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当今中国的左右思潮对立（上）

重庆事件发生后，中国也进入了左右两种思潮激烈碰撞冲突的新时期。这篇文章秉持中道理性主义的立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以下问题：转型面临的五大困境，两种激进主义思潮重新兴起的原因，如果对两大思潮的挑战作被动回应，为什么会导致改革进入锁定状态，在转型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三种民粹主义危机前景，中国稳定改革的原则是什么，中国向宪政民主时代发展的五步逻辑。

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时代去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

正因为如此，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本文后面要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最后，本文提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的设想，作为今后中国的发展路线草图。我期待的是，中国正处于新的改革的前夕。

南巡讲话边缘化激进主义

从南方讲话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十年，更具体地说，从1992年到2003年，曾经有一个思潮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八九年的风波，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激进的浪漫的自由主义与务实的威权政府之间的一场悲剧性冲突，此后，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原来受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新看到了中国进步的希望，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苏东激进的政治与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失败的恶果也越来越显露出来下，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立场，走向务实、理性与温和化，激进的西化自由思潮也逐渐走向边缘化，失去了八十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中的强大影响力。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强调反左为基调的南方讲话发布以后，党内老左派也逐渐失势。原教旨主义左派意识形态官僚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也同样也走向边缘化。虽然在九十年代中期，在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新左派，社会上失利阶层中也有若干“毛左派”人士，他们把改革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开放看作“向帝国主义投降”，但他们的圈子很小，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自南方讲话以后十年，即1992年到2003年，左右两极激进思潮都处于边缘状态。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实现了稳健的改革派执政，江泽民时代的执政中心通过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去两极冲突化”的过程。在南方讲话后的新威权体制下，与八十年代政治热情高涨相比，人们对政治关注度相对降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淡泊心态（Political apathy），有利于威权政府在较少受到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从容地、稳定地进行改革与社会转型。南方讲话后十年，总的趋势是，左右两极政治势力的边缘化，政治上实现了“新权威主义化”，知识分子心态温和化，大众政治兴趣淡泊化，官员决策的非意识形态化，大体上概括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

左翼激进主义死灰复燃

我曾认为，从此以后，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得以从容地推进深入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权威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重建，逐步实现向未来宪政民主政治的软着陆。

然而，近年来，中国模式在造成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毛左派”的激进主义势力重新在社会与网络中抬头。这一社会思潮的核心观念，就是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中国现在的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他们以晚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选择，从根本上否认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毛左派”内部又有老左派与新左派，前者以部分老干部为主，可以称他们为左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他们指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背叛了毛主席路线，必须翻案”。声言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只有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国”。甚至有人公然号召要为“四人帮”平反。2005年这些原教旨极左派在天津举行集会，公然打出“全面清算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