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与西北军为何内讧？

今年西安事变爆发75周年。以往，报刊上对西安事变史实的介绍、披露，多侧重于事变爆发的过程、和平解决方针的确定经过等方面，而对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西安城局势方面的史实介绍则相对较少。这里，笔者着重对蒋回南京后的有关历史细节作些介绍。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中共相应地改变了政策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独自决定当日下午送蒋介石回南京。他以为，这样做既可以向天下人表明其赤诚之心，又可以挽回蒋的面子。蒋再放他回来，更可提高领袖威信。他毫不顾及个人的安危和东北军的得失。这天下午，周恩来在金家巷东楼。有人报告蒋的住宅门前人来人往，还未搞清缘由，又传来飞机的声音。周恩来恍然大悟，连说：糟了，糟了，蒋介石走了。很快，他又得到消息说：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放蒋的方针本来早已定了，张学良这样做的用心是好的，但他亲自送蒋的决定，又增加了以后事变发展的复杂性。对此，周恩来扼腕痛惜，但已不可追回。

蒋介石走后，许多人以为蒋必定会实现诺言。西安方面也认为，和平已经实现，红军不必继续南下。周恩来尊重友方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建议红军停止前进；并向杨虎城、王以哲表示：已到非苏区的红军，不侵犯原有的行政系统，不打土豪。为了实现团结抗日，中共相应地改变了政策。这种改变，以后发展为1937年2月10日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为国民党所接受，成为停止内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周恩来在西安广泛接触各方人士，不断向中央反映他们的要求及自己的建议，对我党政策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背信弃义地扣押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有三种选择：一是实现诺言，发动抗战，允许共产党公开，让张、杨继续指挥西北部队。但他获得自由后，又不这样做了。二是进攻西安，消灭西北三军，将中国再次推到内战的深渊去。西安事变教训了他，他看到民心向背，知道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于是，他采取了第三种折衷的办法：不放弃抗日的旗帜，又不马上发动抗战，企图把共产党赶回陕北，使东北军、西北军脱离张、杨。

1937年1月4日，蒋介石背信弃义地宣布扣押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在摆好阵势后提出甲、乙两种解决方案。甲案：东北军驻甘肃，西北军守渭河以北，红军回陕北。乙案：东北军东移安徽、淮河流域，西北军驻甘肃，红军回陕北。蒋力图以军事压迫、政治分化来达到上述目的。

在军事力量上，西安三方同南京相比处于劣势，如果打，只会断送已赢得的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和平局面。如果三方联合一致，严阵以待，那么蒋介石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因而，在政治上揭露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坚持到2月15日就可以利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呼吁救张，推动抗日。这是比较好的对策，但实行这项对策的前提是必须坚持三位一体。

1月4日，应西安方面要求，周恩来电告中央令红军驰援。同时，他全力支持杨虎城、王以哲指挥部队，连设七道防线。1月8日、9日，红军赶到三原、耀县、咸阳一带。虽然红军只有三万人，但是英勇善战，威名远扬，极大地支持友军，稳定了关中的形势。蒋介石看到三位一体的力量，不敢轻举妄动。张学良欣慰地说：“没有想到西安能坚持这么久，只要西安能坚持，我就有回去的可能。”

●“主和”与“主战”：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状况日趋复杂

但是，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状况日趋复杂。张学良是维持三位一体的核心人物。他被囚禁后，三位一体便出现裂痕。首先是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早已存在的两派逐渐变得互不相让，各行其是。以王以哲为首的高级将领力主和平解决，但是除王以哲等少数人外，东北军高级将领多认为共产党势孤力单，不愿联共，有的已投靠蒋介石。他们要求执行乙案，认为这样东北军可以就食于富饶地区，可以离开西北，离开红军。由于王以哲、杨虎城、周恩来一致坚持接受甲案，他们迫于形势，难以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