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培育中产阶级？（3）

4.减轻中低收入者的基本生存负担

中国除了较高的教育价格、医疗价格之外，还有较高的房地产价格。按照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2007年分别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进行调研报告显示：2004年至2007年，房价与家庭收入比日益增加。按照30年按揭，30％首付全部房款，年利率5.3％购买商品房计算，中等收入者每月还款额超过了全部收入的50％，许多中低收入者沦为“房奴”，根本谈不上向上流动和发展。

中国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中低收入者的社会负担太重的话，中产阶层是不稳定的，可能随时会转变为低收入者，而低收入者要转变为中等收入者则更难。在同一个阶段，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建设福利国家，由政府包揽了中低收入者基本生存的风险问题，才导致了中产阶层的大面积出现。后来福利国家面临的新问题，并不能否定福利国家的历史成就。

中国新时期的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安排，应把解决高教育价格、高医疗卫生价格、高房价作为重点。这三个问题，使得中国中产阶层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现有中产阶层向下流动，都可能使许多脱贫者返贫。对于较高的教育、医疗卫生价格和高房价，政府一方面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对所有的社会群体进行保底；另一方面，要积极地打破行政垄断，引进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善公共产品供给，最终使这些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5.塑造开放、高效的公共部门

建立开放、高效的公共部门，是用较少公共资源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有效途径。中国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掌握了较多的公共资源与公共产品短缺并存。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公共部门没有对社会开放，不可能形成高效率的公共部门，不可能产生高效率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30多年的渐进式改革走到今天，形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相互独立、相互封闭的系统，这可以看成是体制上的二元结构。体制内的公共部门，主要包括政府机关、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主要提供公共产品；体制外的部分主要是各类私人部门，包括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内，提供私人产品的部门。

从处于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基本国情出发，中国需要建立开放高效的公共部门。建立开放、高效的公共部门，重点是公共部门对全社会开放，包括职位开放和投资开放，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做大公共产品领域的“蛋糕”，以开放促高效。

建立开放高效的公共部门，最具实质性意义的改革是改变公共部门按照行政特权配置公共资源，最终难以体现公益性、专业性，难以体现效率提高，难以体现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提高的局面。实现公共部门的开放，中国才有条件实现整个公共部门的公益性和专业性。

这一方面可以直接地增加中产阶层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实现公共产品领域做大“蛋糕”，使农村、落后地区、中低收入者能够享受到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成为中产阶层。

中国的公共产品短缺造成中产阶层难以扩大的收入分配“陷阱”。由于公共产品短缺，低收入者由于缺乏人力资本而难以成为中产阶层；由于公共产品短缺，即使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也难称之为中产阶层，因为不具备中产阶层应有的生活质量；公共产品短缺还造成中产阶层外流的现象。

中国中产阶层数量过少，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困难，既是原因，也是结果。中国值得追求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中产阶层不断扩展的经济发展方式。中产阶层多了，低碳经济主导、消费主导、服务业主导、人力资本主导的经济结构自然会形成。大幅度增加与人的自身发展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给中低收入向上流动提供应有的机会和能力，是中国扩大中产阶层的必由之路。

本着有利于中产阶层群体扩大的方向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应当成为中国福利制度建设的框架性原则。为此，中国需要将改革扩展到垄断性的公共部门，建立开放性、公益性、竞争性兼容并蓄的公共部门。把公共部门改革作为新阶段改革的重点，将释放出大量的中产阶层就业岗位，同时又能够通过扩大与人的自身发展相关公共产品供给，增加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