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城市调查

久居北京，对这座魅力十足的城市都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感情。我的职业需要我更多地了解北京，二十多年来我兴趣盎然地为此奔波书写。

□在胡同、四合院、茶园戏楼、花鸟宠物早市中，追寻北京语言的历史与嬗变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白公一起，钻进北京图书馆的浩瀚书海，走到胡同年事已高的老北京人中间，研究北京语言的历史与嬗变。我们走进了精巧的四合院，走到硕果仅存的厚重的城墙边，走到狭窄短小的胡同，走进已经为数不多的茶园戏楼，走入再度兴盛的花鸟宠物早市……在调查考证中，我们深切地感到，北京文化鲜明地反映了北京文化兼容了南北不同民族风格语言和方言特征。让北京人感到骄傲的戏院来自南国，胡同来自蒙满，京剧产生于徽汉，胡琴传自番邦，手工艺则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那一年多的城市调查让我们写出了一本专著《京味儿――透视北京人的语言》，这本纯粹的学术著作竟然再版，多家报刊转载了其中的章节，我们应该感谢民间调查给我们的馈赠。

□与球迷一起体验喜怒哀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又走进了这座城市中一个欢快躁动的群体――球迷。那是一个人们为足球痴情癫狂的年代，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李志坚同志几次在他的办公室和我谈话，他说:“目前北京有两个‘市’值得研究，一个是股市，一个是球市，他们都牵动着北京市民的心，每到周一早上，大街小巷、公共场所都在谈论礼拜天的足球。是老百姓关心的，就应该研究。”我几乎一场不落地看了北京主场的所有比赛，与他们一起体验喜怒哀乐。我目睹了北京赛区的激动人心的场面:那号声与呼喊声交织在一起的绿色助威部队；那“胜也爱你败也爱你”的充满理解的呼唤；那冒着初冬严寒排起的昼夜购票的长龙……尽管仅仅几年这个球市和整个足球产业链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有过这个城市调查的经历还是很值得的。正是这方面的积累，让我对体育文化、体育产业、奥运历史、奥运效应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从1998年底北京申奥开始，将近8年来，我在各种报刊发表了几十万字的文章，一本25万字的《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经济社会的影响》也即将问世。有些调查的结论是很有警示性的，比如我国体育产业的总体规模最乐观的估计也只占GDP的比重的0.702％，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都在2％以上，即使巴西、印度等国家也超过了1％。而北京市体育产业的产值近几年基本占全市GDP的1％以上，这与一些发达国家体育产值占GDP3％的情况仍有差距。随着奥运商机的出现和相关政策的支持，北京市将力争在2008年实现体育产业产值达全市GDP的3％，将创造数以十万计的就业岗位。那无疑将为后奥运经济和北京市的经济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这些研究成果也都得益于近年来我丝毫没有松懈的城市调查。

□走进“拾荒大军”和“上访村”

最近两年，我又对北京城市的边缘人群展开了调查。不要小看这些不起眼、在城市中没有话语权的人群。国外权威的经济学家断言: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改变世界面貌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等国家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中国的未来，而且也决定着世界的发展进程。而其中派生的“都市边缘人”也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必须对这一特殊的人群给与充分的重视，他们关系到首都的稳定，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程度，也关系到他们自身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命运。其中，北京的拾荒大军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角落。要想深入调查他们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解他们首先要尊重他们。他们面对北京人有一种深重的自卑感，你问他一些事情他以为你在拿他们的苦难当热闹听。后来我们想起一个办法，就是在车里装一些瓶子、罐头盒儿等废品，当他们拣拾垃圾的时候送给他们，然后和他们聊一会儿，他们都很感谢，也能接受，甚至能讲出不少心里话。《北京拾荒大军现状与治理对策》的调查报告就这样完成了。它对北京拾荒人员的构成特征与社会属性、拾荒大军的生存状态、拾荒大军与和谐社会、治理拾荒的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拾荒大军逐渐壮大已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他们既给社会增长了财富，也给社会带来隐患；既让废品成为了财富，也让城市变得混乱无序；既给城市减少了垃圾，也使得城市平添了不少都市里的村庄……由于调查报告翔实、准确，调查对象广泛，发现问题到位，治理对策有见地，很快得到社会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尤其让我们感到有意义的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看了这份报告亲笔批示:“规范拾荒大军，也是治理城市脏乱的重要措施，请有关部门研究”，王岐山市长批示:“请吉林同志阅研，请市政管委约课题组的同志们座谈。”

这个调查报告完成后，我们又走进另一个特殊的角落――在北京的上访聚集区。“上访”是困扰首都多年的老问题，到这里聚集的上访者几乎全部来自外地。鉴于位于丰台、宣武交界的东庄“上访村”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而且严重影响首都形象，对于2008年奥运会举办也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所以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我们课题组多次来到这里，深入调查了上访人员的年龄、性别、上访人涉案部门、案发省份、在京暂住地，从首都形象、火灾隐患、环境污染、严重扰民、治安问题突出等多个方面论证了“上访村”存在的触目惊心的问题。当然，任何调研都是发现问题容易，提出解决对策才是难点。为此我们走访了有关执法部门，提出“上访村”治理建议，而且治理建议都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好评，王岐山市长也为这份报告写下批示。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要想到自己研究成果的转化，它应该对社会有警示作用，应该促进社会的变革，它不仅要提出问题，更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这样的调查应该有理论支撑，也应该生动和可读，让老百姓读起来不感到乏味。这样的调查还应该给城市的管理者提出有见地的建议，因为问题的解决需要他们的领导和协调。1997年，针对北京足球无所作为，影响了城市形象，我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市委书记贾庆林做了“把北京的‘三大球’搞上去”的批示，责成有关部门尽快拿出措施。我最近的关于拾荒大军与上访聚集区的调研报告都受到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经由他们批示，有关各部门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治理工作，这也正是我――一个城市调查者感到最为欣慰的。(作者为北京社会科学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金汕的“城市调查”引人入胜

●他长期致力于北京文化研究。他钻进了老北京人中间，对北京语言的历史与嬗变进行调查。在调查基础上写成的《京味儿――透视北京人的语言》成了当时极为畅销的学术著作。

●他是球迷，更是球迷文化的研究者。他的调研报告《1997年北京足球状况》在当时受到市政府的关注，市委书记贾庆林在报告上做了“把北京的‘三大球’搞上去”的批示。

●他关注城市边缘群体及其给城市管理带来的问题。最近两年，他对北京的“拾荒大军”和“上访村”的调查，为北京的市政管理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