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列、斯——毛？（9）

毛泽东所谓“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这样得出来的结论

1957年11月，当世界各国共产党集会莫斯科时，毛泽东已经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以为张本的许多东西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苏联和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抛到脑后去了。他不能不把这一切归罪于斯大林的继承者赫鲁晓夫。在无法劝说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根本改变对革命的看法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逐渐开始考虑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来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同国家实力联系在一起的。不管他表面上怎么讲：原子弹是纸老虎，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力量对比问题“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做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做决定”，事实上他却不能不承认：你没有东西，人家就看不起你。

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毛泽东终于按捺不住了。不就是比谁有原子弹，看谁钢铁多吗？中国有的是人，人多智慧多，热情高，干劲大，又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为什么不能调动起这几亿人的积极性，来一个经济上的“大跃进”呢？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他们准备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美国，毛泽东当即表示，你们十五年赶上美国，我们可以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十五年后英国可能达到三千万吨钢，那时我们可以达到四千万吨钢。因此，从1958年初开始，毛泽东就憋着一股劲儿，到处宣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道理，声称过去因为对工业一窍不通，所以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有很大的迷信，其实几年过来也就懂得了，有什么了不起！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于是，在毛泽东关于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公开号召下，一个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由于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粮食、钢铁和原子弹这些东西，因此，从城市到乡村，几亿中国人被组织起来大办农业，大办工业，去大炼钢铁。开始是十五年赶上英国，半年时间又变成了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

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到这时充其量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赫鲁晓夫把毛泽东看成是一只“好斗的公鸡”，毛泽东则把赫鲁晓夫看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企图通过抹杀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与和平共处的“懦夫”。实际上，还在1958年5月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印发了《马列论不断革命的语录》，在内部开始批评苏共中央。当1959年6月赫鲁晓夫得到美国总统向他发出的访美邀请之后，苏美这两大敌对阵营核心国家之间明显地出现了走向缓和的重要迹象，中苏两国之间自然不可避免地进一步走向观点上的对立。

真的能够实现赫鲁晓夫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以及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间的和平共处吗？毛泽东对苏联党不要革命，还反对别人革命的做法极端不满。他开始明确提出：共产党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革命的，在今天，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主要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不革命还算什么共产党？”不反帝，尤其是不反美帝，“这还算共产党吗？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吗？”什么和平过渡，不过是“因为资产阶级压力太大，有些党就要找寻方便”罢了。“被压迫的民族跟帝国主义就无所谓和平共处。”其实，“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还要提和平手段？”当然，毛泽东不反对讲一讲策略，问题是，他认为，不能自欺欺人，而赫鲁晓夫的做法，根本上“就是向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屈服”

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在思想上已经和苏联党完全分道扬镳了。

结论

毛泽东与苏联党之间的矛盾是多方面的，有历史上的积怨，也有个人性格上的冲突，更有民族利益上的对立，所有这些矛盾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在双方之间造成了隔阂，特别是促成了毛泽东在心理上和感情上与苏联日渐疏远。这些矛盾冲突，在不同的时期也分别起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双方关系的作用。但是，所有这些矛盾或冲突，都不曾也不能根本改变毛泽东对双方关系本质的看法。概括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要不满是哪些呢？归纳毛泽东的历次谈话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斯大林始终不信任他，先是在中共党内扶助支持留苏学生王明等人，长期压制他、打击他；以后他仗打胜了，又怀疑他不是列宁主义者，而是另一个铁托。

（二）抗战时武器给了国民党，不支持共产党；1945年抗战胜利了，可以推进中国革命了，斯大林竟又强迫他去与蒋介石谈判，“不许革命”；以后仗打起来了，斯大林始终怀疑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三）斯大林总是盛气凌人，摆出一幅教训人的样子，处处凌驾于他人之上，大摆老子党的架子，在他访苏时有意冷落他、教训他，让他憋了一肚子的气。他始终不喜欢斯大林的书和文章，也是为此。

（四）批评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要中国为苏联建橡胶园，将东北、新疆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许第三国染指，建合股公司，要控股权等。

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上述怨言可以看出，他的感受过程大致是：斯大林先是不信任他、压制他，不支持他；然后又不许他革命，仗打起来不相信他能胜利，仗打胜了又怀疑他是民族主义者，冷落他，摆架子；最后是不能真正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不能平等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在这几个方面，毛泽东讲得最多、感受最深也是最不满的，其实主要是前三项：压制他、不许革命和冷落他。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对斯大林有怨言，不喜欢，最后却还要尽力地维护斯大林？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利害之争。换言之，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分歧，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就其主要方面而言，甚至也不是民族主义方面或国家利益方面的。毛泽东的不满集中表现在：他认为斯大林早就应该支持他、信任他、帮助他来实现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理想，并且能够平等地对待他。因此，当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决定出兵援朝之后，斯大林开始频繁地与毛泽东互通信息，交换意见，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感观迅速好转了。照他自己的说法，斯大林从此终于相信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地改善了。

从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变化的过程来看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关系变化的情况，我们看到的事情发展的方向正好相反。如前所述，赫鲁晓夫上台后尽力与毛泽东搞好关系，在民族利益方面尽可能满足毛泽东的意愿，修改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提供各种可能的援助，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的趋势。当毛泽东发现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原则之后，他很快就开始对赫鲁晓夫抱以不信任的态度。正是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导致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都曾大发脾气。显然，使毛泽东根本失去对苏联信任，导致双方关系迅速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还是革命理念上的分歧。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毛泽东过去一切成功实践和一系列正在进行的新的革命尝试，就是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在把意识形态视同生命的毛泽东看来，是最不可原谅的。

当然，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在相当程度上又是与他的个性、切身的利益，特别是其现实的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终极目标的永恒性及其手段、方式和过程的灵活性，则是以毛泽东个人的判断和解释为标准的。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些令人颇感困惑的现象。1950年代初，当毛泽东强调中国的武装斗争经验的时候，他几乎是全力推动和支持周边国家的革命党走武装革命的道路；1954年以后，当他赞同与周边国家政府和平共处的时候，又转而劝说周边国家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把那些在停止武装斗争后难以在其国内生存的分子大批地接到中国来定居，甚至硬性解散了华侨当中的共产党组织，以换取周边国家政府对中国的友好与同情。当1950年代末以后他又重新开始强调反帝反修、鼓吹世界革命的时候，他显然又毫无顾忌地推动周边乃至于世界范围的革命党起来实行武装斗争，为此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外交利益。但到了1970年代初，当他下决心要利用美国来牵制苏联的时候，他又转而实行对美缓和，进而劝说与美国处于全面对抗中的兄弟党采取同样步骤，为此他又不惜得罪了那些跟着中国一起激烈反帝反修的左派共产党人注意到毛泽东的这种种政策变动及其对内对外所带来的连锁性的影响，我们亦不难联想到，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种种恩怨，固然是这样或那样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但是，那个时代造就的强人政治的体制以及在此体制下膨胀无度的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作用显然也是极其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