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

　　《我们的曙光》杂志第6、7、8期主要是谈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的。在议论这个题目的一些文章里，取消派观点的实质被大量华而不实、牵强附会和卖弄词藻的空话掩盖起来了：说什么“无产阶级的战斗动员”、“广泛的公开的动员群众”、“独立行动的工人的群众性政治组织”、“自治的集体”、“自觉的工人”等等，等等。尤里·查茨基甚至说出什么对纲领不仅应当“深入思考”，而且应当“深入感受”……这些大概会使男女中学生欣喜若狂的空话，旨在迷惑读者，“施放烟幕”，从而也就不难偷运私货。　　
　　
　　例如，尤里·查茨基先生对纲领的意义和统一的纲领的重要性是这样颂扬的。他写道：“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认可〈纲领〉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同时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不能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去认可国外小组强加于它的纲领。”　　
　　
　　这些话居然这样刊登出来了。而这些话不是刊登在唆使人们迫害“犹太佬”和侨民的黑帮机关报上，而是刊登在“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上！这些先生们竟然堕落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不是说明他们的纲领同“国外小组”的纲领之间的原则分歧，而是叫喊反对国外！　　
　　
　　而且尤里·查茨基竟然如此笨抽，他泄露了他是代表哪一个小组来推行自己取消派的路线的。他写道：“实行可能的集中化的因素，是同公开的工人运动有密切联系的〈通过《我们的曙光》杂志，是吗？〉并且日益具有稳定性的……〈和日益具有自由主义面貌的〉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集团……我们特别是指彼得堡……”　　
　　
　　 先生们，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躲躲闪闪是不体面的和不明智的：你们认为（这是很自然的）“集中化的因素”，干脆说中心（取消派的）是彼得堡《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工作人员集团。口袋里藏不住锥子。　　
　　
　　尔·马尔托夫企图把锥子藏起来，一再说社会民主党纲领中关于合法性的条文是选举纲领的基础。他在这一点上话说得很漂亮：无论什么都不要“放弃”，无论什么都不要“阉割”。这些话刊登在第7—8期合刊第48页上。而在第54页文章结尾的一段上却写道：　　
　　
　　“我们〈？显然是指《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应当在无产阶级为争取自己的政治自决的自由、争取拥有本阶级的政党和自由开展自己的活动的权利、争取作为独立的组织力量参加政治生活而斗争的旗帜下〈原文如此！〉进行整个选举运动。无论选举的鼓动内容，还是选举的策略方法和竞选的组织工作方法，都应当服从这个原则。”　　
　　
　　这真是对自由派工人的纲领的绝妙说明！工人社会民主党人“是在”争取全体人民的自由和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下进行运动的”。工人自由派是“为争取拥有本阶级的〈从布伦坦诺的社会自由主义的意义上理解的〉政党的权利”而斗争的。服从这个原则，这就等于背叛民主派事业。无论自由派资产者，还是政府中的狡猾市侩，都只希望工人为“自己的政治自决”的自由而斗争，而不希望他们为全国的自由而斗争，——马尔托夫重复了列维茨基的公式：“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马尔托夫提出了一个纯粹“新经济主义”的口号。“经济派”说：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新经济派”即取消派说：选举鼓动的全部内容，要服从工人为争取拥有本阶级的政党的权利而斗争这个原则。　　
　　
　　马尔托夫是否意识到自己这些话的意思呢？他是否意识到这些话就等于让无产阶级脱离革命呢？他说：“自由派先生们，在1905年，我们反对你们，发动了群众特别是农民起来革命，我们为人民的自由而斗争，不管自由派如何拼命想使革命事业在得到半自由之后就停止下来。可是今后我们不再‘迷恋’这些，我们要为本阶级的政党的自由而斗争。”“路标主义的”、反革命的自由派要求于工人的正是这一点（请特别同伊茲哥耶夫写的东西比较一下）。自由派并不否认工人拥有本阶级的政党的权利。他们否认的是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有违背自由派的意愿、甚至与自由派针锋相对地发动下层进行斗争的“权利”。　　
　　
　　马尔托夫许愿说不“放弃”、不“阉割”，可是他就这样阉割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以使这个纲领完全满足了拉林、波特列索夫和伊茲哥耶夫的要求。　　
　　
　　请看一看，马尔托夫是怎样批评党的策略决议（1908年12月）的。他在谈到“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的时候说，“这是一个不妥当的公式”，因为“在这个公式中，见不到向专制制度的代表同土地贵族之间瓜分政权倒退一步这一现实”，“在这个公式中，各阶级发生激烈的冲突的因素不存在了”——这里说的各阶级的冲突显然是指自由派资产者同农奴主的冲突！马尔托夫忘记了（象谴责工人“过火行为”的自由派一样忘记了），自由派资产者在1905—1907年害怕同封建主发生“激烈的冲突”，而宁愿同工人和农民发生“激烈的冲突”。马尔托夫看到了专制制度向农奴主“倒退一步”（党的决议准确地指出了这倒退的一步：“保持农奴主的政权和他们的收入”）。但是，马尔托夫没有看到自由派资产者从民主向“秩序”、向君主制、向接近地主“倒退一步”。马尔托夫没有看到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道路上迈了一步”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路标主义的联系。他所以没有看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本人就是“混迹于马克思主义者之中的路标派分子”。尽管自由派动摇不定，尽管他们甚至转向秩序党，马尔托夫还是象自由派那样幻想自由派资产者同农奴主发生“激烈的冲突”，而抛弃工人和农民同农奴主发生革命冲突的历史现实。　　
　　
　　在这里也只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马尔托夫是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观点来反对党的决议的，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提出自己的任何策略决议（虽然马尔托夫不得不承认策略必须以对“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的”估计为基础！）。　　
　　
　　因此，可以完全弄清楚马尔托夫为什么要写如下一段话了，他说：“……工人政党应当竭力……促使有产阶级采取某种步骤，逐步实现立法的民主化和扩大宪法的保障……”一切自由派都认为工人竭力“促使有产阶级”采取某种步骤是完全理所当然的，但是自由派有一个条件：就是工人不得促使无产者采取自由派所不喜欢的“步骤”。严重腐蚀了英国工人的英国自由派的全部政策，就是让工人去“促使有产阶级”，而不让工人夺取全民运动中的领导权。　　
　　
　　同样可以完全弄清楚查茨基、马尔托夫、唐恩为什么这样痛恨“左派联盟的”策略。他们对“左派联盟的”策略的理解不是指选举中的“左派联盟”，而是指伦敦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共同策略：使农民（和全体小资产者）摆脱立宪民主党人的影响；迫使民粹派集团在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作出选择。拒绝这个策略就是同民主派脱离关系：现在，在“斯托雷平时期”以后，在“立宪民主党的斯托雷平自由派”建立了功勋以后（米留可夫在伦敦提出了一个口号：“陛下的反对派”！），在《路标》文集出版以后，只有斯托雷平的社会民主党人才看不到这一点。　　
　　
　　不要给自己制造幻想：我们有两个选举纲领，——这是事实。这个事实用空话、牢骚和愿望是搪塞不了的。一个是上面提到的那个以党的决定为基础的选举纲领。另一个是被列维茨基、尤里·查茨基及其同伙所发展和补充了的和被马尔托夫润色过的波特列索夫—拉林的选举纲领。这后一个所谓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实际上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纲领。　　
　　
　　谁不懂得这两个工人政策的纲领的差别，不可调和的差别，他就不能自觉地进行选举运动，谁就经常要感到失望，“产生误会”，犯喜剧性的或悲剧性的错误。　　
　　
　　载于1911年10月18日（3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364—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