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万人呼吁“两会”代表委员推动异地高考

3月1日，全国九万多“随迁子女”家长发布了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公开信。他们要求代表委员在“两会”上关注教育公平问题，推动“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政策尽快落实。

公开信吁落实“就地高考”

所谓“随迁子女”，即因为父母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异地工作，随同父母来到异地就读中小学的未成年子女。2005年以后，中国高考报名严格限定实行“学籍”和“户籍”双认证，学生只能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非本地户籍学生即使拥有一地学籍，也无在当地参加高考的权利。

2000年以来，中国各地全面推动高考“自主命题”，现在已有过半数的省份实行本省区市单独命题，不同省区市之间，不仅考卷难易程度不同，分数线高低存在巨大差异，甚至连命题范围和考试科目都有区别。由于高考命题是高中教育的指挥棒，不同省区市的高中教育也由此产生了巨大差别，使得在异地求学的学生已经丧失了回到原籍地参加高考的条件。少部分在异地就读的学生最终即使回乡参考，一般也铩羽而归；而更多希望能够顺利通过高考升学的学生，则不得不在高中甚至初中阶段就回到原籍地就读，与父母分离而成为“留守儿童”。

家长们的公开信指出，当前全国已有2.6亿流动人口，其背后是5800万留守儿童和2700万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一日不得到解决，就会有数千万的孩子面临失去良好教育的困境，会有数千万个家庭遭遇分隔两地的痛楚。

从2010年7月起，全国各地的随迁子女家长先后行动起来，争取“取消中高考户籍限制”，使随迁子女获得在经常居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随迁子女家长已经到教育部请愿二十余次，要求教育部尽快允许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家长还曾到当地教委或教育厅陈情，要求当地尽快允许“异地高考”。随迁子女家长发起的《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呼吁书》签名活动，到今天起已经征集到超过9万个签名。

2011年3月10日，教育部长袁贵仁曾表示正在调研“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方案。同年8月，温家宝也表示：“要逐步健全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保障机制，由输入地政府负责；抓紧研究制订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输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但至今为止，中央政府仍未拿出实施“就地高考”的具体时间表。

家长们在公开信中呼吁，“两会”代表委员“倾听2.6亿流动人口的心声，体恤千万学子的渴盼，呼吁‘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政策尽早落实”。

2011年10月24日，张千帆等15位法律教育学者曾联署致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呼吁“废除高考户籍限制”。2011年10月29日，随迁子女家长发布《异地高考“民间方案”》，建议各省区市以学籍取代户籍作为高考报名依据，允许非户籍居民子女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此后家长又多次前往教育部陈情，但教育部的答复始终是“异地高考”仍在调研。

“控人口”博弈

由于中国大学招生指标按地域划分，不同省市之间，高考录取率相差巨大。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考生考取全国一流高校的概率甚至比河南等省高出10倍左右。有人担心，放开“异地高考”会产生大量“高考移民”，进一步加剧京沪穗深等大城市的人口膨胀。也有一部分京沪本地户籍居民在网络上公开表示，反对高考权利对外地户籍学生开放。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曾在财新《新世纪》撰文指出，常年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工作的非本地户籍居民，与当地市民一样是纳税人，只不过在目前尚待改革的户籍体制下没有本地户籍而已。他们理当在医疗、福利和教育等诸多方面享受和当地居民同等的宪法权利。剥夺他们的随迁子女就地参加高考的基本权利，于情于理于法都是说不过去的。

张千帆认为，对放开“异地高考”的种种担忧，潜台词都是城市长期依靠歧视积聚了种种特权，如果允许外地人进来平等分享，必然加剧各种“移民”。面对这一现象，城市的自然反应是继续走歧视的老路，不让打工者分享城市的利益，甚至把他们的子女赶出去，这种做法饮鸩止渴。他说，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恰恰是歧视本身。“高考移民”的根子无非是京、沪等高等教育资源集中的省市靠招生地域歧视形成的巨大高考特权，正是种种特权造成这些省市人口密集、交通拥堵乃至房价畸高。不全面消除歧视，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城市面临的各种困境。

有专家对财新记者表示，决策者不允许异地高考，实质并不简单是捍卫某些群体的高考特权，而是出于限制大城市人口的考虑，但大都市圈的发展是当今时代的趋势，中国人口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区域的集聚是不可逆的，决策者不应该逆潮流而动，以对外地人的歧视政策限制人口自由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