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转型看中国现代化

从文明转型看中国现代化

访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张恒山教授

记者：张老师，此前我们曾邀请您做过有关文明转型的访谈，您谈到的商工文明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请您再谈谈，农耕文明向商工文明转型是否存在多种不同的路径？

张恒山：确实如此。西方整个文明转型，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四条不同的道路。

第一条是英国自发形成的道路。英国的文明转型完全是自发的，是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来的。从15至17世纪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殖民贸易，以及文化上的革命，包括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等等，西欧各国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但是到17世纪，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英国爆发革命，最后以1688年光荣革命结束，建立了一个君主立宪政体。君主立宪政体最大的作用，就是王权受到限制，不能随便去老百姓那里征税，结果大量财富就留在以清教徒为主的商工阶层手中。这为后来的工业革命积累了资金。18世纪下半期，英国爆发了产业革命，到19世纪前期的时候就初步完成了工业革命，形成新文明的雏形。第二条道路是以法国、美国为代表的学习英国文明转型之路。法国、美国都是以民营资本为主导进行的工业化转型，通过到英国购买技术，引进机器，引入工业化生产，推进工业化，在这其中政府都没有起多大的作用。第三条道路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追赶英国文明转型之路。德国、日本都是以国家政权推进的工业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民营资本仍然是推进工业化的主体，但政府在其中起主导、引导、促进作用。第四条道路是以俄国（苏联）为代表的道路。俄国（苏联）是以国家高度集权，以计划经济为手段推动工业化转型。斯大林执政以后，在社会主义旗号下用国家政权把所有的资源集中起来调配，按照计划分配定额的方式，安排整个国家的经济，形成一个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推进工业化方式非常有效，俄国（苏联）大概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用了八九年的时间，就建成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体系。

记者：这几个国家文明转型之路有哪些得与失？

张恒山：从这几个国家发展之路来看，德国和日本是在工业化这一目标引导下进行转型。由于缺乏对文明转型的全方面认识，工业化这一概念对它们起到了巨大的误导作用。德国和日本工业发展了，科技也发展了，但是政治体制有严重的缺陷。无论是德皇，还是日本天皇，都享有相当大的权力，是他们在主导国家的角色和命运，这两个国家后来都走向战争的道路，这不是偶然的。德国和日本这条路留下的重大缺陷就是缺乏政治民主化，他们的政治民主化一直到二战之前都没有完成。这两个国家后来实际上是在外国占领军刺刀的逼迫下，实现了民主化改革，日本则更为明显。

俄国（苏联）更是有缺陷的、不均衡的发展。俄国（苏联）是以高度集权的方式，以国家垄断一切资源、统配一切资源的方式，强行推进工业化。所以，俄国（苏联）实际上是以垄断、计划的方式完成工业化任务。俄国（苏联）在工业化口号的误导下，不要市场化，这使其经济缺少商工文明的核心要素，缺少自身运行的动力。同时，斯大林时代带有专制性的集权，政治上缺少民主，缺少法治，多次肃反，大批杀人，使得国家权力不受约束，结果走向腐败。计划经济体制自身要靠两大基本要素才能运作，一是国家政权从上层到下层，整个管理层不能腐败，管理层一旦腐败，计划就做不好；即使计划做好了，也没有监督执行力。二是要求劳动者热爱劳动，无私奉献，不追求物质利益。这个条件短期可以做到，长期做不到。60年代开始从国家到企业，到国营农场，各级管理层普遍腐败，腐败趋势越来越严重。还有就是劳动者都不愿意劳动，在预期经济利益确定的情况下，以尽量少付出代价为最大利益。这使计划经济失去自身动力。所有计划经济国家都遇到这个问题。俄国（苏联）道路模式就是只要工业化，不要市场化，不要民主化，不要法治化，不要人本主义，以为这样就可以立国。后来证明，这样短期发展可以，长期发展不行，没有竞争力。俄国（苏联）的失败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落后的农耕文明国家在文明转型中片面地进行工业化发展的失败。

记者：从您谈到的这几个国家文明转型的得与失中，是否可以这样说，文明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转型，而不能仅仅是工业化，或其中两三个特征的转变？

张恒山：完全正确。文明转型意味着商工文明的九大要素全面实现，包括：思维方式的理性化、价值观念的人本化、交换方式的市场化、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分配方式的普惠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政治组织的民主化、管理方式的法治化、活动范围的全球化。这些特征的形成可能是不同步的，可能有些特征率先形成，有些特征滞后形成，但不能人为地要某些特征，不要某些特征。缺乏其中任何一个特征，都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文明转型尚未完成。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的文明转型有什么特点？

张恒山：我认为，中国的文明转型有三大特点，一是后发的追赶性转型；二是政府、主要是政党主导性转型；三是经历了反复探索后的曲折、缓慢的转型。中国从文明转型起步来算其实并不晚，大体上是同日本同步的，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就已经在追赶西方的工业化了。但中国为什么至今未能完成这一转型？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文明转型，有两个至关重要的要素，一是要有强大的国家权威，国家能够维持安定的秩序，维护国内市场的统一；二是指导观念要正确，尤其是由国家来主导推进工业化，对文明要有全面的认识，只认识某一个方面，片面地追求某一个目标，很容易走上偏路。中国从清末以来，这两个要素始终不能同时具备。

清末我们学西方工业化起步并不晚，但在洋务运动时的主导思想就错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西方的技术，但是不要西方的文化、制度。没有教育，没有理性思维，没有人本主义，没有现代科技思想，没有民主思想，没有民主制度，这一整套东西都没有，工商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大清王朝还有权威，但是没有引导文明转型的全面认识，所以清末没有完成转型。辛亥革命主导的就是彻底推翻大清王朝，全盘复制西方的文明。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建立的国民政府缺少权威，没有对全国的控制权，不能控制全国的秩序。后来军阀混战，秩序大乱，中国出现没有权威的时代，没有权威就没有国内统一市场，所以当时民族工业没法发展，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再后来就是日本入侵，中国进入抗击外敌入侵、自保图存的时代，没有实行文明转型的基本条件。八年抗战以后，国民党又错误地选择了内战。共产党控制大陆政权以后，中国才真正具备实行文明转型的基本条件。但在认真地考虑了走英美之路、还是走俄国（苏联）之路的问题之后，中共选择的是走俄国（苏联）之路。从实现工业化的角度来看，当时选择俄国（苏联）模式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俄国（苏联）的模式完成工业化最快。当时没有谁认识到这是一个全面的文明的转型，就认为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但学习俄国（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又自上而下地缺少理性思维的文化根基。结果从 1958年开始就不顾计划经济的平衡性要求，片面地追求钢产量，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同时并举，浪费大量的物力、人力资源，破坏了再生产能力，以后引起一个接一个的问题，直至引发文化大革命。总起来看，我们在文明转型中走的是一个曲折的弯路。我们真正启动文明转型之路，是从改革开放开始。而真正走上文明转型正途，是从 1993年决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走市场经济之路开始。商工文明的核心要素，就是普遍化的市场交换。我们后来的经济腾飞证明这条道路选择的是正确的。

    记者：您认为目前中国文明转型处于怎样的阶段？如果说没有完成的话，它最缺乏的是什么？

    张恒山：如果我们认同商工文明具有的九大特征的话，那么，显然，这些特征在中国还在形成的过程中。我认为中国的文明转型中最缺乏的是文化要素。商工文明有两个文化上的基本要素，一个是思维方式理性化，一个是价值观念人本化，这是文化最深层次的东西。这两个要素东方国家都没有，没有做这方面的文化准备。西方的文化准备是在十六十七世纪完成的，东方国家首先看重的都是器物，工业最重要，为了工业发展，动员一切力量，文化上的变革一般是顾及不上的。所以东方国家在文明转型的过程中是不平衡的发展。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中走的弯路，归根结底是思维方式非理性化的结果。

    还有法治化、民主化，我们传统把它们当做政治要素，把它们同经济割裂开来看，以为政治可以和经济分开，要搞市场经济但是不想要民主制度，不真正想要法治，这是典型的非理性思维，其本身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就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必然要产生一定的上层建筑，或者一定要有相应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么对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要么经济基础要突破上层建筑。民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关键在于，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主体、每一个阶层都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他们的利益是有一定冲突的。市场经济要求初始资源的分配、利益的协调要相对公正，你不能只偏重一个阶层的利益，完全忽略其他阶层的利益。民主机制实际上是保证这种分配和协调相对公正的机制。所以，民主机制担负着重要的经济功能，它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机制。

    当然，目前，我们还缺少分配方式的普惠化。这一点，我相信会通过党和国家的民生建设逐步地实现。

    记者：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正在进行自己的探索，那么怎么看这种转型的共性和特性？

    张恒山：一个新的文明模式是自发产生的，不是人为地设计出来的。文明转型的过程是有特点的，英国同美国法国不一样，美国法国同德日不一样，德日和俄国不一样，但是最后具备的总体要素大致上是相同的。中国的改革过程就是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国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会有自己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将固化为终极特征。我们讲改革，没有一定的目标模式，这个改革也是可怕的，这个目标模式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文明的整体特征，它就构成一个目标模式。

    记者：在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张恒山：后发国家的文明转型，要靠自发的转型是非常缓慢的，缓慢的转型可能还没有等你转型成功就成为别国的殖民地。要想摆脱这种殖民依附的地位，就必须尽快像他们那样强大起来，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去学习像他一样强大，这是最快的方式。所以共产党的领导就是避免我们民族缓慢的自发的转型所带来的危险，以国家政权的主导，以政党纲领的方式推动文明转型。我们现在讲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讲的都是物，没有讲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是后来我们逐渐认识到这种转型是一个全面的转型，所以我们有了精神文明，有了制度文明，包括我们现在谈文化建设，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明转型，在一步步深化，一步步实现全面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