都以主语出现,而无产阶级一词到处都以补语出现”。他还认为这是使党脱离无产阶级利益这一倾向的明显表现(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127页)。——332。

  [136]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起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的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341。

  [137]沃罗涅日委员会是在以弗·彼·阿基莫夫和莉·彼·马赫诺韦茨为首的经济派影响下的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该委员会对在1902年11月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的组织委员会持敌对立场,不承认它有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权力。该委员会散发诽谤性信件,辱骂组织委员会,并把在建立组织委员会中起了主要作用的《火星报》称为“社会民主党的鹰犬”,指责它实行分裂政策。由于这些原因,组织委员会认为不宜邀请该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组织委员会的决定,指出:“鉴于沃罗涅日委员会不承认组织委员会以及召开代表大会的章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组织委员会无疑有权不邀请该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关于这个委员会,参看本卷第407—410页。——343。

  [138]彼得堡“工人组织”是经济派的组织,于1900年夏建立,1900年秋同被承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合并。火星派在彼得堡党组织中取得胜利后,受经济派影响的一部分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于1902年秋从彼得堡委员会分离出去,重新建立了独立的“工人组织”。“工人组织”委员会对列宁的《火星报》及其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计划持反对态度,鼓吹所谓发展工人运动和斗争成功的最重要条件是工人阶级的自主精神。1904年初,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工人组织”停止活动,加入了全党的组织。——343。 


  [139]指1903年9月从俄国来到日内瓦的弗·威·林格尼克。——352。

  [140]可能是指日内瓦郊区的Carouge和Cluse,这两个地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C。当时这里住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成员。——369。

  [141]彼得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出典于圣经《新约全书》。彼得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在耶稣被捕前曾向耶稣表示要舍生忘死地效忠于他。但当耶稣果真被捕时,他却不敢出面为耶稣申辩。甚至在有人认出他是耶稣的门徒后,三次盘问他,他都加以否认,说他根本不认识耶稣。——370。

  [142]巴扎罗夫是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主人公。作为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巴扎罗夫痛恨贵族的风尚和习俗。他戳穿了贵族富孀阿金佐娃夫人的虚伪做作,指出她对她的贵族姨妈——一个地位很高的贵族老处女——礼数周到,殷勤备至,只是“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373。

  [143]指弗·威·林格尼克。——373。

  [144]在1903年11月25日《火星报》第53号上同时发表了列宁《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见本卷第86—90页)和普列汉诺夫写的编辑部的答复信。列宁在信中建议在该报上讨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原则分歧。普列汉诺夫在答复中拒绝了这个建议,称这种分歧是“小组生活内的无谓争吵”。——373。

  [145]康康舞是法国的一种下流舞蹈,19世纪30年代出现在巴黎的大众舞会上,后来流行于咖啡馆舞台。——373。

  [146]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两篇文章:《可笑的误解》(1903年12月15日《火星报》第55号)和《可悲的误解》(1904年1月15日《火星报》第57号)。它们是对《解放》杂志评论普列汉诺夫《不该这么办》一文的文章《意义重大的转变》和《革命俄国报》评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会后多数派和少数派的论战的文章《大代表大会的小缺点》的答复。——374。

  [147]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这些话出自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一文,其中自由派的文坛领袖是指彼·伯·司徒卢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是暗指列宁。——380。

  [148]这里说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彼·伯·司徒卢威。1894年秋,列宁在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参加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报告,批判了司徒卢威同其他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篇报告后来成为他1894年底至1895年初撰写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见《列宁全蒙》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的基础。——381。

  [149]列宁指尔·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62号上发表的《我们能这样去准备吗?》一文。该文与拥护多数派的三个乌拉尔委员会论战,反对它们坚持的必须建立严格保守秘密的组织以准备全俄武装起义的观点,认为这是空想和搞密谋活动,是19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法国革命家的策略。——383。

  [150]他们在描画什么人的肖像?他们从哪里听过这种对话?出自俄国诗人米·尤·莱蒙托夫的对话体诗《编辑、读者与作家》。诗人通过读者对编辑的批评,表达了对当时一些文学作品的不满。列宁借用这句话来嘲讽新《火星报》。——384。

  [151]葡萄是酸的!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葡萄》。狐狸想吃葡萄够不着,就宽慰自己说:“这葡萄看上去挺好,其实都没熟,全是酸的!”——386。

  [152]铁弹是铁弹,炸弹是炸弹出自俄国说书艺人伊·费·哥尔布诺夫讲的故事《在大炮旁》。故事说,两个士兵在大炮旁边议论炮弹。士兵甲认为这门大炮要是装上铁弹就好了,士兵乙却认为要是装上炸弹就更好。两人争论起来,但谁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他们谈论的东西。——388。

  [153]指俄国民间故事里的傻瓜伊万努什卡。他经常说不合时宜的话,并因此而挨揍。——389。

  [154]这两句话引自尔·马尔托夫的一首讽刺诗《现代俄国社会党人之歌》。该诗用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意为骄矜的蠢猪)这一笔名发表于1904年4月《曙光》杂志第1期。诗中嘲笑了经济派的观点及其对自发性的盲目崇拜。——390。

  [155]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392。

  [156]吉伦特主义即自治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派在国家体制问题上主张各省自治,成立联邦。——395。

  [157]指1904年2月25日《火星报》第60号上刊载的尔·马尔托夫的文章《当务之急》。他在这篇文章中鼓吹党的地方委员会在决定自己的人选的问题上对中央委员会保持“独立性”,并且攻击莫斯科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通过的决议:该委员会根据党章第9条服从中央委员会一切命令。——396。

  [158]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于1903年9月13—20日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党的策略和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大会批评了爱·伯恩施坦、保·格雷、爱·大卫、沃·海涅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并以压倒多数票(288票对11票)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者力图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老策略的决议。但是代表大会没有把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出党,他们在大会后继续宣传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397。

  [159]《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湿、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398。

  [160]指维·伊·查苏利奇在1903年10月28日同盟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上的发言。在谈到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问题时,她认为,即使编辑部内部有分歧,由党的代表大会来改变编辑部的组成也是不必要的。——402。

  [161]《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402。

  [162]“内阁主义的”策略(内阁主义,内阁社会主义,米勒兰主义)是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机会主义策略。这一术语是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加入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产生的。——405。

  [163]指尔·马尔托夫攻击多数派的诙谐性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简明宪法(“坚定派”最高章程)》。这个《宪法》作为他的《当务之急》一文的附录发表于1904年1月25日《火星报》第58号。马尔托夫在这个《宪法》中歪曲多数派的组织原则,说什么“党分为驱策者和被驱策者”;“为了利于集中制,驱策者有不同的信任级别,而被驱策者的权利都是平等的”等等。——406。

  [164]看来是指曾任警察总监和彼得堡市长的费·费·特列波夫。1878年1月24日,他因下令鞭打被监禁的革命者而被维·伊·查苏利奇开枪击伤。——423。

  
0

精选专题

领航新时代

精选文章

精选视频

精选图片

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宣讲家”或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宣讲家微信公众平台
您也可以通过点击图标来访问官方微博或下载手机客户端:
微博
微博
客户端
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