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中国和平崛起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把共产党执政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以求发展的道路称为中国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以中国来命名，是因为中国既是这条道路的开辟者，又是这条道路最典型的实践者。这条道路从逻辑上来讲，会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市场复活阶段，民生危机阶段，以及和谐社会阶段。复活市场是为了发展经济，但企业和政府收入占GDP份额的同时上升又会导致劳动者消费占GDP比例的下降，导致民生危机，从而催生出建设和谐社会的需求。共产党执政的其他国家，或者还没有完成市场复活阶段，例如朝鲜、古巴；或者进入了民生危机阶段，但还没有进入和谐社会阶段，例如越南。中国则完整地经历了全部三个时期：从1978年到1992年是市场复活阶段；从1992年到2002年是民生危机阶段；从2002年到现在则是和谐社会阶段。由于中国已经是这条道路上走得最远因而经验最丰富的国家，所以我们在分析这条道路的前途时并没有直接的经验可以借鉴。这里笔者尝试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身的特点，从理论上分析中国道路的第四个时期的几种可能性。

结合国际上其他国家转型的经验来看，笔者认为，中国道路面临的各种挑战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两种可能的不利前途。而如果政府能够避免重大的失误，实行制度创新，则可以在国内成功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在国际上实现和平崛起。

一、资本获得政改主动权后经形式民主过渡到威权政府

在苏联、东欧等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一开始是支持形式民主的力量在塑造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占了上风，随后在政治形式民主化的同时，发生了高强度的国有资产私有化、野蛮的原始积累，劳动者的生存条件急剧恶化。丧失生活保障的劳动者则合乎逻辑地把选票投给主张限制资本的左翼政党。而右翼资产阶级又不愿拱手让出政权，因此在选举民主不能保障自己的积累条件和政治统治时，他们极有可能转向暴力并倾向于直接的军事专政。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改革中，劳动者脆弱的生活条件越是难于维持，自由主义改革导向威权政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一倾向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表现得最为清楚。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众的生活水平急剧倒退，其结果是议会选举中左翼政党获得的支持急剧增加。到1992年10月，即苏联剧变一年左右的时间，继续支持休克疗法的选民减少到了20%。此时的议会主席是中派，并试图与共产党、民族主义者组成联合反对派。1996年总统选举前的民意调查中，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以21%的支持率领跑，而叶利钦只得到了8%的支持率。1992年的议会状况和1996年的总统选举都对资本寡头的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其结果是1993年坦克炮击议会所在地白宫，议会被强行解散，以及1996年3月叶利钦开始着手准备取消总统选举。威权政府只是因为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提醒军队可能分裂才没有最终出现。[1]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表现出的向威权政治转变的强烈倾向是不容否定的。

当前中国也有势力在推动走前苏联资产阶级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其理论表现之一就是鼓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派主张的形式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一种形式。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形式民主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并对其进行了毫不含糊的揭露和批判。形式民主虽然赋予所有社会成员以无差别的选举权，但并不触动他们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治、文化产品的生产资料，掌握着电视台、门户网站、报纸、出版社、印刷厂等大众传媒机构，极易对选举结果发挥决定性影响。因此“普世”学说的实现将导致资本集团对政改的支配。

当前资本力量在和谐社会阶段的不满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的积累条件仍然不由自己掌握，而是受国家的较大限制。另一方面，资本提高利润率的愿望被和谐社会保障劳动者生存条件的要求所遏制。如果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政权，那么资本将既能够自己把握积累条件，又能够摆脱和谐社会在劳动合同、最低工资、工作条件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可见资本作为一个整体有相当强的动机推进政治自由化。

具体来说，一旦资本集团在政治上得势，一些关键性的战略企业，例如金融、能源、通信、交通、粮食流通等领域的企业将被私有化，规模极庞大、领域极有利可图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垄断部门将成为资本（尤其是大资本）的猎物和狩猎场。私有化的结果会是相关产品价格的迅速上涨，以及相应的劳动者日常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中国的粮食、移动通信、铁路交通等价格都只有美国的1/5左右，私有化后与国际价格接轨将极有利可图，因此价格的暴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与此同时，资本集团将大大弱化国家财政能力，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减税将成为财政变革的主题。和谐社会年代很大程度上通过增加国家财力、加大社会建设支出建立起来的劳动者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将因为失去资金支持而日益陷入困境并最终崩溃。最后，以经济发展为合法性重要来源之一的国家转化为形式民主国家之后，经济增长不再成为一种强制性的任务。加之原来完成这一任务的金融、财政、土地等手段或削弱、或消失，宏观经济的增长失速甚至衰退都是很可能的，而总体经济状况的恶化自然会极大影响普通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所有这些因素和逻辑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苏联解体后最初几年内的政治进程极有可能在中国再现。

由于中国劳动者在和谐社会阶段获得的生活条件的保障水平远较苏联劳动者为低，因此如果类似幅度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出现在中国的话，中国劳动者生存条件的恶化也会比苏联解体时期更可怕。相应地，左翼政治力量会得到选举中民意更强大的支持。这种情况给资本家带来的恐惧会导致发生比叶利钦炮击议会、试图取消总统选举更极端的举动。

二、“支配者过度积累”引发社会动荡

领导集团在没有外界威胁的情况下，周期性地出现因成员追求过度积累而导致社会动荡的“集体无理性”症状，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

“支配者过度积累”定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马克思所总结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即工人状况随资本积累而恶化的规律。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单个资本家不断采用新技术，购置新设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结果，相对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工人人口总是增长过快，于是产业后备军越来越多，工人也越来越贫困。同封建时代地富官僚过度榨取导致社会两极化一样，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由于竞争的强制性而不得不进行的过度积累也有使社会两极化的趋势。二战后，由于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存在造成的对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压力，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自己的不懈斗争，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生活水准大幅提高，社会两极化的趋势被逆转。维克多·李普特（Victor Lippit）运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解释了这种相反的趋势。他把“那些直接显著的限制资本积累的制度”同“那些仅仅间接联系的制度”区别开来，称前者为“积累的社会结构”。他认为美国战后黄金时期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包括五个方面：资本—劳动妥协，美国帝国，资本—社会妥协，减少资本内部的竞争，以及战后金融体系。[2]也就是说，在内外压力下，当时的美国资产阶级或被动、或主动地进行了自我限制，在发财致富欲望的实现方面避免了走极端。然而，与内在于资本家本性中的发财欲望比起来，对这种愿望的限制却需要特殊的条件：外部的社会主义压力和内部的工人反抗。当这些条件消失的时候，像中国历史上地富官僚忘掉上一王朝的教训一样，“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就会显示出自己的必然性。“支配者过度积累”规律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必然性中一个关键的环节。

在中国道路上，“支配者过度积累”规律也可能起作用。国家想要保持稳定，就必须抑制过度榨取的倾向而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条件。如果这种抑制的努力没有战胜过度榨取的倾向，中国道路就会折戟于恶性通货膨胀。为什么“支配者过度积累”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呢？

这是因为，和谐时代试图保持劳动者生活条件的经济努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支出以保障民生，一方面是进行巨额的投资以保证经济增长。第一方面是用财政资金直接投入劳动者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领域的方式，使得他们的生活的各环节不致直接断裂。第二方面是将资源投入生产领域以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通过繁荣的经济和广泛的就业机会间接保证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例如，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1994年就一直高于GDP增速，2010年更达到8.3万亿元，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超过了20%。然而这种努力越是成功，掌握在国家手中的资源越多，腐败分子上下其手以自肥的诱惑和机会就越大、就越多。越来越庞大的民生和经济增长需要使得公共资源的规模越来越大，当腐败官员从中窃取的数额增加时，会反过来使得公共资金的需求规模变得更大。国家控制着的财政、央企、土地、金融这四个渠道将成为这种加速增长的资金需求的主要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前三种渠道（财政、央企和土地）会立即引起社会压力。扩张过快的财政收入意味着过高的税收，巨额的央企利润意味着基本产品价格太高，而畸高的土地价格则意味着高房价和高租金。这三种渠道收集系统运转必要的资金都会被社会公众立即感受到，从而引起社会压力。只有金融工具的负面效果可以被推迟到未来。也就是说，如果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可以通过金融手段、通过增发货币来解决。央行降低利率、准备金率或硬性下达贷款指标的做法，虽然实际上使得每个人的货币财富都由于铸币税而遭到稀释，但由于每个人都没有立即感受到，所以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这比起加税、央企产品涨价、土地涨价来说，国家遇到的压力要小得多，自然会逐渐成为国家的最佳选择。这种模式的风险在于，当“支配者过度积累”规律的作用超过了自我限制的努力时，系统运转所需要的资源将远远超过财政、金融、土地、央企等系统的正常收入，结果超量货币发行成为不可抑制的需要。一旦短期内过度行使了货币发行权，主权货币信用就会动摇，通货膨胀率会迅速上升到社会难以承受的范围内。这将直接恶化固定收入者的生活条件，极大影响其他劳动者基本生活的维持。面临着恶性通货膨胀的劳动者会发现自己的生活条件难以维持，从而更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来源。

因此，抵挡住了代表资本利益的形式民主思潮冲击的中国道路，同样面临着因为“支配者无限积累”规律的作用而终结于通货膨胀引发的社会动荡的危险，这是我们不能不认真应对的。对此，笔者认为抑制住腐败官员的“硕鼠”行为是避免出现这种不利局面的关键所在。

三、构建和谐、制度创新与和平崛起

如果中国道路能够抵制形式民主思潮的冲击，并且执政的共产党能够抑制腐败分子过度自肥的冲动，那么中国模式就有可能出现第三种前途，即在国内成功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在国际上实现和平崛起。

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沃勒斯坦依据分工将世界划分为三类地区：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核心区生产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附加值高的产品，边缘区则相反，生产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附加值低的产品。通过“不平等的交换”，边缘区的剩余价值注入核心区。半边缘则居于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假如一个大国可以把它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甚至文化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于这个世界体系，它就成为大国竞争中的霸权。霸权的物质基础在于经济领域，在于农—工业生产、商业和金融有更高的效率。而且每个霸权国家都是先在农—工业生产上取得优势，然后在商业领域有优势，最后在金融领域取得优势。世界体系历史中存在过三个霸权，即1620—1650/1672年的荷兰，1815—1850/1873年的英国，1945—1967年的美国。每个霸权国家都经历了霸权上升、霸权胜利、霸权成熟以及霸权衰退四个阶段。1967年以来是美国霸权的衰退阶段。[3]根据这些看法，新兴的挑战国必须在旧霸权的衰退阶段取得农—工业生产、商业组织和金融上的优势，逐渐成为核心地区的主导性国家。

农—工业生产优势的取得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条件。世界范围内某一产品的价格，如果不存在垄断因素的话，将取决于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价格。“求出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把这个平均数加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成本价格上，由此形成的价格，就是生产价格。”而“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即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价格的部分，只是补偿商品使资本家自身耗费的东西，所以对资本家来说，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4]在利润率一定的情况下，生产价格取决于成本价格，而成本价格则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格之和。因此，农—工业生产优势的取得，要求成本价格较低，或生产资料、劳动力的价格较低。生产资料价格较低，需要有较高的生产技术，从而要求在科技领域持续地投资。如果中国的社会经济剩余被用于少数人的奢侈消费和财富的向外转移而不是技术创新，那么这个条件就无法具备。只有把收集到的社会经济剩余不断投入技术领域，甚至引领一次技术革命，才可以取得生产资料的相对低价。劳动力价格较低则要求工资商品、特别是粮食价格保持在低位。粮食高价的主要原因是存在地主收取地租造成的。美国粮食价格大概是中国的5倍，就是由于存在着强大的地主集团收取地租。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大土地所有者——耕作自己一小块土地的农民数量过于庞大，达数亿之众，而每个人的利益又如此之小，所以不可能形成美国农场主集团那样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的粮食价格因此可以保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并直接保证了中国的劳动力工资可以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由于中国劳动力数量庞大，受过较好的教育，因此只要国家能够保持科技投资在一定水平，并避免类似土地私有化这样将造就强大食利性地主集团的政策，农—工业生产优势的取得将只是时间问题。

但农—工业优势的取得并不意味着会自然而然地取得商业组织和金融上的优势。农—工业生产已经失去竞争力的老霸权国仍然可能通过商业、金融以及军事上的优势获取崛起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果。例如，通过掌握品牌、零售网络等渠道，原霸权国家可以切走农—工业生产有优势的国家的大部分剩余价值。又如，掌握着世界货币发行权的国家可以只发行货币就换取新兴国家的大部分生产成果。要使农—工业生产优势转化为商业、金融上的优势，就需要中国主动规避霸权国的商业、金融霸权，而主要的办法是建立广阔的国内市场。当生产不再面向欧美市场的时候，就可以避免国际商业巨头的控制并减少贸易顺差。避免国际商业巨头的控制将使得利润主要留在国内，并促进本地商业组织的兴起；而贸易顺差的减少会削弱金融霸权的力量，使生产成果不再以铸币税的形式流向金融霸权国家。但这两方面所依赖的国内市场的前提是多数劳动者有消费本国产品的购买力。如果不能抑制强势群体无限积累的愿望，劳动者就将始终陷于无力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境地，国内市场的培育也就无从谈起。换而言之，国际问题的解决须以国内问题的解决为前提，以能够成功构建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水平甚至一定的消费能力的和谐社会为前提。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提出，挑战国与霸权国在殖民地问题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将导致帝国主义大战。[5]生产效率已经丧失优势的殖民地大国可以通过殖民地的存在来获取较高的资本利润率。一方面，殖民地的存在会提供垄断性的市场，可以用政治壁垒回避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的竞争，从而使得工业品价格高于世界市场；另一方面，殖民地提供的低价原料和农产品可以降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格，从而保证一个较低的成本价格。这样，由于殖民地既提供了垄断性的销售市场，又提供了垄断性的原料来源，所以占有殖民地的国家可以享有较高的销售价格和较低的成本价格，从而获得较大的利润补偿。没有殖民地的国家则相反，即使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仍须忍受相对较低的利润率。这样，新兴国家对霸权国家的挑战首先就表现在瓜分殖民地问题上。但殖民地的有限性导致双方矛盾不可调和，于是只能以帝国主义战争的形式来解决问题。这时，新兴国家虽然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农—工业生产能力已经超过原有霸权国家，但往往还不拥有军事霸权，于是，霸权国家在大规模战争中击败挑战国，挑战国失去成为世界霸权的可能性。

中国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会顺从列宁的逻辑从而导致大规模的争霸战争吗？ 我认为答案是不会。世界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帝国主义争霸的时代已经过去。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已经全球化，控制殖民地既不能保证原料低价，也不能保证成品高价，因此也不能保证较高的利润。而且由于面对着风起云涌的反殖反霸斗争，需要支付极高的帝国成本。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只要中国不追求旧殖民主义的发展战略，不要在军事力量不够强大的条件下与美国直接发生争夺势力范围的冲突，那么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转化为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就不大。在世界市场上，不需要军事控制某一区域，也可以取得其原料和市场，这是军事对抗概率降低的根本原因。

总的来看，如果中国道路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能够抵制住形式民主化的思潮，抑制社会强势集团过度积累的冲动，将经济资源较多地投入百姓福利和科技研发，避免土地私有化以维持农产品的低价格，同时在国际上避免走旧殖民主义的道路，那么中国道路将有可能在美国霸权衰落的历史背景下，避免两种失败的前途，走向真正的成功，即在国内真正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在国际上实现和平崛起，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 F.Weir and D.M. Kotz，Russia's Path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 and the New Russia，2007，London: Routledge，p.262.

[2] D.M.Kotz，T. McDonough，and M. Reich，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2010，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9.

[3] 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2、313、175页。

[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6、30页。

[5]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688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