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需要建设一种安静的文化

郑永年:中国需要建设一种安静的文化

随着中国的快速转型,整个社会和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的个人,显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尽管人们的生活等各方面都在改善,但没有多少人是感到幸福的。和其他社会相比较,中国人的幸福指 数非常低,甚至远远低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中国那么高的社会。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几个阶层是满足的、快乐的和幸福的?可能所有阶层都不满意。缺乏幸福感是导致社会不满,甚至抗议 潮崛起的一个心理因素。

极端的贫穷不会导致老百姓的幸福感。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方都在拼命追求GDP。但到今天,人们也明白过来,并不是说GDP越高,人们就越幸福。实际上,当社会的一切 由GDP来引导的时候,社会的一切价值都是由GDP来衡量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悲惨故事就开始了。由GDP主义产生的很多结构性因素,例如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和各阶层社会关系的紧张等, 都与中国的低幸福指数有关。但是,缺少有效的文化建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对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各方面也不是没有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也不能说不重视文化建 设;不过,文化建设的功效显然非常有限。

文化建设的问题在哪里?简单地说,就是缺少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安静文化”的东西。无论是社会的和谐还是社会成员的幸福,创造一种安静型文化最为关键。任何一种文明中,都有 使大多数社会成员安静下来的安静文化。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是如此。

中国传统也如此,但进入近代之后,中国很快就失去了文化的安静因素。要重建一种安静文化,人们必须理解中国传统的安静文化是如何建立的?近代以来这种文化是如何被破坏的?今 天如何批判性地借用传统文化中的安静因素?如何克服倾向于导致社会躁动不安的文化?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数千年,其深厚的文化中积淀了丰富的安静文化因素,有哲学人文的,还有宗教的;但最为成功的就是数千年不变的阶层文化。传统中国,最顶端的是皇权,之下就是 “士、农、工、商”。这种阶层文化有几个重要的特点。首先,每一个阶层都具有自己的边界。这个边界很重要,有了边界,边界之内的社会成员才能产生和发展其职业和专业认同。其次, 每一个阶层都有其特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责任。例如,做“士大夫”的人应当想的事情是如何为政权服务,而不应当想着发财;商人应当想的是挣钱,不可以想着政治权力;同时,商人因为 取之社会,也应当善待社会成员,做慈善等。再次,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是流动的。这是中国社会阶层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在大多数传统社会,社会阶层是固化的,不流动的。例如印度的 种姓制,一个人出身在哪个种姓,就一辈子属于这个种姓。在欧洲,社会阶层也相当固化,连贵族都是可以继承的。与这些社会相比较,中国传统社会非常开放和具有包容性。

尽管皇权是垄断的,但相权是开放的。皇权属于皇帝个人,具有高度的垄断性。皇亲国戚尽管也是有权有势者,但这些人都不具有继承性。只有皇帝这一职位具有继承性。较之欧洲,中 国的家族世袭性范围较小。更为重要的是相权的开放性。用今天的话来说,皇权是统治权,而相权是国家管理权。就是说,传统社会,管理权是向整个社会开放的。皇帝通过各种机制,例如 选拔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把社会上优秀的人才吸取到政权里面来。管理权的开放性和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有很大的相关性。在中国,社会成员只有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之分,或者文明人 与野蛮人之分,但同时中国的教育哲学也假定任何人不仅有权利接受教育,并且也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这就是“有教无类”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士大夫”这个阶层的 一部分。就是说,“士大夫”这个阶层极其开放。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任何社会阶层,无论是农、工还是商,其子女都可以通过考试而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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