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院所呢？恐怕又以科研院所的评价机制，评奖，拿到各种各样的称号，最后获得个院士，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当院士？因为院士有VIP待遇。如果你的创新资源都往行政官员这种官本位的引导去导向，不能以市场为导向，向企业领域集中，这个国家大量的优质资源、优质人才必然向这个领域集中。现在可以看到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没有人愿意到企业，愿意到研究机构，愿意到大学，甚至愿意当官，都是因为这个导向。我们怎么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让真正创新的资源向企业集中，这个关系到中国能不能使创新力变成生产力的问题。
第三个制度就是有没有一套风险投资的体制和服务于创新的资本市场。创新有风险，但这个风险由谁承担？现在大量的现象看到创新风险是你创新者的，成绩是我领导的。出了问题，你担责任，出了成绩我来炫耀。这样一种体制机制，不可能以社会为主体。我们研究规律，研究美国的创新文化，为什么天使投资与创新者分担风险，你用知识产权来分享利润，成功是大家的，失败是我的，是这样一种投资体制，诱致大量的年轻人敢于创新、敢于思考。所以一个社会没有资本市场，没有天使基金的支撑，没有人分担风险，不可能创新。
第四，要有一套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创新是自私的劳动，创新需要有回报。创新需要雷锋，但创新更需要有持续的动力。而这个持续动力靠什么？靠国家对知识产权严格而有效的保护。如果一个新产品、一个新品牌，出来以后没有几天就被别人假冒，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有持续的创新动力。我一辈子愿意当傻子，我想当傻子，但我不愿意一辈子被别人欺负。这是很重要的制度机制。所以我们要想建立真正的创新体制，必须要有比其他国家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把它上升到国策的层面，才能有一个真正创新的国度。
第三，创新者的文化。从教育环境来看，无论是大学老师、研究生，还是小学老师，都喜欢一个东西，就是乖孩子。乖孩子现象是我们教育追逐的一个最终目的。我们不喜欢出类拔萃，我们更不喜欢标新立异。因此，乖孩子现象扼杀了孩子在年轻时期那种异样的、发自自己荷尔蒙的与众不同。我们这个社会不允许荷尔蒙式的与众不同。我们希望本分，我们不仅要求三好学生，还要求五好学生。一句话，就是好孩子是我们教育的目标。但是，我告诉大家，好孩子不一定是优秀的，更不一定是有创新力的，换句话说不是寻求标新立异的孩子。
二是我们有一个不合理的选人体制。我们选择人，不是选人之长，恰恰抓人之短。最近我们市的纪委书记到党校来学习，他跟我讲，他说韩教授，我今天突然扬眉吐气。我说你为什么扬眉吐气？他说现在在一个部门班子里面，叫书记的人不多了。过去副书记、第一书记有很多，现在真正喊的，张口叫书记的，就三个人，假如县里面，县委书记肯定叫书记，县长都不叫副书记，叫县长，还有一个副书记就是纪委书记。现在真正叫书记的就三个人。他说在这三个人里面，我决定谁上，我不起什么作用。但是，我决定谁下。因为我抓住他的短。当某某书记决定要用张三，我就从兜儿里掏出一个信封，我就说我刚接到这个人的匿名信，还没有打开，基本上这个人就废掉了。让一个人因为短处而天天惶恐不安的时候，谁去创新？我以为创新的人都会有短处。没有短处的人也创新不了。如果社会鼓励一种敢于犯错误、敢于失败，甚至敢于有短处，这恐怕在我们这个选人的制度里面还没有。
第三，我们有一个不合理的用人机制。年纪轻轻，成了人才，还有点本事，在这个队伍里混几年，潜规则就像球磨机一样，把人的棱角基本上磨没了。人才出来之后，由于球磨机现象，把他的棱角磨平，也没了创新。
第四就是宽容文化。自古改革者没有好下场，创新者没有好结局。如果我们不创造一个宽容失败、容人短处的文化环境，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一句话，自主创新能力来自宽容的创新生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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