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恩格斯《政治遗教。选自未发表的书信》一书上作的批注[171]

　　(1920年和1921年2月2日之间)
　　列宁
　　{注意第18—19页}
　　{注意第24—6页[172]}
　　[6]?  1920年8月于彼得格勒    N．R．[注：这是小册子的序言日期和署名。——俄文版编者注]
　　[16—19]  我们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我们的工业革命正开足马力地进行，而这个革命在法国和英国基本上已经结束。在那里，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离、工业区和农业区之间的分离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现在只是发生一些缓慢的变化。在那里就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出生的环境就是他们以后必须在其中生活的环境；他们对这种环境已经习惯，甚至连动荡和危机都认为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况且，对过去失败了的运动的尝试也还没有忘记。与此相反，我国一切都还在变动。农民自给自足的旧式工业生产的残余正在受到资本主义家庭工业的排挤，而在其他地方，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又在让位给机器。而且，正是我们这种跟在其他国家后面一瘸一拐地向前追赶的工业的本质，使得革命如此彻底。由于日用品和奢侈品的大规模生产已被英国人和法国人所垄断，所以留给我们出口工业的多半只是一些小商品，然而这些小商品也是广大群众所需要的，它们最初是由家庭工业来制造，只是后来到了大批生产的时候才用机器来制造。这样，家庭工业(资本主义工业)就扩展到广阔得多的地区中去，而且更加彻底地为自己打扫着地盘。如果不把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地区，即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波兹南，以及勃兰登堡的大部分和旧巴伐利亚算在内，那就没有几个地区的农民不日益被卷入家庭工业。通过这种方式实现革命的地区，在我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
　　其次，由于从事家庭工业的工人通常都经营自己一小块土地，这就使得有可能把他们的工资压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低。农业和工业的结合，从前是平民的幸福，现在却成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最有力的工具。一畦马铃薯、一头母牛、一小块耕地，就能使工人以低于自己劳动力的价格出卖劳动力；其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工人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而这块土地又只能使他维持部分生活。因此，我国工业之所以有能力输出，是由于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把全部剩余价值赠送给买主，而资本家的利润则是靠压低正常工资取得的。在任何农村家庭工业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种情况，但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象我国这样突出。
　　此外，由取得了资产阶级进步(尽管这种进步很微小)的1848年革命所引起的我国的工业变革，通过下面两件事而大大加速了；(1)在1866—1870年间扫除了国内的障碍；(2)法国的几十亿赔款173归根到底是用于资本主义投资的。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工业变革，这种变革比其他国家更彻底、更深刻、更广泛、更丰富，同时还出现了一个朝气蓬勃、未受摧残、未因失败而沮丧的无产阶级，最后，多亏马克思，我们还懂得了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原因以及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条件，而这一点是我们任何一个前人所未曾有过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有义务取得胜利。
　　至于说到纯粹民主派和它在未来的作用，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它在德国所起的作用比起它在工业发达较早的国家中所起的作用要差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革命关头能够作为极端资产阶级政党(它在法兰克福[174]扮演过这种角色)，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甚至封建经济的最后一个救生锚，在短时间内暂时起作用。在这样的时刻，全部反动分子都给它撑腰，增强它的力量：一切反动的东西那时都将带上民主的假面具。在1848年时就是如此：一切封建官僚从3月到9月都支持自由派来镇压革命群众，而且一旦这一点办到了，自然也要把自由派一脚踢开。所以，在1848年，从5月到波拿巴的十二月选举为止，在法国进行统治的是一切政党当中最软弱的、纯共和主义的《国民报》派，这仅仅是由于全部反动势力联合起来支持了它。在每一次革命当中都有过这样的情形：从还有能力组织政府的政党中让最温顺的政党上台执政，正是因为战败者认为在这个政党身上还有得救的最后可能。我们不能指望，在危机爆发的时刻就有多数选民，即多数国民支持我们。那时，整个资产阶级和封建有产阶级的残余，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居民，都将聚集在口头上非常革命的极端资产阶级政党的周围，而且我认为完全有可能，这个政党将有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构成政府中的多数。1848年巴黎二月政府里的社会民主派少数已经表明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少数派不应该做什么。不过，这在目前还是一个学院式的问题。
　　诚然，在德国，由于军事上的原因，事态可能有另外一种发展。在当前的形势下，外部的推动力几乎只能来自俄国。如果推动力不是来自俄国，而是来自德国，那么，革命就只能从军队开始。和现代军队比较起来，手无寸铁的人民在军事方面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假如我们的那些没有选举权但受过军事训练的20—25岁的预备兵行动起来的话，那就可能超越纯粹民主派。但是，即使这个问题，在目前也还同样是学院式的，虽然我这个可以说是党的总司令部的代表，有义务对它加以考虑。不管怎样，在危机的日子和危机后的日子，我们唯一的敌人将是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派，这一点，我认为是绝不能忽视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1—253页。——编者注]
　　[24]    1891年10月24日
　　因为我认为有必要向法国人坦率地说明真实情况，一旦战争发生，我们将处于怎样的地位，——这当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我用法文写了一篇文章[175]……[注：同上，第38卷第185页。——编者注]
　　[26]  如果我们因为战争而在没有作好准备以前执掌政权，技术专家就将对我们采取原则上对立的态度，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随时随地欺骗和出卖我们；我们就不得不吓唬他们，而他们总归还是会欺骗我们的。例如，法国革命者所遇到的情况一向是这样(在较小的范围内)：甚至在一般管理工作中，他们都不得不把一些次要的，但与直接实践活动有关的职位，交给过去的反动分子担任，而这帮人却百般干扰，横加阻拦。[注：同上，第187页。——编者注]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0卷
　　第246—249页
　　注释：
　　[171]恩格斯的《政治遗教。选自未发表的书信》一书是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编的，作为《国际青年丛书》第12辑于1920年在柏林出版。列宁在收载于这本小册子的恩格斯1884年12月11—12日和1891年10月24—26日给奥·倍倍尔的两封信上作了批注。从前一封信摘录的关于“纯粹民主派”在革命关头的作用的一段话，列宁曾在《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中和在代表大会上作的这个报告中以及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引用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9—10、53—54、244—245页)。——374。
　　[172]这两行批语列宁写在小册子的封面上。——374。
　　[173]指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失败后按照和约付给德国的50亿法郎的赔款。——375。
　　[174]这里说的是1848—1849年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376。
　　[175]指恩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5—303页)。——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