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引领中原崛起：“三化”协调 科学发展（2）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中原大地，沃野千里。

河南人的性格，就像中原的土地一样，看上去平常、平静又平凡，内里却藏着极强的责任感、满腔热血和远大追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中原经济区，河南人坚信思想解放是“总开关”。“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们认为，河南转型的最大障碍，是“一些干部思想认识上不理解、不到位”。

这种态度，不可能解决“河南之难”。

在具体工作中，“三化”协调会表现出复杂的多样性：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既要粮食安全，又不能耽误工业化、城镇化；既要搞技术创新，又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就业……如此纷杂的矛盾，需要领导干部们高度的责任感，更需要他们统筹兼顾的管理“艺术”。

卢展工写过一篇署名文章《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文章开宗明义，“讲转变，首先要从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转变开始，思考自己怎么转、怎么做。”

他提出：“个别干部比较喜欢拍脑袋、大呼隆、一风吹、一刀切，一会儿一个思路、一会儿一个战略，但基层干部怎么想？老百姓怎么想？有多少东西老百姓能够记得住？”

文章发表后，围绕建设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场全省范围的“思想大讨论”有序展开。

《河南日报》连续刊发9篇述评，提出转变领导方式的“八个关键词”。18个地市陆续推出“十八谈”，各亮“家底”，自揭“家丑”，边做自我批评，边为发展立纲定调。

有人形容，这场争论看似平静，实则猛烈，就像思想深处发生了一次“革命”。

“最根本的，是河南人认清了自己要走的路子。”河南省委副秘书长苏长青说，“只要方向正确，路再远、路再长、路再难，都不怕啦！”

以“谈”促“转”过程中，河南新乡市就发现，只要一边发展产业集聚区、拓展就业基础，一边创建农村合作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打牢基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就能取得很大进展。

商丘是传统农业区，也是有885万人口的大市。利用南菜北运和北菜南调的特殊区位、交通优势，商丘建成了辐射全国的农产品批发中心，形成影响全国的“商丘价格”。

商丘市委书记陶明伦在“十八谈”中总结道：商丘的产业集聚区着力培育“特色主导产业”，构建产业集群，从而在服装、纺织、制冷、医药等领域形成了“雁阵效应”。

两年来，商丘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已由220万降为150万，能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农村的“空巢”难题就能逐渐改变。

以传统煤电产业为支撑的河南鹤壁市，一度遭遇金融危机的“洗劫”。2008年9月至11月，工业增速竟由25.2%骤降到负2.6%。

他们由此认识到，必须要有一场“全局性的、根本性的、战略性”的转型。一方面，鹤壁夯实产业基础，除了上马大型煤化工产业，还引入汽车、芯片、镁深加工、高档服装、高档面料等“龙头”项目；另一方面，他们扩展农业产业链，向玉米种子研发、有机农业等高端环节推进。

鹤壁市委最重视“统筹”。他们在“十八谈”中提出，要头脑清醒、抓准时机。因为“抓晚了贻误战机，抓早了拔苗助长，大事抓小了无法突破，小事抓大了本末倒置”。

“不要只从经济意义上理解中原经济区，要看到其精神价值！”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道兴表示，如今全国24个部委、央企与河南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国家给河南173项“先行先试”优惠政策，这些“真金白银”还只是眼下的物质收获。

未来20年到30年，通过旧村改造、整体搬迁、村居合并，全省18万个自然村将面貌一新，并能节约出600万亩土地，用于复耕和建设。“河南人的使命感和雄心壮志被唤醒了，6000万河南农民不再固守那一亩三分地，他们要换一种活儿法！”刘道兴说，“这无异于农村的又一次革命”。

“一根扁担挑两头”

中原是炎黄子孙的母体，是华夏国家的胸膛。

“三皇五帝”时代，先民在中原孕育文明的胚胎；商周时期，中原先进的青铜酒器折射出农耕文明的辉煌；秦汉时官私共营冶炼工厂，反映出发达的手工业制造能力；隋唐时代，中原出现了丝织、彩陶、酿酒、雕刻、造纸等诸业繁荣的盛景。

至北宋，东京汴梁常住人口超百万，商贸额占全国一半，为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同期的英国伦敦人口仅有1.5万人。中原文明由此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每一次盛世，大都源于中原的繁荣：只要中原稳定，人丁兴旺，粮食丰产，“盛世”就不期而至。

过去十几年，河南省历届政府大力提倡和推进“中原崛起”战略，本质上是对历史规律的呼应。

河南省社科院院长喻新安认为，我国区域经济战略大致走过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应对国际封锁和竞争，投资偏重中西部，大致是“均衡发展”；改革开放后，为促经济起飞，以东部率先发展为牵引，走了“非均衡发展”之路；到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协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战略选择。

他说：“从单极思维到多极思维，从单极突进到多轮驱动，这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遵循的客观规律。”

就全国而言，除东部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地区之外，“东北新工业基地”、“中原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带”、“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带”，都将成为新时期内陆经济新的“增长极”。

中国经济的庞大躯体，由此才能变得经络舒展、血脉畅通，全身骨骼和肌肉得以快速、持续、均衡的生长。

在新一轮区域经济“竞赛”中，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经济区具有“连南贯北、承东启西”的特殊优势。“一横两纵”（即陇海线经济带、京广线经济带和京九线经济带）由此贯穿，这种“接合部”的区位要素，可形成与各个经济板块互动、联动、齐动，发挥“四两拨千斤”之效。

更重要的，中原地区从禀赋特征、产业格局、发展水平和人文传承看，都可谓“中国的缩影”：人多地少、资源有限，工业化只有中等水平，高端技术能力不足，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中下游环节。

河南的“难处”，也是中国的“难处”。 如果这种发展态势的“被动性”，不能转化成破釜沉舟、扭转乾坤的“主动性”，就没有未来可言。

“河南在中国的位置，正如中国在世界中位置；重新厘定河南的发展路子，就是重新审视中国的未来道路。”刘道兴说，从这个意义上说，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之路，是“求生”的需要，是“逼出来的出路”，更是“谋河南的事，破中国的题”。

建设中原经济区，用河南话讲，叫“一根扁担挑两头”，其内涵却无限大：

一头挑着农业，一头挑着工业；

一头挑着东部老经验，一头挑着中西部新探索；

一头挑着昨天积累的旧矛盾，一头挑着明天的新希望；

……

这是务实的河南人主动的选择；这是奋进的河南务实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