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需要建设一种安静的文化（3）

另一方面，当中国的市场经济造就了经济阶层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出现能够使得各社会阶层和谐共存的机制和规则。从政府方面来看，还没有确立一整套保护社会的机制来调和阶层利益 。从社会阶层来看，各社会阶层还没有发展出自身的认同及其责任感。这尤其表现在政治阶层和资本阶层。作为统治者的政治阶层，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政府失效 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说，应该做的没有做，不应该做的则做得过分。同样，资本阶层也没有确立其社会责任感。当这两个阶层只想社会汲取资源，而对社会缺失责任的时候，他们和其他社 会阶层的冲突不可避免。

有人说，阶级斗争造就的是一种“狼文化”。政治斗争是一个阶级针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同样，改革开放之后引入的“市场经济”文化，因为缺少社会建设，也演 变成一种“狼文化”。因为缺少社会保护，市场经济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弱肉强食”的社会关系。“政治阶级”斗争文化的遗产还没有清算，中国又迎来了“市场经济”文化。如果不能清 算阶级斗争文化，不能应对和解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狼文化”因素，中国很难造就一种安静文化。

如何在新的环境下建设一种安静文化呢?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人们可以从多个层面入手来努力。

首先是对官方的意识形态进行调整甚至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官方主导意识形态。要建设安静型文化，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作 进一步的中国化式的改造。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分析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这部分应当坚持，有助于人们对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深刻的认识，从而在避免政府政策错误 的基础上来保护社会。

不过，必须在两个方面大力改造马克思主义。第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尽管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分析了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但其提倡的以消灭资本和市场经济为导 向的解决方法，已经被证明为失败。贫穷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建设的一部分。第二就是马克思主义提倡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一个完全人人平等的社会只是理想，更不可能通过阶级 斗争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理想。在重塑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去除阶级斗争因素，而确立阶层妥协、和谐的价值观。

同样，在重建大众文化过程中，也必须去除阶级斗争观念。现在的大众文化教育过于理想主义，显得空洞无物，并且里面包含有太多的“狼文化”因素。在各知识分子群体中，这种现象 尤其显然。尽管左、右派的价值观不同，但他们都倾向于通过斗争的方式来实现其价值观。这和近代以来中国所接受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有关。在很大程度上，“阶级斗争”的观念已经深 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行为方式里面。要进行社会建设，必须花大力气来总结近代以来“政治阶级斗争”的历史遗产。如果对这份遗产没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阶级斗争”观念会继续主导人 们的行为方式，不管其以何种方式表达出来。

要消除政治阶级斗争的近代文化传统，就要找到替代文化。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不可避免。只要有经济发展，社会就会在经济上分化，也就是利益的多元化。但经济阶级是可以改造成为经 济阶层的。马克思强调“阶级”的概念主要是为了革命。可以说，“阶层”是客观存在物，而“阶级”需要被塑造的。也就是说，“阶层”观不见得一定要转变成为“阶级”观。要建设社会 文化，人们必须在这方面做文章，努力建设新的阶层文化。

中国传统上的士、农、工、商阶层文化，从社会治理和统治的角度来说塑造得非常成功。尽管中国现在的阶层关系远较传统复杂，但仍然可以从传统学到一些阶层文化建设的经验。主要 有两个方面。第一，每一个阶层都必须确立自己的行为规范。官员、专业人员、教授、技术工人等等都必须建设和其职业和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就是专业文化。第二，各社 会阶层之间都必须是开放的，就是说保持社会的高度流动性。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是保障社会成员的机会平等。任何社会是具有等级性的，但等级的阶梯必须是开放的。通过社会流动来达到社 会的等级性和人人平等这一理念之间的妥协。社会成员在流动性中看到希望，也可以通过社会流动来实现希望。实际上，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和谐的关键。

在建设阶层文化过程中，更可以向传统文化寻找资源。近代以来的“阶级斗争”文化，尽管已经持续一个世纪之久，但中国传统文化则已经生存了数千年。较之近代文化，传统文化中的 很多因素仍然植根于中国社会。再者，近代“阶级斗争”文化从西方输入，对中国来说只有工具作用，即为了建设一个可以抵御西方力量的新型国家。现在这个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无论是 执政党还是社会都可以抛弃这个工具文化，而转向体现价值的阶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