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强政策的协调性和连贯性。一方面,部门政策之间要协调,同一地区和部门的政策也需要保持前后的一贯性,不可差异过大。要彻底改变政出多门现象,尤其对涉及民生的土地、社保、收入分配等问题,要加强社会听证、部门协商等制度建设,避免由于政策之间的冲突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要提高前后政策的连贯性和可持续性,避免由于人事更迭造成政策前后不一致而带来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要把社会发展尺度纳入到经济发展中,在社会公平框架内平衡社会压力与人力资源的关系。进一步说,要把教育和培训、劳动力市场建设、协调劳动关系、加强社会对话和社会保护等工作纳入到发展过程中,努力开发一套可以检测社会管理效果的指标体系。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解决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出发创新社会管理理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着力解决好理论滞后于实践的问题。不断提高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水平,着力建设适应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理论,并把社会发展理论真正纳入到干部教育中去。
(三)用全球化、动态性、阶段性视野来分析社会形势
绝不能把2011年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和经济事件简单地视为一连串的偶然事件,它们可能预示着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变革。同样,在这一年,发生在我国沿海地区因产业升级和企业经营困难带来的群体事件,也不要简单视为地区性治理欠妥善的结果,其必定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我们需要从历史长河来审视2011年以来发生的一切。20年前苏联解体引发的苏东区域性变革,打破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两霸对峙局面。之后10年,人类充分分享着经济社会繁荣带来的“和平红利”。10年前,苏联解体后单打独斗10年的美国遭遇了惨烈的“恐怖主义”袭击,全球也跟着美国进入了“到处寻找恐怖分子”的时代。人类见证了美国这10年的变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迅速崛起的中国越来越表现出高度敏感,尽管中美两国提升了对话的层级和频率,但双方互信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逐渐从伊拉克、阿富汗抽身之后,美国加大对东亚的战略部署,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
2012年国际局势变化会直接影响国内的社会形势。2011年,世界持续不断地经受着各种挑战,一波一波地冲击着各国社会。这些挑战始于一直以来持续低迷的世界经济,蕴涵在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在发展乏力的前提下,各国繁荣时期积累下来的社会不公正更加激发了相关社会群体的不满情绪,先是西亚北非出现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继而在伦敦发生了向英国其他城市扩散的骚乱,在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随后,俄罗斯又掀起反对普京的示威游行。2012年,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不能不关注这些事件背后的关联性。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对我国制造业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高科技含量的企业不多,我国出口正在受到成本增高和加薪工潮增多的多重压力,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深受其害。20多年前形成的沿海制造业产业带,目前正遭受成本持续上涨、劳动力紧缺、利润率下滑以及海外订单锐减等因素的冲击。过去一年来,发生在这些地区的群体事件不能说与这个国际大环境没有关系。甚至国际金融领域的一些问题也在国内社会有所反应。2012年,要密切关注公众的情绪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动向。
另外,2011年世界各国的社会事件多是归因于快捷的、低成本的信息传递,新媒体降低了社会的组织成本。面对这些新情况,创新社会管理首先要突破传统的治理模式。
(四)完善体制机制,避免形式主义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部分干部和群众担心自己所在地区开展的社会管理创新流于形式。一是一些地区的干部对于本地实施的“大走访”等面向群众问题的工作还存有疑虑。二是体制机制的束缚使实际问题的解决程度大打折扣。如欠发达地区由于镇街经济指标压力大,根本没有时间关注社会管理;由于各地社工晋升机制不完善,导致社工流动性大,不利于本地人才种子的培养。街镇的社会管理和服务是当前的重点,但由于面临经费、人力不足的难题,许多工作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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