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静：什么阻碍了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2）

公民社会是一种公民能够相互进行一种个人对话和评价的地方，这种个人对话不仅是社区建设的本质而且也是民主的本质。① 成熟的公民社会是服务型政府建构的重要社会基础，同时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社团领域，对未来社会的自治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公民社会组织还正处在生长发育阶段，无论是其结构还是功能都还没有定型和成熟，严重的制约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前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种过渡性，其典型特征如自主性、自愿性等特征还不十分明显，民众对政府和官员的依赖心理严重。可见，要在我国建设一个真正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多么艰难。

三、第三部门的不发达使服务型政府建设承担了过多的职责

“第三部门”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莱维特提出的，是指介于政府部门与非赢利性部门之间，有着不同的称谓诸如“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第三域”等。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是所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惟一提供者，第三部门也可以在教育、扶贫、妇女儿童保护、环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以及人口控制等领域发挥作用，可以在动员、组织和支持民众参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作用，可以促进政府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换，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伦理道德体系的形成，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②。可见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过程中，它能分担政府责任，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能够合理、高效地配置和整合社会资源并能促进我国基层民主建设，能够弥补政府管理的不足，特别是在我国社会进步加速的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和突出，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都出现了缺位的时候其意义尤显重要。但我国政府将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置于自己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下，特别是企业和事业单位，利用全国性的严密组织系统，对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以统一的分配、安排和管理，以实现政府的社会管理目标，表现出强政府的浓厚色彩，使第三部门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由于政府严格而全面的控制，非政府组织的生长和发展受到政府权力的阻碍，导致社会管理中社会力量的薄弱，中国的绝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又是由政府创建并受政府的主导，因此往往作为政府附属机构发生作用或由于一些客观的原因只能挂靠政府机关，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也就自然缺乏自治能力和对政府社会管理的主动回应。同时经费不足也使其无法开展正常活动，处于名存实亡的“休眠状态”，法制的缺陷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第三部门的发展，它们所带有的控制、限制的基调和烦琐的手续规定及其制度性框架，在相当长的时期都成为制约第三部门发展的因素。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第三部门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过程中所应发挥的作用。

四、政府管理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使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服务职能难以实施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因而存在许多弊端。传统官僚体制下的“全能政府”及其职能模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必然在实践中导致政府职能的全面扩张并出现政府角色定位中“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这就直接影响了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程。政府职能的“越位”是指政府在社会经济事务中不仅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主要问题是政企不分，过多地干预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政府管理行为微观化，使企业长期处于政府管制下，不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直接影响了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通过主管、挂靠、指导等方式介入各种协会、社团等社会组织的内部管理与事务运作，使它们几乎完全处于政府控制之下，造成市民社会基础的薄弱，阻碍了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中地位的形成和作用的发挥。政府职能的“错位”是指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宏观调控，但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多，监管和服务方面做得不够，这样导致政府管理消耗更多资源、监督成本加大、妨碍个体自主性发挥和窒息社会创造力，政府的职能主要应集中在市场基本制度规则的制定、制度规则的监督执行、政策引导等方面上来，政府监管职能和服务职能要大大加强。政府职能的“缺位”是指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没有很好的发挥，应由政府负责的市场秩序有缺陷，竞争规则不完备，信用制度不健全，对市场的监管不力，还没有形成具有“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市场运行和调节机制。由各级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服务，以及城市公共服务如公交、自来水、电力、天然气供应，仍然不能满足企业和公民的需要。公共服务体系和公共服务投入、应急、保障、运行和监督机制也不健全，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需求，不能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总之，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巨大的漏洞和不足，急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还远远达不到服务型政府的标准，因此，必须改变政府存在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否则，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只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