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条件发生变化，中国高增长时代是否终结

2012年9月17日下午在复旦大学“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上，美国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家诺顿(Barry Naughton)教授与我就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是否终结的话题进行了对话。

巴里•诺顿：

中国应调整以适应高速增长阶段的终结

在美国做演讲时，每当谈及中国经济减速，我总是向听众强调，应当区分短期和长期经济减速的差别，短期和长期经济减速的本质是不同的。当下中国经济的短期减速是由于受到国内几个宏观经济因素的负面影响，以及欧洲经济下滑的拖累。而我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变化更感兴趣，其实，当我们关注中国经济短期下滑的同时，也不得不留意到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阶段正走向终结。

中国“超高速增长”阶段面临终结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中国在2007年的经济体量是1978年的12.5倍。这一“超高速增长”（Hyper-Growth）是由这几个因素驱动的：1990年代的成功改革；促进快速结构改变的大量投资；成为世贸组织成员；2008年之前强劲的全球经济增长。

中国并不是第一个经历“超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体。所谓“超高速增长”，是指经济不仅高速增长，而且保持持续性的高速增长，一般持续20甚至25年。

历史上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都经历过这样的发展阶段。的确，中国在“超高速增长”阶段，和历史上其他经历这一经济增长阶段的经济体相比，速度增快，持续的时间更长，但是根本上，中国的“超高速增长”阶段走向终结的模式会与其他经济体类似。

这些经历过“超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上的投入都很高（政府、外资、私人企业都投入很高），汇率维持低水平且对出口商有优惠政策。

除了这些共同点之外，每个经济体也都有组织商业活动的不同方式。也就是说，每个经济体的策略都力图适应自己的制度，与此同时，也以不同的方式依赖外国商业和外国投资。

比如，在日本，企业集团（keiretsu）、经营多种业务的联合大企业、综合商社（sogo shosha，贸易公司）起主要作用，大公司数量较少，使得政府容易进行协调。而在中国台湾，由于存在有效竞争市场、灵活的合同关系环境，小型企业扮演主要角色，大公司出现较晚，也更为专业。韩国的大财团(chaebol)类似于日本的企业集团,不过最后在核心业务上变得更专业。在1980年代，中国先发展沿海城市，允许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公司将产地转移到内地。“双轨制”模式下，大的国有公司、小型私人公司以及外资公司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历过“超高速增长”阶段的几个经济体GDP增长率的变化。1950年到1973年之间，日本有些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0.4%，几乎和中国在“超高速增长”阶段GDP的增速一样高。但是1973年，日本的GDP增长率降至5%左右，这个转折点之后，日本GDP增长率再也没能高于6%。

经济学上有很多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高速经济增长阶段会走向终结。不过，所有的理论都在暗示高速增长应该逐渐结束，理论上劳动力增长、结构转型、投资增长率等都应逐渐放缓。但是，实际的经验则是另一番景象。

日本GDP增长率是突然出现了下降，而且之后再也没能反弹回之前的高速增长。这种情况并非日本独有，韩国的情况与日本略有不同，终归相似。绿色线条代表韩国GDP增长率，经历20-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韩国GDP增长率突然下降，尽管之后韩国GDP增长率高于日本，但是同样，韩国GDP增长率也是骤然下降。台湾同样演绎着类似的故事。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经济体的GDP增速会突然下降吗？我的回答是尚且不能。

研究这些案例时，我们知道日本在1970年前后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而韩国、中国台湾等则是上世纪90年代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些经济体“超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都有比较相似的模式：外部因素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似乎看起来和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并没有特别的关联，却标志着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结。

这点很奇怪，许多经济学家对此做过深度研究，如Barry Eichengreen（编注：巴里•艾肯格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教授）曾经试图找出答案，他们用了很大的样本（35-40个国家），给每个国家编排函数，却没有找到可以解释的答案。他们发现，当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这些经济体的资本与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有下降，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降低。这些发现能帮助我们更多了解事实，却不能够真正解释原因，我们仍不知道为何TPF增长会突然降低。

因而，我们现在知道“超高速增长”的结束往往由短期危机引发，短期危机受外部因素影响。但是，却难以解释为什么危机之后出现高速增长的终结，这对经济学家来说，是个坏消息，却不得不面对。

中国向“适度增长”的转变艰难

如果我们将曾有过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的经验，应用到中国，我们应该期待发现，外部因素导致中国“超高速增长”的终结，但是我认为外部因素不足以解释中国何以转向低速度增长阶段。

所有的“超高速增长”阶段最终都会结束。而中国的“超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会由劳动力供给条件的改变带来——中国将不再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

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虽然劳动力投入的变化，不能够充分解释增长模式的转变，不过可以料想到中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变化将是巨大的，因为几个因素的改变同时发生：第一，新增劳动人口数量下降；第二，城市化速度放缓；第三，劳动供给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受教育情况不同往日，接受高等教育者占比显著上升；第四，未来退休人口数量将急速上升，出现老龄化现象。这些改变已然发生，并且只会加速。

2000年到2010年，劳动力的增长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之一。可以发现，因为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下降，20岁以下年龄组的人口规模，比20-50岁年龄组的人口规模要小得多。也就是说，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已经开始减少，而很多劳动力开始进入退休年龄阶段。对于结束“超高速增长”模式，转向新增长模式的国家而言，这个变化是一个转折点。

我的想法是，中国经济要经历的改变，会更加艰难。中国劳动力的供求情况，尤其要注意中国无技能劳动力规模下降（并非仅没有之前规模增速快，而是已然开始收缩），而有技能的劳动力规模非常快的速度增长。从长期来看，这是好事。但是，这也要求经济体能够很短的时间内适应这种变化。

中国劳动市场的变化，会产生诸多影响。对出口商来说，就是持续增加了成本压力。一方面，出口商将面临提高薪资、改善工作条件、提供更好福利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还有其他成本压力，如在可预见的将来，出口商要面对更高的信贷成本和人民币适度升值。

众所周知，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是由出口、高投资驱动。特别是在2007年，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14.2%，其中2.5%归功于净出口，而另外6.1%的增长来自投资。

我从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超高速增长”的终结和向新的增长模式的转型会更加艰难，会发生相伴而来的原来模式的瓦解、经济衰退、危机，经历过这种转变的经济体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也许，从“超高速增长”到“适度增长”(Moderate-Growth)转型之所以如此困难，原因之一是，这两种不同的增长模式，依赖不同的经济增长要素内部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两种不同的增长模式，看作两个不同的良性循环圈（virtuous cycles）。

“超高速增长”阶段的特征包括：高净出口额、快速的收入增长、高储蓄、高投资，以及向上游部门投入大量资本。这些要素充分反映了处在这一经济增长阶段的经济体具有的特点，当然，也可以用来描述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经济正在发生变化，如投资虽然有增长，但是和过去十年相比下降了。也许中国的这种循环圈开始变得脆弱，也许某种意义上，这种循环圈的瓦解，能解释为何高速增长的终结引人注目。

“适度增长”阶段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良性循环圈，包括的要素有：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更高的家庭收入、快速内需增长、多样化的商业模式、本土创新不断涌现。

问题在于，这两种模式之间缺乏一种自然渐进的过渡途径。有的时候，需要危机来打破之前“超高速增长”的循环圈，进入另一种“适度增长”循环圈。

政策制定者面临三个挑战

“超高速增长”阶段讨人喜欢的经济环境也有负面作用，就是使得改革缺乏动力。即使是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投资和信贷的增长依然很快（只要扩大投资和信贷具有决定性作用）。缺乏忧患意识使改革者们失去了牵引力，所以中国的制度没能够跟上快速的经济发展。

现在，“超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具有挑战性的经济环境，与此同时，也给重新开启经济改革创造了机会。

中国确实仍然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深度产业供应基地和持续增长的生产率，还可能在某些产业争取技术超越（如通过给工厂引入更多的技术工人，改变工作路线等）。

不能忽视的是，2012年中国的服装、纺织、玩具、运动产品、家具等产业的出口增长率近乎零，或许，中国出口增长受到欧洲和日本需求减少的影响，但是，这些大的出口种类增长率可能再也无法反弹。

这种长期的转变会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另外，放缓的劳动力规模增长，再加上快速的结构转变，会导致产出规模增长放缓。

在过去10年，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投资率维持。这种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不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当投资率下滑时，中国经济如何应对？我们尚不知晓。

我认为，政策制定者主要面临着三个不同时间阶段的挑战：

首先，是增长模式的长期转变：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已经超前于制定缓慢的“改变增长模式”政策。中国如何发展高技能的产业，并且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在转型期将面临的挑战，要多于其他经历过这种转型的经济体，可是中国尚且将赌注放在错误的改革路径上。

再次，是中期的政策转变：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正在改变和重新评估其促进经济改革和增长的方法。中国的下一届领导人是否会重启经济改革的议程？如果会，我想2013年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将会相当复杂。

最后，就是短期的宏观经济转折：中国传统的货币政策维持了一个过度扩张的经济发展阶段，并开始降低流动性过剩。政策制定者会如何应对处于变化中的宏观经济环境？他们会不会为了拥有一个更具持续性的未来，而接受短期经济的放缓？

虽然中国所面临的这三个转折挑战所归属的的时间框架不一样，然而，这三个挑战都已成事实。这三个“转折点”的聚合，更显示出中国经济大量内部自由化的重要性，内部自由化可以提供更多的机会。

听闻最近在中国国内有关于凯恩斯主义的讨论，凯恩斯主义主要在短期内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凯恩斯主义起到了作用，并且是阻止或减少经济危机影响的必要工具。

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短期政策会产生长期成本。在任何政治体系里，人们很容易看到凯恩斯政策的短期益处，忽视长期成本，学者们也没有快速分析成本和益处的方法，所以说凯恩斯主义有一个潜在的、本质性的危险，欧洲、美国和中国都正在面临这种挑战。考虑到已经成功运用凯恩斯短期政策，怎样应对棘手的(在每个国家都很不同)长期问题呢？

中国过度依赖短期政府开支（当然，包括通过银行贷款融资的支出）导致经济放缓，甚至可能造成市场经济这个改革方向的扭转。在2009年6月，很明显银行贷款已经超出控制，然而一年多之后政策才适当改变。有些在2009年发起或者加速的项目，到现在仍就是政府政策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为短期刺激付出的长期代价将相当沉重。

面对刚刚提到的三个挑战，在我看来，短期内，中国不能用凯恩斯式的刺激方案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鼓励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新的贷款，那将对融资系统危害很大。理论上，可以用财政政策，但实际上当下解决支出增长问题，没有多少别的好选择。短期内最好的政策就是维持现在的宏观政策立场，鼓励贷款给中小企业，设法减少融资成本，允许GDP增长率适度降低。

更难的问题是怎样应对中期和长期挑战。我认为，应对的基本策略是扩大家庭和私人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如何做到这点呢？可以减税并且增加私营商业可以繁荣的经济领域。根据具体情况，想出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例如，减税应该意味着减少人们健康保险的支付比重，通过将资产转换成健康保险基金来给未来的健康财政支出融资，同时，继续提高经济效益。此外，也要减少给企业的补贴，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补贴，用这些资金来提高生活质量和环境。

最重要的一点是拆除那保护国有经济、给国有企业和个人决策者部分垄断特权的壁垒。在过去10年里，中国经济的扭曲日益严重，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送礼、结交朋友甚至是给钱，就是为了在国有企业谋得一份工作。这样的事情10年前不曾发生，反映了公平竞争的障碍增多，人们愿意给钱谋求进入一个受保护的领域，而在这个受保护的领域里得到的回报通常相当多。这对经济造成隐性成本。

如能真的付诸努力，障碍又减少的话，中国经济会出现经济生产率增长的波动。当然不是马上，是在几年之内。现在如果能够进行经济政策改革（中期），中国经济可以保持一个相当积极的经济增长率，比方说在未来10年里，有5%到6%的经济增长，从而解决长期问题。这样也可以让中国经济再次自我改革，真的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