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公开，需要有完善制度的助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于本月初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2010年中央决算的决议，经财政部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的“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4.7亿元。首次公开中央单位“三公”经费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其实，今年3月以来，国务院就多次召开会议要求，中央部门尽快公布“三公消费”(公务出国(境)经费、公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支出。按照规定，98个中央部门要公开部门决算。中央各部门要公开本部门“三公经费”的2010年决算数和2011年预算数。

但截至13日，国家文物局、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审计署、文化部、民政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少数部门已经公开“三公经费”。仍有九成的中央部门的账单迟迟不见公布，已超期限半月。

由此，“三公消费”背后的各种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如何解决“三公消费”问题，使之更加的科学、透明，就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先后对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进行了专访。

《南方都市报》：“三公经费”问题为什么会一直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近些年来，它有了哪些变化，又将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

竹立家：关心“三公消费”是公民意识的最基本体现。连续几年以来，中央国务院对于“三公消费”这个问题很重视，社会公众、舆论以及社会方方面面反映非常强烈，要求坚决压服“三公消费”的数字。

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今年发表的白皮书透露，2010年中国的预算内收入大约8.3万亿，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大约是14.2万亿，换句话说，去年我们的公共收入大约有14.2万亿，这14.2万亿里面，除了预算的8.3万亿以外，剩下的6万多亿基本上在预算之外循环。避开了舆论的监督，这钱是怎么花的，花得合理不合理，花到什么程度，很难说清楚。如此，公众怎能不关注。

《南方都市报》：“三公消费”公开的意义在哪里?特别是对遏制腐败和打造阳光政府有何作用?

竹立家：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三公消费”，政府要运转、要运行，肯定有一些相关的运行费用，包括职务运行费用。但是这个费用在世界各国是严格限制的，比如说像公车，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一般的公务用车，在欧洲很多国家，连部长、司长都没有专车，完全是开着自家车上下班，在公务活动中有一些自己用的公务用车，但数量很少。

因此，我们要遏制“三公消费”，首先要确定，过度的“三公消费”是一种特权腐败，是腐败的一种形式;过度的“三公消费”这种特权现象也是腐败。

2006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三公消费”隐含着腐败现象，一个人如果认为只要是获得了权力，就同时也获得了衣食住行方面的便利和随意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力，这样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就会背离人民群众对权力的愿望和要求，我们必须下决心遏制“三公消费”现象。

《南方都市报》：从目前来说，“三公消费”的公开举措，暴露出了哪些问题或者不足?

竹立家：可以反映出几个问题。国务院一直强调我们要大力压缩“三公消费”的数额，但拿2011年与2010年相比较，2011年仅比2010年压缩0.5%左右，幅度非常小。这说明一个问题，“三公消费”这么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但从人大常委会短短的一个月之间就批准了2010年决算和2011年预算的数字差额来看，反映了一个信息，好像“三公消费”是合理的。为什么说是合理的?2011年的数字和2010年几乎相差不大，我们“三公消费”没有压缩的空间，这给公众传递了一个很不好的信息。

从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各部委的数字来看，更重要是没有完全细化，没有细化，公众就无法监督，人大常委会也无法监督。

从2011年预算和2010年决算的数字来看，特别是2011年，人大常委会的预算审批报告已经向社会公布了。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的五六个部委公开了“三公消费”数字，大部分政府部门没有公布数字。

多个部门没有按时公布“三公”消费，我觉得，要追背后的原因也很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有些部门比较心虚，对自己的“三公消费”公布以后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没有把握。这进一步证明了“三公消费”确实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目前公开公布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上级的(国务院)，而人大在目前的运作中，实际上也只是“批准”的职能，但似乎并没有起到监督的效果，对于一些部门的不公开不公布的消极应对，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这样的运作模式是否有缺陷?

竹立家：要真正遏制“三公消费”现象，监督是重要的，不能只通过政府部门自身监督，而是必须引入第三方监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各个部门的“三公消费”的预算、决算，必须通过人大常委会审批，必须在以后的制作安排过程中让人大做一个财政预算，特别是在“三公消费”方面有一个主要的监督机构。二是每年坚决公开“三公消费”的一些预算的注资，进行社会舆论监督、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