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3）

第四，我们来看产权改革能否解决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问题。在进行了一系列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之后，国有企业拥有了比过去大得多的经营自主权，也在大得多的程度上要承担企业经营的财务后果。与此同时，一方面国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传统发展战略目标，价格扭曲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以及改革的非激进性质，国家仍然把相当一部分社会性职能留给国有企业负担，使得在企业一级生产性经营与社会性服务不能分离。而与传统的政企不分所不同的是，由于放权让利形成的新的责任体制和财务约束方式，企业目前要由自身来承担这种政企不分的财务结果。既然遗留的种种社会性负担抹煞或干扰了企业真实经营绩效的评价，企业有动机，也有借口与上级政府主管部门讨价还价，争取直接的或间接的补贴和其他软预算约束。

可见，目前国有企业面临的政企不分现象，归根结底产生于对企业的放权让利式改革所提供的企业自主权和利益动机，与国有企业目前仍然承担一系列不对等竞争条件之间的矛盾。能不能把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负担从企业生产性经营中剥离出来，完全取决于一系列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如果不能通过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消除价格扭曲、产业结构扭曲和劳动力市场不发育的问题，贸然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只能造成通货膨胀、失业和增长衰退等问题。

至于政企不分现象中国家对企业过度干预问题，先要弄清政府对企业经营过程施加过多的干预有其内在的原因。在市场发育水平较低、竞争不充分，因而没有一个充分信息指标可以简单地对经营绩效进行考核和监督的情况下，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要控制企业的剩余，防止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唯一的办法是关心企业的经营过程，乃至一些经营的细节。对于国家来说，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事实上，国家越是关心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它对企业经营进行干预的程度就越强。

因此，只要竞争性的市场尚未发育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所有者可以通过将企业利润水平与平均利润率加以比较，即以掌握关于企业经营的充分信息代替掌握企业经营细节，直接的干预就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产权改革也好，融资结构的改变也好，都无济于事。即使实现了私有制，私人所有者如果不能通过竞争性的市场获得关于企业经营的充分信息，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一种选择是当他在企业中投入的股本较小时，他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的成本过于昂贵，以至得不偿失，因而放弃干预。这就是委托-代理理论中常常提到的免费搭车现象。另一种选择是当他在企业中的股本较大时，对自身利益的关心仍然驱动着所有者干预企业经营的细节。问题的本质如此，无论融资结构如何，即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无论所有者是以股权的方式拥有企业，还是以债权的方式拥有企业，只要企业经营结果是其利益所在，他必然要对企业进行干预。相反，一旦存在着竞争性的市场，所有者可以获得关于企业经营的充分信息，他就没有必要关心企业经营的细微末节，因而过多的干预反而是成本昂贵的行动。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国家作为所有者，还是私人作为所有者，都不会对企业经营作过多的干预。同样的道理，这时采取什么样的融资结构也就不重要了。①

最后，我们来考察产权改革能否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越来越严重，许多人认为是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清晰造成的。实际上，在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却缺乏充分信息的条件下，改革以前国家通过任命或聘用，委托经理人员经营国有企业，并通过规定上缴利税的水平或干脆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的方式获得资产收入。企业经理人员虽然缺乏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的动力和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手段，但也无法通过侵蚀利润和国有资产侵犯国家的利益。进行了放权让利式改革之后，出现了不按照国家的意愿来经营国有资产、支配剩余的可能性。所以，问题并非在于产权不明晰，而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监督企业经营的成本太高。为了避免实现国家战略意图的国有企业倒闭及出现失业问题，政府只好对亏损的国有企业不断给予补贴，而预算无法硬化，则给国有企业以经营权侵犯所有权创造了更大的可能。

可见，国有企业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产权制度，而在于缺乏充分竞争的外部环境。因此，改革应从解除企业目前面临的各种政策性负担入手，以此硬化其预算约束，进入到竞争性的市场，使企业的利润率能够真正成为反映其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通过掌握这种充分信息就足以对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在此前提下，企业发展的现实过程中，将会显示出哪一种内部治理结构更加符合我国企业实际，从而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使中国式的企业治理结构得以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