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情暖外乡人

大家好，我叫高树义，1993年，我从老家山东省鱼台县到咱北京打工，做的是废品回收工作。一晃儿19年过去了，我也在北京扎下了“根儿”。说实话，我现在不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在我居住的地方——门头沟城子兴民社区，那些老街坊们给了我家的温暖；在打工的这19年，是北京的包容与大气让我有了家的感觉。这种气度，让我感动，让我终生难忘。

我干回收，是从1993年春节开始的。我还记得，那年，我跟所有外出打工的人一样，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憧憬着精彩的外面世界，来到北京的。可一开始，俩眼儿一摸黑，根本找不到工作，只能靠打短工维持生活。眼瞅春节快到了，我连回家的路费都没凑够。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城子兴民社区的干部找上门来，原来他们已经发现我的难处，他们给我送来一百块钱和一桶油，让我好好过个春节。当时激动得我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就只会说“谢谢，谢谢！”干部还跟我聊天，聊天时他们问我，乐不乐意在社区找点儿事做，比如收收废品，扫扫街道。我一听，连忙说：“乐意，乐意！”就这样，我有了现在的工作。

有一次，我到街上收废品，一位大姐听见我吆喝，忙拿出一纸箱瓶瓶罐罐开院门出来，我一扭头看见有几个瓶子从纸箱里掉在院子里，本能地想帮她捡过来，那位大姐却拽上院门，没让我进去。

开始我心里有点别扭，后来慢慢地想明白了：你初来乍到一个新地方，人家不了解你，防范是很自然的。我想，还是让时间和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消除那些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吧。

有一天，我推着车，走在一条小路上，看见前边一对青年男女，男的一掏兜，一张十元钱落在地上，我快步向前，捡起来，喊住了他们，把钱递到他们手上。还有，扫大街的时候，我曾经发现有人丢东西，像钥匙呀、挂链呀，我都尽量找到失主。再有，遇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就赶忙上前；碰到需要出力的事，我也会伸把手。一来二去，居民们对我的态度慢慢地有了改变。

先是见到我面带微笑了，有时还会打招呼，再后来有的人家院门敞开了，让我进院收废品了，有的居民还说：“进屋来吧，外边怪冷的。”

我们这属于平房多的那种老社区。 有一次，一户居民的下水管道堵了，弄得满街臭烘烘的。居民到居委会反映，我听见了就说：“我去看看吧。”赶去以后，我刨开地面，再用勺，一勺一勺把刺鼻的污泥掏干净，换上新管道，填上土，把周围清理干净。我自己却弄得满身污泥，居民特不落忍，一个劲儿地夸我。我说：“唉！这是咱自己的事，应该的。”

后来，我推着车，在街道上收废品，经常让居民叫住：“小高，今儿个我炖了一大锅羊蝎子，晚上过来。”

到了冬天，邻居大妈看到我手冻得又红又肿，就连夜为我赶做了一双棉手套，这不仅暖着我的手，更暖着我的心。

我每天就生活在这样热乎乎的大家庭里，整个社区的居民就没把我当外人；反过来，对这些居民，我也像对自己家人一样，有事我帮助做，有话跟他们说。

有一年春节，我收完废品，从外边回到我住的小屋，居委会干部忽然迎出来说：“小高，你看谁来了？”我进屋一看，老婆、孩子正坐在屋里。妻子脸上堆满了笑容、儿子跑上前抱着我亲热地叫着“爸爸，爸爸。”我惊呆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原来社区干部瞒着我，写信、出路费把我妻儿从老家接了来。

紧跟着，几位干部又从自家每人拿来两三个菜，还有饺子，摆了满满一桌子。把我媳妇感动得一个劲儿地抹眼泪，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也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几位干部陪着我们一家，吃了这顿团圆饭，陪着我们一家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那情景，直到现在，还温暖着我们一家人的心。

2003年，“非典”袭击京城，我主动要求参加社区打药、消毒、清扫工作；还担任了一位“非典”康复人员的监控工作，常常是昼夜不能休息。我爹给我打来电话，说“儿啊，你快回来吧，我和你娘挂念你！”还没等我向父亲解释，我闺女接过了电话说“爸爸，我都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是不是不要我了！我好想好想你呀！”听了亲人的话，我的眼睛湿润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忍住泪水告诉他们：“北京需要我，我不能走！”

曾经有人问我：“你图的是什么？”我说：“北京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家里有了难处，咱哪能撒手不管？”

2006年9月25日，一个难忘的日子，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一名外来的打工人员在社区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在北京这些年，从当初的人生地不熟到成为这里的一员，我在这个城市找到了自己的位置。19年，我年年往老家寄钱，比在老家干活的收入要多上一倍，靠着这些钱，一家人吃穿不成问题，儿子的学费也都解决了。今年，我的儿子考上了大学，我的女儿也大学毕业了。如果不是靠党的好政策，我哪能供出两个大学生？

首都北京以它的包容、大气，接纳、鼓励着我们这些寻找梦想的人，我也愿和所有来京打工的朋友们一道，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