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尔什维克调和派传单上作的标记[167](1911年7月底和9月上半月之间)

在布尔什维克调和派传单上作的标记[167](1911年7月底和9月上半月之间)

  在布尔什维克调和派传单上作的标记[167](1911年7月底和9月上半月之间)

  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书


  正式的布尔什维主义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多数派怎样理解同取消主义作斗争的任务,他们是否如全会决议要求的那样切实进行这一斗争,对此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每一个哪怕只看过一次全会决议的人都会毫不怀疑,他承认斗争的必要性,他已一劳永逸地同取消派划清了界限。[注:我们不能对下列事实保持沉默:《真理报》没有估计到取消派的全部危险性,对于取消派向党的公开攻击没有给予坚决的回击,显然,只是打算让事物的客观进程来“克服”它。]


  ……派别政策从来没有象全会之后这样具有如此尖锐的、在任何一个党内都不能容忍的性质……


  我们应当特别痛心地声明,布尔什维克的正式代表在派别意向方面不仅没有落在所有这些集团后面,而且恐怕还超过了他们。在同取消主义斗争中建党的任务,被布尔什维主义的领导人理解得太狭隘了。他们不是在同取消主义斗争中联合一切护党派,不是为了党进行这一斗争,而是为了派别而进行斗争。在这一派别斗争中,他们与其说是使取消派在党内孤立起来,不如说是使自己离开其他站在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立场上的思潮(“前进”、《真理报》)而孤立起来。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不是在广阔的党的舞台上与我们最亲密的同盟者孟什维克护党派更紧密地接近起来,而是提出“两个有力派别的联盟”的口号,在这个口号后面隐藏着尖锐的派别斗争,但是却看不到为争取党的组织统一的斗争。列宁派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政策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是因为他们在最主要的党的机关中占多数,由于这一点,他们的派别政策就替其他各派的组织上的独立活动作辩护,武装他们去反对正式的党的机关……


  ……这样,我党仍然面临一年半以前的那些任务,这些任务现在特别迫切地需要解决。


  最近一年的事件:罢工斗争的活跃,托尔斯泰之死引起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学生运动,工人中政治上的活跃以及四届杜马选举的临近——所有这一切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恢复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党的组织统一的问题,这是社会民主党领导发展着的运动的基本条件。派别斗争带到俄国,地方上分裂,这将使党长期丧失政治作用。


  这种分裂将大大削弱经受了巨大的困难和重大牺牲而成长起来的秘密的党组织…… 一直需要解决,而还没有得到解决的任务造成了党内危机,用党内方式解决这一危机已根本不可能了……


  但是,全会以来俄国发生的一切实际上不仅要求解决这一危机,而且也使这一危机更容易解决。


  全会的一切工作都是以国外上层领导达成协议的形式进行的。


  不错,全会的决定是符合整个俄国现实和俄国工作所要求的精神的,但签订协议的上层领导却没有与这一工作紧密联系,无论如何组织上没有受其任何约束。其原因……主要在于俄国工作本身当时处于完全瓦解的状态……


  现在则不同了,四面八方传来重新开展工作的消息:群众的活跃也使工作活跃起来。到处出现秘密的社会民主党小组和组织。而且党的工作的恢复是充分自觉地估计到了最近发生的一切的。在我们党内,召回主义已经找不到公开的支持者和辩护士了。地方干部也充分认识到取消主义的危险,不仅在党的工作中,而且在工会工作中与它划清了界限。同时,大家都承认,党的一切派别正在这一秘密组织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在这种条件下,对所有希望党统一的人来说,当前情况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召开全俄代表会议……组织这次代表会议的过程将会把地方上现有的秘密组织联合起来,并以此推动地方的积极工作。只有国内的干部聚集在一起才能将国内与国外组织联系起来,从而使后者有可能给国内以帮助、协助和领导,这也是已形成的局势赋予国外组织的任务。所以,我们欢迎中央委员会议的决定并决定参加召开代表会议的组织工作。


  有人对我们说,我们这样做是在破坏党的形式,制造分裂。我们并不想这样。但是,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我们也不会害怕这一点。我们珍惜党形式上的统一,但更珍惜它实际上的统一。所以,只有在给我们指出摆脱目前状况的正式出路时,我们才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在国内没有中央委员会的情况下,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违背章程不愿召开全会的情况下,当人们拿中央委员会下赌注,当任何一个中央委员被捕或顺利地逃出流放地都可能使情况发生根本变化这些条件下,我们看不出这一正式的出路。正因为如此,我们非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或曰调和派——这里对我们的一种很不妥当的称呼)……在确信党的形式已开始充满派别内容之后……——正因为如此,我们参加了召开全俄代表会议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我们参加了组织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


  我们参加这两个委员会并开始在里面工作时,还不知道党的其它派别将对它们持什么态度。但是,现在,当这些派别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拒绝参加这些委员会时,我们仍将继续在其中工作…… 我们参加这些机构,是为了在里面创造必要的条件,使愿意巩固和建立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所有其他派别的代表都能参加这此委员会……


  有人对我们说,参加国外组织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我们就离开了国内工作的基础并卷入了那些国外纠纷。这话不对!任何一个由在俄国没有能够正确发挥作用的组织的各种派别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即使是全俄委员会,由于缺乏地方组织或地方组织不健全,最初都可能是由国外指定的并同国外有密切关系的人组成的。在这方面,不必抱什么幻想。


  如果召开代表会议的要求在俄国各地没有成熟,如果代表会议将只被认为是给迄今还只是在国外进行的派别斗争提供更广阔的舞台,那么任何委员会,即使是全俄委员会,都不能使事情免于失败。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地方组织有联合的要求……如果他们感到有巩固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需要,以便与建立合法的党的愿望相抗衡……那么,国外委员会也不可怕……我们希望,或是现在,或是最近的将来,或是筹备召开代表会议的国外委员会中,或是在相应的国内的委员会中,我们将与愿意巩固和组织好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所有其他的派别的代表会晤并一道工作。


  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小组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


  第98—101页


  注释:


  [167] 布尔什维克调和派的传单《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书》太概是1911年8月中旬在巴黎出版的。列宁阅读这一传单并作批注的时间不早于8月下半月,当时他正住在巴黎附近的隆瑞莫。1911年9月,列宁写了《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一文,把作为取消主义掩蔽物的布尔什维克调和派的观点批判得体无完肤,文中就使用了这些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334—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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