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还乡或重建乡村的可能（2）

曾经的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乡，多少才俊士子咸出于此。

城市代表先进的东西，代表现代化，代表有文化。乡村是现代化和有文化的反义词。至少当下的中国乡村如此。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自civility(礼仪)。文明似乎来源于礼仪。城市代表文明，农村代表野蛮。至少欧洲人这么认为。

但史上中国乡村不是这样的，它是礼仪的发源地，是传统伦理的根基，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白鹿原》中的乡绅朱先生调解白家与鹿家纠纷的桥段很有说明性。朱先生劝诗曰：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致嘉轩弟)一场纠纷就这样在双方乡贤的劝导下平息了。

皇权与绅权的对峙维持了二千年安定。《白鹿原》前半段描述了这个“无讼社会”。铲除罂粟时官家人在一旁站着，由乡绅朱先生下令执行。官权与绅权就是这样配合默契。西方传教士初到中国发现这里没有一个警察仍能安定。

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的”，费孝通八十年前的这个论断今天仍适用。当我们义无反顾抛弃“土”，敞开胸怀迎接“洋”时，骨子里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还是那个人，那个朴实而狡猾的农民。

无论是为子当孝、待人以信的“人学”，还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学”，其实质都是“农民学”——是祖上世世代代与人、与天打交道历练出来的学问。主题是敬畏与感恩，今天中国人失去了这两样东西。

五四一代未来得及“整理国故”就赶上“救亡图存”。然后是大建设、大运动、大开放、大破坏。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与自觉，及文化重建被粗暴打断了。

“国故”当然有许多糟粕。“民国大家”每人在乡下几乎都有个代表顽固势力的“老爷子”，为他们娶了未曾谋面的媳妇。三老四少的坚守维系了乡村二千年来的稳定，但这些“瘸腿的中国绅士”(费孝通语)不能对新形势作出有效的调整。他们很少正面接触西方工业主义，更不欢迎革命。他们被铲除了。可取代他们的是谁?用南怀瑾晚年反复引用唐人诗句就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

针对“乡土中国”，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首先是对独立人格、个人尊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等问题的关切。“文化自觉”的另外一个内涵是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文化自觉性并不能从民族主义情绪中产生，它只能在与其他民族或文化的对话中产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杜维明认为，这16个字是儒家哲学最高的理想——不同文明的价值共享。

复兴传统文化需要从文化自尊、自觉到再造;同理，复兴乡村也需从乡村自尊、自觉再到乡村再造。可当下乡村如何自尊、自觉及再造?

所谓新农村运动，所谓新乡绅回乡，都应与家族谱系、现有政权形成合力。

文化，是文化和氛围留人。让农村变得可爱起来，需要一次新文化运动，在破败的基础上重建乡村文化。

中国乡村衰落当然也有例外。广西贺州的毛家村仍能维系一方清净，村里规划有序，自然环保良好，有一口泉水清澈见底。我得出的原因之一是这个状元村九成以上均属毛姓，村里有个毛家祠堂，每年春节，无论多远，无论当多大官，都要回来聆听族长训话，村长书记也在列。这里仍保留着续修家谱、村谱传统，尊老爱幼的传统文化。村里一位94岁阿婆仍在织布。

什么是传统节日?一大家子几十口，烹鸡宰鸭，推杯把盏，共叙乡情，这样的乡村才愿意回去，这样的乡村才让人有归根之感。

纵观南北差异，但凡宗族势力保存较好的南方农村，文化、秩序和传统甚至环保都做得不错;而北方农村尤其是杂姓村落则呈现一派凋敝，村支书一权独大。

当然光靠传统宗族势力是不行的，它有着天然的局限，不接纳外来文化，无法与普适价值对接。

所谓新农村运动，应该是几方合力的结果。新乡绅运动需要农村精英回乡，需要城里同乡寻祖，也需要大学生村官当政，需要复员军人、退休人员荣归故里，共议村事。当然也需要白领社群，有机合作社，欧宁们的NGO，带来全球化之风、新生产模式和新兴变革力量。

但首先还是要爱自己的祖先，懂得感恩与敬畏。试问，有什么能动摇中国人心中的家族根基?祖先在那里，他还会远离吗?

新乡村运动不应是乌托邦愿景，而是中国的现实需要。解决农二代三代进城问题是当务之急，乡村文化重建、让乡村变得有吸引力，更是长远需要，因为那是我们来的地方。

城市对乡村的反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新世代对传统的传承，才是真正的维稳。

比国家更久远的是民族，比民族更久远的是文化。

了解中国，了解乡土，你就知道家庭、家族、血缘要比文艺更有根、更恒远。现在要修的不是哪个姓的家谱，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家谱”。否则我们真不知自己是从哪里蹦出来的。

日本工业化走过污染弯路，但最终并未以破坏乡村为代价。从宫崎骏动漫中的乡村诗意，可见乡村仍是诗意的母体。韩国也拍了很好的乡村文艺片。日韩的乡村并未凋敝，并未发生所谓革命，文化得以传承，香火得以绵延。国际上，一度日韩才代表东方。

在台湾苗栗三义乡广盛村，一群年轻人在种糙米，回乡开发有机生活农场。他们是知名大学的研究生，久居都市之后返乡去种田。苗栗的有机模式是一种新机制，是一种商业，也是新一代台湾人对土地价值的回归与社会责任。原本在都市里吹冷气的白领，如今卷起袖子和裤管，成为脚踩乡土的都市新农夫。

广东也有位海归硕士放弃高薪工作回乡务农。2006年，陈健永从澳大利亚学成归国，放弃证券公司优厚待遇去务农。“留学3年，花费70多万元，然后回来经营果园?”2008年11月，父子俩顶着各种压力开干，先后租下了70户村民的200亩撂荒地，开办起了农场。客户说，“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水果”。

苗栗的招牌是有机农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农庄经济和观光经济。苗栗保有1083个世界第一。苗栗要向世界推介，每年都要开国际派对，并曾请国际三大男高音来站台。古朴的民风和原生态经济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诚如“山水米”创始人叶淑蕙所称：越是在地的(本土的)，就越是国际化的。

都市新农夫们的乡土实验颇具代表性。反哺已成当下台湾新潮流。我听到一个传奇故事，说一位父亲送子留洋，可儿子学成之后帮他务农，父亲质问“你回来干什么?”儿子用从海外学来的市场理念和新型农业模式，打造出了有机农产品，市场叫好，于是父亲心服口服。

台湾学生仔为接受农村文化启蒙，利用寒暑假，以不同主题(比如“腌咸菜”)进入农村生活，体验不同的生活模式、思考农村与都市发展之关系以及粮食自给率与食物文化的关系。而大陆的学生娃学习紧张，报奥数还报不过来呢，哪有空啊。

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土地的责任感，也失去了对乡土的亲近感，失去了对祖上的敬畏，我们会变成什么人?当然，恢复对土地感情的根本在于土地制度的改革。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大陆每年农药中毒事故达十万人次，死亡一万多人。农药化肥的慢性危害更干扰亿万人的激素平衡，影响男性生育力。失去对土地的敬重，将几千年来干净无污染的土地，在一两代人间快速地毁坏，教后人情何以堪?

请问你有谦恭有礼的文化吗?你有淡定安宁的乡村吗?

先从感恩和敬畏做起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