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经济自由是城市化的根基

除去词汇的颜色，中国的“农民”直到今天还是一个与身份相关的社会等级。种地不种地、务农不务农，是不是已经以非农业为生，这些皆不重要。决定性的事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一个孩子出生在户籍分类里的哪类家庭——只要他或她的父亲系农村户口，那么这个孩子差不多永远就是一个农民。

为什么搞阶级和阶级斗争多少年，居然搞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等级来?我的理解，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又延绵多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实际的对象不是别的，恰恰是普通农民的经济自由。历史的结论是，限制乃至消灭普通农民的经济自由，是形成“农民等级”的基础条件。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图片网 井韦 摄

党史专家说，1962年毛泽东重新高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纲领，最重要的一个背景是人民公社运动遭遇的挫折和失败。本来，农民合作社早就席卷全中国，甚至“高级社”(即社员的入社土地和牲口都不参加分红、大家仅凭劳动力在集体里吃饭)也普遍化了——被认为与消灭阶级的农村公有制已经确立。可是，偏偏还要折腾，非把已失去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合并成数万人组成的“大社”和“超大社”，才觉得过瘾。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在与苏联较劲的同时，还指望动员更多的劳力、土地搞规模经济，实现中国的大跃进。

结果事与愿违，发生了和平年代罕见的大饥荒。现实令人难堪：重分了土地，推翻了地主，免除了高额地租，执政者又立意发展生产，怎么搞出个南辕北辙的局面来?在难以接受的现实面前，“民主革命不彻底”之说浮出了台面——原来是敌对力量混入党内，滥用权力，欺负农民。于是政治运动全盘压倒经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点被定位在执政党内。

意图归意图，结果归结果。上层重弹阶级斗争高调的“底层效果”，直接看得见的结果就是压制了农民本来就不多的经济自由。我是1968年下乡的，去了之后才懂得，“资本主义”可真的是“自发地、大批地、每日每时地产生的”!什么是“资本主义”呢?无非就是老乡自家养鸡下蛋私卖，什么农作物贵就愿意种什么，自留地的庄稼长得比大田的好，还有搞大寨式评工记分时出工不出力。就是教我打猎的师傅在山里摘采的蘑菇、木耳和黄花菜，悄悄卖给知青，也算资本主义的行径。可是，知青过年回家总要带点啥孝敬父母吧，管不了那许多的，就“资本主义一回”吧。

那时不可能读到弗里德曼1962年的大作。也不需要，生活就教我懂得了当时所谓的“资本主义”，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经济自由。很明白，在任何情况下，资源总有多种可能的用途。所谓的经济自由，就是行为主体按自家的意志选择了可以对带给自己较佳经济后果的那一种用途。小鸡可以公养，也可以私养，当然也可以不养，一旦有点机会农民选了私养，那就是经济自由。不过实在是很可怜的一点经济自由，充其量不过就是当时叫得很传神的“资本主义尾巴”。可是连尾巴也不放过，开大会、搞运动、出民兵。把尾巴割来割去，农业内的那点选择自由都难以实现，更免谈跨出农业去务工经商。全盘限制农民经济自由的总结果，是活活把“农民阶级”变成了“农民等级”。

等级社会怎么可能推进城市化?历史数据放在了那里：196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19.7%，可是到1978年的城镇化率只有17.9%。这就是说，18年间中国的城镇化率不但没有寸进，反而下降了近2个百分点。真比苏联老大哥还出彩，因为那里的纪录是城市化率仅在1939-1940年间出现过0.4个百分点的下降，那还是因为发生了苏联卫国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