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应在危机中学什么？

断言本轮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仍为时尚早。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性质未变，但体制转换了，从而使其延续下来。不改体制，制度难以维持;改了体制，制度将继续保存下来。国有企业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不搞掉，计划经济还是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不要奢谈自己的体制优势。耽误转型难度会更大。后危机时代，中国要保持清醒头脑，制度调整不能停止。终止制度调整没有出路，停止改革没有出路。

世界经济危机似乎已经远去，一种乐观情绪在中国蔓延。

在全世界金融和经济一片愁云惨雾中，似乎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国内外一些人士罕见地组成了“合唱队”，声称全球经济危机证明“西方那一套”行不通，只有“中国模式” 才是世界未来发展的模式。

这次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什么?西方国家进行的“国有化”救市之举是在向社会主义靠拢吗?痛定思痛，这些都是应该予以回答的问题。更具有方向性的问题同样需要厘清：资本主义制度将向何处去?中国应该从经济危机中学习什么?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厉以宁以其学者的严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

资本主义制度在不断变化

《财经》：不久前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全球经济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但世界经济复苏强劲的步伐远超预期。我们是否可以说，2008年底爆发的经济危机已经结束?

厉以宁：断言本轮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仍然为时尚早，因为美国和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恢复的强度和可持续性仍不确定。但是可以断言的是，本轮经济危机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财经》：这场由美国开始并把西欧国家席卷在内的严重经济危机，使经济学家感到震惊。为什么这次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来势这样迅猛 影响面这么大 为什么经济平稳发展了这么多年一下子会受到这样严重的冲击 为什么政府事前未能察觉并采取措施制止 总之，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 还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出现了问题 人们争议颇多，有些人甚至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

厉以宁：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资本主义制度自从确立以来，体制也在不断变化。在西方国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以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不断遇到新的问题，也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和新的社会冲突，为此不断进行制度调整以解决问题。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一开始是带有自发性的，主要来自民间。例如，企业制度的完善、市场信用体系的建立、社会公益事业的开展等制度调整，都是民间自发调整在先，最终仍由政府予以肯定，由议会制定法律。全民普选制度的实现和各党通过公开竞选方式组成政府，以及选民对政府官员行为的监督等制度调整也是如此。这些制度调整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已陆续实现了。然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调整起着更大推动作用的事件，则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持续。

《财经》：在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冲击下，失业人数激增，社会动荡加剧，社会上要求政府对社会和经济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大为高涨。

厉以宁：从那时开始，国家开始对经济进行干预。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在经历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之后，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到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前夕已经达到了顶点，越过这个顶点， 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受到普遍的质疑。人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认为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是对自由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缺陷的一种补充，也是更好地贯彻亚当 斯密经济学理论的必要手段，因为亚当 斯密在论述自由市场经济作用的同时，也分析了社会正义和公平的问题。依赖于政府的调节，不仅不会阻碍自由市场经济目标的实现，反而会使这一目标的实现具有可能性。而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人的观念发生了上述变化，也为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提供了合理性。西方国家的政府从这时起相继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措施，如干预经济以增加就业，关注民生问题以缓解社会矛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些西方国家在维持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推行社会福利政策方面采取了比较有力的措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内，西方国家的经济从总体上说是平稳发展的，GDP逐步增长，人均收入也随之提高。尽管各国的经济增长率有高有低，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有所差异，各国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进度也有快有慢，但各国社会基本上都能够接受制度调整的现实，制度调整的结果也继续存在，并被一些国家的法律固定下来了，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

《财经》：看来，1929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分界线。

厉以宁：1929年是分界线，我们可以把1929年以前的资本主义和1929年以后的资本主义看成是两种不同体制下的资本主义，也就是1929年以前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作“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1929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作“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后者有两大特征：第一，在市场经济运行基础上政府干预的力度增大了，政府认为在适当时候可以对经济进行调节。第二，在私营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股权参与和国有化的比重增大了。这两个特征中，在美国主要以第一特征为主，政府干预为主;在西欧国家，两个特征并存，甚至并重，既有政府干预，也有国有化的试验。

《财经》：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转到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

厉以宁：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但体制却转换了。资本主义制度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同19世纪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却改变了，转换了，从而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延续下来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倾向性和他们在大选中的作用，是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