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培育中产阶级？

中国当前正处在从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这一阶段与西方国家建设福利社会的发展阶段是相同的。因此，借鉴福利国家的历史经验，转变发展方式，最根本的举措在于，以培育中产阶层为目标，建设积极的社会福利制度。

从历史经验看，发达国家建立的高福利制度，恰恰不是在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不是在高收入阶段，而是在工业化中后期。比如，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公共产品支出上涨最快的阶段，恰恰是人均GDP在3000美元至10000美元阶段，而不是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后。

在此阶段，以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主要公共产品为例，国际平均升幅达到13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支出保持相对稳定，而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分别大幅增加了4个和10.7个百分点。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将逐步趋稳。

因此，作为参照，在中国新时期社会福利政策设计上，需要以增加国家福利为主基调。在这个时期，防止高福利不是主要矛盾，汲取古典自由主义模式的教训才是主要矛盾。建立城乡统一的福利制度，主动地缩小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积极培育中产阶层，在建设消费大国、服务业大国、人力资本大国上主动进取，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出路。

1.机会创造与能力创造并举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中产阶层的大规模出现，不是国家包办的结果，而是社会平等、积极流动的结果。中国新阶段的社会福利在设计上，要充分认识到，社会福利制度不是削弱市场，而是增强市场在扩展多数人福利中的作用。为此，社会福利制度要能够确保平等和积极的社会流动，而不是阻碍这种有活力的社会流动。

中国中产阶层发育有两大矛盾：一是机会的匮乏；二是能力的匮乏。以大学生和农民工群体为例，二者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最重要的两个群体之一，如果这两个社会群体在未来不能够成为中产阶层，中国不可能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也不可能真正走出城乡二元经济而完成工业化。

大学生作为高潜能群体，就业比较困难，其向上流动主要是机会的匮乏。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福利制度建设主要的目标是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连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未来有多少社会群体能够成为中产阶层？而且，知识群体找不到工作，会造成“知识无用论”，进一步强化经济结构低端锁定的风险。而机会创造的过程没有别的途径，只能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来解决。这就需要加快市场化改革，在服务业领域打破垄断，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农民工就业已变得比较容易，但其技能比较低下，其向上流动最大的矛盾是能力匮乏。解决这种能力匮乏，需要中国新时期的福利制度安排，在职业机能教育等公共产品领域加大投入力度，培养其技能。与此同时，打破城乡二元的福利制度，让农民工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使其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在此基础上提升自己。这样农民工才有可能成为中产阶层，才有可能确保中国绝大多数的居民成为中产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