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永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古语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些简单的语句蕴含着深刻道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压态势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纵观历史,中外都曾开展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比如明朝朱元璋主推的反腐肃贪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开展的反腐败运动。从以往这些运动看,虽然反腐败会带来一些短期的负面影响,如打破一定时期形成的社会稳定状态,但是其带来的长远利益远大于短期的调整成本。如果我们不下大力气进行反腐败斗争,那么既得利益集团就会不受控制地扩大,我国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裙带政治关系的深渊。反腐败既要“治标”,涤荡官场旧习,也要“治本”,营造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治本之道。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治大于法治
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采用人治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家天下的统治秩序使中国人长期深陷三纲五常的儒家文化束缚,这样的道德要求固化了人际交往关系,虽然能使社会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但也带来对上级的盲目服从。
人治传统有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历史时期的人治传统加大了社会经济的运行成本,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权力腐败表面上看是一个政治问题,本质上却是个经济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权力腐败本质上是权钱交换,人治社会传统为其提供了温床。虽然官员贪污腐败主要受其自身修养有瑕疵、政治立场不坚定等因素影响,但也与人治社会下人际交往、政治生态环境等因素有关。
当权力过分集中,制约不力、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利用权力的寻租行为就会层出不穷。很多落马官员都利用裙带关系建立自己的小圈子,寻租设租,谋取自身利益。这种行为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增加运行成本,使得整个社会经济运转效率低下。官商勾结、寻租腐败,也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拳反腐
党的十八大之前,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给部分官员提供了可乘之机。比如,“唯GDP”的考核方式极易推动官商勾结,使官员成为“官员企业家”,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生态。进入新时代以后,裹挟在这些利益生态中的官员对新的政治生态持观望态度,在对既有利益损失进行计较、对未来预期利益的不确定性感到忐忑不安中表现出“为官不为”的灰色心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相对平衡后,我们在反腐和改革两个层面破坏了业已存在的利益秩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拳反腐,取得显著成绩。中央八项规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持续深化纠治“四风”,人事再布局、为法治立威、为改革加码,每一次举棋落子间都有着鲜明的新气象。一路走来,我们已经形成常态化的反腐机制。反腐不能停,不能搞成一场政治运动。如果只是“一阵风”,那么官场的旧风恶习就会卷土重来,我们就会失去一次移风易俗、建构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性机遇。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建构现代市民社会是十分必要的。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356.3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100.7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217.5万件。立案87.7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3人、厅局级干部4348人、县处级干部3.5万人、乡科级干部12.1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10.4万人。处分88.9万人,其中党纪处分68万人、政务处分27万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3人,厅局级干部3838人,县处级干部3.1万人,乡科级干部11.2万人,一般干部12.8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61.3万人。
不破不立。党中央重拳反腐的目的是要打破官场政治旧生态,打消官员侥幸观望的政治投机心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建立正确价值取向,使官员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三)法治是反腐的利器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急需将改革中形成的理论模式法治化、制度化,这也是打破人治传统,构建法治社会,建设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的有利时机。法治可以克服人治的缺陷,保证权力在决策过程中不被滥用。人治社会,办事依靠裙带关系,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决策;法治社会,决策过程更加规范化、程序化,决策结果更为理性。法治为实现机会均等原则提供保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每一个市场主体的机会是均等的,这是最经济的运行方式,而寻租设租、“拍脑袋”决策则会干扰市场运行机制,带来决策成本。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不可偏废。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相对于人治社会,法治经济本身体现了文明的进步,是反腐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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