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官德政策接连出台 中央警惕官员道德危机

如何拯救官德？杜丽燕们并不试图开出药方。

近日，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面世，官德教育被系统化地体现出来。与此同时，也将捉刀起笔完成丛书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今官德研究”项目课题组的杜丽燕和她的同事们推到了网络舆论的中心。

一场如何拯救官德的讨论的背后，是民众对于当下官员失德的考量。

尽管杜丽燕们再三强调丛书“提出关于官德的理想模式，并不认为它是唯一解决官德问题的渠道”，对于拯救官德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疗效”，然而，不久前公布的《国务院关于201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一系列贪腐数据，以及中纪委查出的原山东副省长黄胜的斑斑劣迹都刺痛着公众的神经，他们渴望一剂“拯救官德”的良方。

从中央到地方的“药方”

倚靠提升官德，从源头遏制腐败，逐渐成为近来从中央到地方的一致选择。

据悉，上述由北京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委托编写的官德丛书将作为北京市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材和教育读本。北京相关部门还将举办中国古今官德研究展览和古今官德大讲堂，对官员进行德训。

地方对于“官德”的教育可谓丰富多彩。在“官德”教育中，浙江推崇组织干部赴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追忆红色历史。而江苏的公务员们除了全员培训职业道德外，还将开展演讲和征文、宣誓、读书和评选等七大主题活动。

事实上，对官员“德”的要求早已有之。2008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首次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此后，他又再次强调“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

去年公布的“十二五”行政机关公务员培训纲要中，新增的“重点任务”即是“围绕增强政府公信力，大力开展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

为落实纲要，去年年底国家公务员局印发《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下称《大纲》），“将职业道德作为公务员选拔任用的重要标准、考核奖励的重要依据、监督约束的重要手段”，并将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列入公务员初任、任职和在职培训的“必修内容”，并建立培训的“长效机制”。

至此，一场最大规模的“官德轮训”在中国拉开帷幕，数以千万计的公务员将全体接受一轮“职业道德培训”，时间不少于6学时。不久，中组部又印发一份《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提出：要把“德”的考核结果，体现到干部的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等各个方面。

按照国家公务员局统计，截至2011年底已有16个省区市将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纳入“十二五”公务员培训规划；有10个省区市专门下发文件进行了部署。

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规范化、系统化的官德评价体系操作，走在全国的前列。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在国内首创领导干部道德评价体系已经进行了4年多，将官员德行量化和细化，甚至要早于2011年才颁布的《大纲》。考评人涉及单位领导、同事以及服务对象。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教授表示，“考核官德应同时从自评、他评（上下级和同事评议）、群众评议三个方面入手，才能够真正形成全面客观的评价。群众评议应是重中之重。”

对于“官德”的内涵阐述中，中央各部门不尽相同。国家公务员局称：“所谓的官德，就是居官从政者的职业道德，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公务员的职业道德。”而中组部在《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中表示：“考核干部的道德品行，主要考核干部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家庭美德。”

记者发现，在地方的落实上，往往公务员职业道德和“家德”被混为一谈。2010年江苏沭阳将忠于配偶等品德纳入干部考核，同年江西萍乡市出台领导干部选拔办法，将生活方式不健康、不孝敬父母等列为一票否决事项。湖南邵阳县要求家属出具“家庭道德鉴定书”，四川彭山县提拔官员先问家人意见，其中一名干部因不爱做家务被扣两分。

综观媒体报道，今年以来已有不少地方官员因道德考核未过关被暂缓提拔。根据浙江省市县乡换届工作新闻通报会报道，截至今年4月底，该省全面完成换届工作，其中，44名干部因德考核不过关被取消提名资格。79名干部因道德评价不高，被诫勉谈话、调离原岗位或免职。重庆市荣昌县组织部门近日也透露，本次乡镇换届中，有4名干部因为道德考核未过关而在酝酿环节被否决。

从地方到中央接连出政策提升官德水平，显示出中央政府对官员道德危机的警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杨士秋解释大纲时强调，无数事实证明，公务员出问题往往不是出在能力上，而是出在道德上，无论玩忽职守还是以权谋私，都与职业道德的缺失相关。

“药方”的剂量，在一定程度上映射着“疾患”的严重程度。从官方的表述细节中，也可感受到中央主管部门对官员道德滑坡的忧虑。

官德缺失现状

记者从最高检历年“两会”上的工作报告整理得知，自2000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而据最高检公开发布的2005、2007、2009、2010、2011年五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这五年共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对于当前‘官德’水平虽然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但是总体看水平不高。”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坦言。“中国现在腐败的趋势就是向最低和最高两个方向发展。一把手不受监督控制是最大的问题。”透明国际亚太部高级主任廖燃介绍，一个是基层官员腐败，一个是高级官员腐败。

全球最大反腐NGO透明国际并不以被起诉和被判决的案例数目为衡量腐败的度量衡。廖燃解释：“这只是反映了一国检察官或法官办案的质量，以及媒体曝光腐败案件的数量，并不能真正反映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因此，我们只能以那些最有机会跟腐败官员打交道人员的经验和观察来比较。”

参与撰写《中国古今官德研究》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梁劲泰表示，“反腐与官德的关系就好比治病与健康的关系。惩治贪官这些都是治病。我们写书要讲的就是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健康。至于治病的功能要由组织部门去完成，该开刀的开刀，该吃药的吃药。不过，为什么不在生病之前就保持健康呢？”

价值体系的偏颇是贪腐的温床。杜丽燕则举了一个例子，记得当时的慕绥新，尽管他是一个贪官，可是有的人说，他拿了我的钱可是他给我办事啊。这就是价值体系偏颇了，从利益法则来衡量官员好与坏。

陆群介绍，湖南有提及官德建设，但是没有看到更多动作。他认为，官德重在日常表现，不要把官德建设搞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廖燃也表示了相同的观点，不可以搞运动，运动一来就胡抓乱抓，然后没有过硬证据就又把人给放了。最重要的是看他的结案率。香港廉政公署的结案率是86%，就是说，一旦被抓，你被起诉的几率是很高的。中国内地以前经常搞严打运动。不该抓的也抓，抓错了也不用道歉。这些问题不是通过运动来解决的。要想长治久安，还是要通过建立制度。

官德立法？

《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都可以与《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的基本要求相照应，比如对于《大纲》基础知识中的第5条“中国古代如何加强‘官德’修养”，分为四册的丛书就专门拿了三册《史说官德》、《大道官德》、《为官史鉴》分别从“史、论、例”三个方向来阐述，借古喻今。然而，却“有意遗漏”第8条“国外公务员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特点和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做法”。

“我们的计划里就是5本书，不过，上报时关于国外官德的给拿掉了。”参与编撰官德丛书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所原副所长左宪民说。

西方世界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逐步出现了执掌公权力的人的道德问题,因此美国率先发起了针对公务员道德的立法，法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随后跟进。“事实上美国设立《政府道德法》也就30多年，主要是通过国会立法、总统命令的形式出现。”杜丽燕介绍。

在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OGE）就是联邦行政部门廉政道德体系的中枢。有意思的是，这个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能即是组织“官德培训”。可见，“官德培训”并不是哪个国家的特色，对公职人员进行道德教育，是全世界通行的做法。

但是显然，教育之外的一些工作更为关键。透明国际廖燃表示：“我觉得中国最重要的不是官德培训，而是把制度建设好。最关键的是官员财产的申报制度和个人身份证制度一定要建立健全起来。否则银行的实名户头还是形同虚设的，巨额财产转移主要就是通过银行。”

比如瑞士的公务员不得兼营副业与工商业，其家属也不得开办饭馆、咖啡厅等行业，否则公务员必须辞职；如果公务员在营利性公司中兼职时，必须取得联邦委员会的特别批准。

对于美国高官而言，不提交财产申报，就不能担任政府公职。如果不及时申报或提供虚假信息，还将面临政府部门的纪律处罚，并可能招致司法起诉。

“监察部、中纪委都很注重和国际的交流。”透明国际廖燃坦率地说，中国在管治方面经常派人到国外去学习如何加强管控。但另外一方面，一些行为在国外是不存在的。比如说“三公消费”。因为国外官员根本就没有“三公消费”这么一说，所以中国现在也在摸索自己的路子。

左宪民认为，将公务员的道德纳入法制化，应该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只要是掌握公权力的人都应该受到法律和制度的制约。

陆群认为：“官德建设对于反腐败有重要意义。但把反腐败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官德建设上是很不靠谱的。法律和制度的建设才是根本。”

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对于呼声很高的官德立法，程文浩并不看好，他认为“官德建设虽然重要，但目前并无必要专门立法，还是在《公务员法》等已有法律中强化有关官德的要求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