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比：堵富人纳税漏洞比增税有效

任何一位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怀疑美国最终必须增税。美国目前的预算赤字已难以为继，而其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在经合组织(OECD)当中是最低的。上世纪90年代的历史表明，美国可以在不损其增长的情况下增加税收。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成功经验。以瑞典为例，该国税收为GDP的53%，在过去10年里增长快于美国。而把州和地方政府计算在内，美国税收仅为GDP的32%。以上这些事实表明，很不幸地，共和党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的头脑不够清醒。

同样，任何一位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怀疑美国必须借助税收制度缓解社会不公。一定程度的不公是有好处的：它对冒险和努力进取构成了激励。但过分不公则有明显的害处：它损害了重视才能的精英体制。随着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扩大，那些具有才华的穷孩子越来越难以同手持iPhone、社会关系广、花重金接受教育的富孩子展开竞争了。这种局面不但在政治上具有破坏性、在道义上不公平，而且极大地浪费人力资本。

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奥巴马呼吁实施巴菲特税是正确的。但当他这么做时，不过是使我们想起，为什么他如此令人失望。

为什么这么说呢?毕竟，巴菲特税将增加可喜的税收，它要求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人按最低30%的税率缴纳联邦所得税，以历史或国际标准衡量，这个水平都很难算得上重。推出巴菲特税也是聪明的政治举动：即便最强烈反对征税的共和党人也不会为一项亿万富翁的纳税税率比其秘书还低的制度辩护。上周，米特·罗姆尼获得共和党候选人提名几成定局，奥巴马恰在此时在巴菲特税上大做文章，正好提醒选民他的竞争对手尴尬地享受着低税率。人们对罗姆尼的傲慢感到惊讶——他竟然以为这不会对他竞选总统构成麻烦。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聪明的竞选策略根本代替不了严肃的提案。奥巴马在巴菲特税上大费口舌，但在赢得主导一次明智改革的权力上，他正在丧失最佳机会，而这一改革本应成为他在下一任期的核心任务。

百万富翁享受低于20%的所得税率，是因为美国税法中充斥着复杂的扭曲之处。可事与愿违的是，巴菲特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带来了更大的扭曲。巴菲特税的主张是，富人应当计算(或者花钱请会计师计算)自己的税务负担。如果税负低于收入的30%，那么他们就应适用巴菲特税30%的最低税率。这为那些收入为95万美元、向联邦纳税15%的家庭提供了有趣的“激励”。可以想见，这些家庭将不想再多赚那5万美元。

不用这种方式打击富人，而是堵住他们的纳税漏洞会有更好的效果。最明显的漏洞是臭名昭著的抵押贷款利息扣减，它不但造成减税，而且带来巨大的成本。美国人可以在其应税收入中扣减最高100万美元的抵押贷款利息。显而易见，只有富人才会有这么高的抵押贷款。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当你富到适用最高一档所得税税率时，扣减额也会上升。你可能以为，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奥巴马会鼓起足够的勇气，结束对贷款的补贴。但显然，他被抵押贷款利益集团吓着了。

接下来，奥巴马可以支持投资收入和普通收入的税收均等化。这也能提高税收，同时也是更进步的举措；大多数投资收入都流向了富人，并且为巴菲特和罗姆尼这类大亨享受的低税率做出了巨大贡献。为避免对股息重复征税，奥巴马还可以取消企业所得税，这一税种既麻烦又效率低下。对资本利得和工资薪金同等征税，可不是什么怪异的左派做法。它曾得到罗纳德·里根的大力支持。

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美国税法中的弯弯绕比百老汇演员的发型还要多。五花八门的优惠、豁免和扣减使政府每年减少的收入达到惊人的1万亿美元，与之相比，巴菲特税增加的50亿美元左右税收微不足道。如果奥巴马先前有勇气解决这些漏洞，本可以解决预算赤字问题、抑制社会不公，甚至可以通过降低边际税率来增加激励。总统有这个口才向选民解释清楚这些。但他听任自己被政治助手们束缚住手脚，而他们的工作是赢得总统选举，而不是为整个国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