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和“羞耻”

任何危机都揭示现象或过程的本质，扬弃表面的、细微的、外部的东西，暴露所发生的事情的更深刻的基础。例如，就拿经济 现象方面最平常、最不复杂的危机——各种罢工来说。这种危机最能暴露各阶级间的实际关系、当代社会的真正性质、最广大的居民群众屈从于饥饿的影响，少数有 产者为维持自己的统治而诉诸有组织的暴力。再拿工商业的危机来说，这种危机最明显不过地驳斥了“利益协调”的辩护士和传道者的各式各样的言论，最突出不过 地彻底暴露了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机制，即彻底暴露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者的分散状态以及一人反对大家和大家反对一人的战争。最后，拿战争这种 危机来说，一切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都要受“火与剑”的检验和考验。每一个民族的制度和秩序的强大和虚弱，可以由战争的结局和后果来判定。在资本主义制度 下，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公然掠夺弱者，这已经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了。

我国臭名远扬的“议会”危机的意义，也在于它揭示了俄国 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深刻矛盾。遗憾的是，这次危机的多数参加者和当事人——部分是有意识地，部分是由于考虑不周或受因循守旧的习惯和传统的支配—— 不仅没有打算解释这次危机，指出危机的真正原因和意义，反而空话连篇地竭力掩饰这次危机。第三届杜马的“重大日子”，即4月27日同斯托雷平进行辩论的日 子，成了“议会”空谈的重大日子。但是，不管斯托雷平本人、他的朋友和对手的空话怎样滔滔不绝，还是没有能够掩盖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国的各种日报愈是重 复自由主义的空话，登载一些细枝末节，玩弄法律程序，来转移读者的注意力，再一次总的回顾一下4月27日展示出来的危机情景就愈为合适。

斯托雷平的演说的基调，是维护“君权”，不让它有任何的“缩小”。斯托雷平说：“第87条的意义就在于它确定了君权，缩小它的意义，就要开创令人不快的 先例。”斯托雷平起来反对“损害最高当局在议会解散前发生非常情况时运用第87条的权利”。斯托雷平说：“这种权利不容否定，它是以现实条件为依据和以现 实条件为基础的。”“对这种权利的任何其他解释都是不能容许的，这会损害法律的意义和观念，使君主应用非常法令的权利化为乌有。”

所有这些话都非常清楚，而且都不是空话。问题提得很无耻——“很现实”。君主和缩小……的企图。如果发生该由谁最后解释权利的意义的争论，那么，解决这一争论的是力量。所有这些话都非常清楚，而且都不是空话。

与此相反，马克拉柯夫的“激动的、热烈的、充满激情的、充满自信的”责备，倒是纯粹的空话和卖弄，是法律上的虚构。他说他听到一些人以君主作借口，“感 到非常遗憾，非常羞耻”（4月28日《言语报》第4版的报道）。马克拉柯夫以整个所谓“立宪中派”的名义（即以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名义）维护通常虚 构的立宪君主制。但是立宪民主党的或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的“维护”无非是空谈。既然问题在于力量，那为什么又要感到遗憾和羞耻呢？希望立宪的资产阶级感到 遗憾的是君主不让立宪，并为此而“感到羞耻”。君主“感到羞耻”的是有人竟会强迫他立宪，他认为这是“缩小”他的权利，同时对旨在“缩小”他的权利的任何 法律所作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解释都使他“感到遗憾”。

有两个方面。有两种对权利的解释。两方面都感到遗憾和羞耻。所不同的只是，一方面光是感到“遗憾和羞耻”，另一方面既不说感到遗憾，也不说感到羞耻，而说缩小“是不能容许的”。

实际上对这种形势“感到羞耻”，对自己的软弱无力感到羞耻的正该是马克拉柯夫之流先生们，正该是我国的整个立宪民主党的和十月党的资产阶级，这不是很清 楚吗？贵族联合会的代表厚颜无耻地谈论他们厚颜无耻地制造出来的危机，发出挑战，用武力进行恫吓。而自由派资产阶级，却象个被市长吓住了的小商人一样，怯 懦地一味后退，而且一面后退，一面喃喃地说：您对我这样瞧不起……我感到遗憾，我感到羞耻！

马克拉柯夫竭力剖白道：“我认 为，我是个比大臣会议主席高明的立宪派〈我在想象，斯托雷平听了这些话在自己家里不知要怎样暗自发笑呢：亲爱的，问题不在于自己宣布自己是立宪派，而在于 谁有力量来决定要不要立宪，要什么样的立宪！〉，但又是个不比他差的君主派。〈斯托雷平笑得更加得意了：这才是先威吓，后求饶！嘿，这个马克拉柯夫真是个 好斗士！〉我认为，在没有根基的地方建立君主制是不明智的，但在历史根基巩固的地方屏弃君主制同样是不明智的……”

先威吓，后求饶，现在又开始引用有利于斯托雷平的论据。啊，好一个出色的自由派议员！啊，好一个无与伦比的“立宪”（lucus　a　non　lucendo [125]：没有宪法的“立宪”）中派即立宪民主党－十月党中派的领袖！

我们的“人民自由”（应读作：我国历史性的人民奴隶制）的代言人大声说道：“大臣会议主席还会继续掌权的，是对他的代理人制造的那种革命所产生的恐惧心理使他掌权的（右边有人喊道：“可耻”；吵闹声）……是开创先例的危险使他掌权的”！！

有这么个故事：伊万·伊万诺维奇羞辱了伊万·尼基佛雷奇，而伊万·尼基佛雷奇也羞辱了伊万·伊万诺维奇[126]。伊万·伊万内奇对伊万·尼基佛雷奇 说：不遵守立宪制的常规是可耻的。伊万·尼基佛雷奇对伊万·伊万内奇说：用你自己害怕、不相信、不支持的革命来进行威吓是可耻的。

读者们，在你们看来，这两个争论的人当中，究竟哪个更厉害地“羞辱了”对方呢？

格格奇柯利十分正确地说明了：自由派报刊把危机看作“立宪”危机是不正确的，立宪民主党人“通过自己的发言人支持了关于立宪中派的罪恶幻想”，对于立宪 还缺少某种运动（只是格格奇柯利在他发言的末尾提到“无政府状态”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词不该在这里说）。在格格奇柯利发言后，“立宪中派”的代表李沃夫 第一发了言。

就李沃夫第一的发言来看，可以认为甚至某些地主从格格奇柯利的说明中也明白了某种事情。李沃夫第一说：“已发生 的事情确实表明，我国没有宪法，没有议会制，但是我国也没有主要的法律，也根本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制度〈竟是这样！难道地主的存在不是表明有组织的地主制度 吗？“立宪中派”的先生们，祸从口出〉，有的只是专横暴虐〈这正是有组织的地主制度的主要的、最本质的标志之一〉和蛊惑宣传。”

“进步派”地主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李沃夫第一所说的蛊惑宣传是指某种最不愉快的事情。请听下去：

“当权者利用这种蛊惑宣传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权力。其他一些想夺取这种权力的人也会利用这种蛊惑宣传……〈唉呀呀……多么可恶的、多么不道德的意图！俄 国自由派资产者可决没有这种意图。只有在腐朽的西欧，不道德的资产阶级才力图夺取权力，甚至制造一种邪说，似乎只有资产阶级的权力才能保障资产阶级的宪 法。我们俄国自由派，受过司徒卢威、别尔嘉耶夫及其同伙的唯心主义的道德说教的教育，因此我们认为，权力应该继续由托尔马乔夫之流掌握，而关于真正按照宪 法行使这个权力的训令，应该由马克拉柯夫之流签署〉……蛊惑宣传是这些人更加有效的工具。当心这种蛊惑宣传吧，因为它会把一切都葬送掉，无论是你们的尊 严，还是你们的财产，或者你们的荣誉以及俄国的文明，都统统葬送掉。”

“进步派”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李沃夫第一说得真 好。关于“财产”，他说得甚至十分清楚：例如，一个地主昨天有1万俄亩土地，今天却只剩下了50俄亩，这就是说，9950俄亩土地被“蛊惑宣传”“葬送 了”。这很清楚。这不是空话。但是关于“尊严”和“荣誉”说得却不那么清楚；我们的进步派是不是想说，只有当地主拥有1万俄亩土地的时候，他才是“有尊 严”、“有荣誉”的人，如果他失去了9950俄亩土地，他一定会成为没有尊严、没有荣誉的人呢？或者李沃夫第一想说，如果没有公平的价格，比如说，每俄亩 500卢布上下，那么尊严和荣誉就会被蛊惑宣传葬送了吗？

关于“俄国的文明”，“进步派”李沃夫第一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他 说，我国既没有宪法，也没有议会制，也没有主要的法律，如果这话说得对，那就是说我国也没有文明，而没有的东西，是无法葬送的。如果李沃夫第一的话说得 对，那就是说我国的文明是为我国的“有组织的〈地主的〉制度”葬送了。我们的“进步派”是不是说漏了嘴？他是不是想说，我国的有组织的地主制度将要为俄国 的文明葬送？他是不是想把这种假定的事变称之为蛊惑宣传？当他说“当心这种蛊惑宣传”的时候，他是不是想说，第三届杜马的多数应该当心这种假定的事变？

有这么个故事：伊万·伊万内奇谴责伊万·尼基佛雷奇搞了蛊惑宣传，而伊万·尼基佛雷奇反过来谴责了伊万·伊万内奇。伊万·伊万 内奇对伊万·尼基佛雷奇说，你是个蛊惑者，因为你掌权，并利用这一点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权力，而且拿居民的国民利益作为借口这样做。伊万·尼基佛雷奇对伊 万·伊万内奇说，不对，你才是个蛊惑者，因为你在公共场所高声喊叫，说什么我国只有专横暴虐，而没有什么宪法，也没有什么主要的法律，同时你还十分粗鲁地 暗示要把我们的财产葬送掉。

究竟是谁揭穿了谁进行蛊惑宣传，还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两贼相争，好人得利。

载于1911年5月7日《明星报》第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245—250页

【注释】

[125] Lucus　a　non　lucendo是一句拉丁话，大意是：（树林被称为）光明的，是因为它里面黑暗（在拉丁语中“树林”和“光明”谐音）。这句话常被用来讽刺某种事物名不副实。——[250]。

[126]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佛雷奇（伊万·尼基佛罗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这两个地主本是莫逆之交，后来为一支猎枪的争端而反目，打了十几年的官司。——[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