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台湾如何保障农民的金融权利

韩国政府对没有担保、没有财产的农民，提供信用保证，以保障他们的金融权利。信用保证由政府委托农协执行。

在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考察，感触最深的当数农民组织所办金融事业。基层农协或农会几乎全设有信用部，办理近似商业银行的业务，以及部分保险业务，不仅独领农村金融市场，还跻身城市金融业。日本有农林中央金库，韩国有农协银行，首尔街边随处可见其营业点，在城市金融市场占有不可忽视的份额。

农协金融为何优于商业银行

基层农协信用部为农民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日本基层农协吸纳乡村储蓄，为会员开设专门账户，用于会员的销售、购买结算，并为农户提供生产、生活贷款。台湾基层农会的会员贷款为低息，吸收存款的年利率为1.9%，贷款年利率在2.5%-4%之间。此外，农会还开展农业家畜保险、农民健康保险、员工互助保证等保险业务。

农协信贷服务比商业银行周到，因为它将金融与生产及销售服务结合起来。在贷款前，工作人员要帮助农民计划用途，规定不同的偿还期。贷款发放后，则帮助农民与推广部门、供销部门联系，运用好贷款，搞好生产和产品销售，使贷款的农户取得好的效益，并按期偿还贷款。

农协经营的另一重好处，是有利于降低信贷风险。农村信贷一般为小额贷款，项目较多，较为零碎，有季节性和一定的自然风险。农会信用部设在乡村，了解农户的生产、经济条件和实际需要，有助于核实贷款，方便发放、偿还。其生产指导、运销、结算、保险等业务对降低信贷风险有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商业银行做不到的。

农协可以发挥农民财产信用担保功能，因为它的服务涉及土地流转及农村住房信贷。台湾农信部开办农地、房屋、山林等财产担保信贷业务。农民在农会贷款，以土地做抵押，土地估价100元，可贷款90元。通常一甲地（15亩）可以估价1000万新台币，贷款900万新台币。房产、山林和土地的估价也由农会来做。这也是商业银行难以做到的。

由此，农协信贷在地方金融市场中占了主要份额。日本农户的储蓄，农协占53%，邮政储蓄占13％，商业银行占34％。农户的贷款，农协贷款占44％，政策专项资金占17％，银行等机构贷款占39％。

这得益于农协信用网点在乡村地区的广泛分布。韩国农协在全国有5556个营业网点，而其他金融机构最多者只有1173个网点。一般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大多集中于城市及周边，农协是唯一将营业网点布置到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机构。由于农协金融网点覆盖面广，成为政府收缴地方税的重要平台，全国95%以上的政府委托农协银行收缴地方税。台湾农会信用部也代理政府公库及代收税款，还办理各种委托代缴款项（如水费、电费、电话费等），受理机关、学校、公司员工薪金转账代发业务。

自下而上，分层经营

农民资产的增长，需要农协提供投资服务，推动了分层经营。日本农协信贷事业的重点在基层，但经济高度增长后，农村民间资金充裕，政策专项资金也较充足，农村出现资金过剩，21世纪初期，存贷率（贷款额占存款额的比率）下降到27％。因此基层农协的剩余储金通过上级“信用联”运营，进入城市以至全国资本市场。2005年度，全国基层农协共有存款79万亿日元，除了当地贷款及投资运用之外，还有储金54万亿日元（占68％）交由都、道、府、县信用联运营。这一级除去贷款及投资业务，仍然有储金27万亿日元交由农林中央金库运营。农林中央金库运用这笔资金，加上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少量用于信贷，绝大部分用于有价证券投资。

韩国有自下而上的“合作金融”，以基层农协为重心。2010年末合作金融存款余额195万亿，贷款余额134万亿，存贷比68.7%。农村资金过剩，当地运用不了的资金，由中央会合作金融部运营。这个部门由各基层农协组成的联合会管理，很符合合作社的原理。合作金融的部分资金通过农协银行进入城市金融市场。

日本农协的信用联为独立非营利法人，其收益必须返还给基层。政府的政策性专项资金，多数通过农协信用机构自上而下运作。信用联早期强调都、道、府、县级和全国级两层运作，近年为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开始将两层统一起来，于是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庞大金融机构。它的运营与普通商业银行没有明显差别。但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它与基层农协的特殊关系，其法律地位仍不同于其他银行。国家除一般的银行立法外，还针对农林中央金库进行特别立法。

基层农协自下而上形成的金融体系，决定其资产性质。韩国农协金融业务在全国银行业中排第四位。与其他大银行不同，农协金融没有外资持股，因此农协称自己是“纯民族资本银行”。而其他几家商业银行，韩国人持股比例在34%到78%不等。商业银行的收益多流失海外，农协金融的收益则百分之百回报当地。

农民所有，农民管理，农民受益

韩国农协银行的运作得到农协法的特别授权。韩国有金融组织法、银行法，规定了金融的运作与监督，而农协法规定农协中央会可以在政府银行以外做金融，成为特例。农协中央会所辖的银行依据农协法做金融业务，运作的监督则依照金融制度法和一般银行法。日本的农林中金法也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

韩国政府对农协金融事业提供各种支持。1960到1980年代，韩国政府没有钱，政府向农协中央会提供信用保证，从外国引进资金。政府设立“农产品价格安定基金”，通过农协给农民支援。农安基金是短期的，春天贷款，秋天还款，多针对大蒜、洋葱、辣椒等经济作物，目的在于稳定农产品价格，一直运作至今。

韩国政府的涉农资金，基本上要借助农协金融平台，自上而下地运作。由于农协的网点深入到基层，承担农村金融政策性业务，是其他机构所不能替代的。基层农协与农民有着方方面面的联系，借助于其服务平台开展政策金融，其效果要比行政机构运作更好。

韩国涉农政策资金的管理权也越来越下放给农协银行。过去，政策资金扶持对象由政府决定，管理效率低。后来政府决定，由银行来做服务对象管理，效率提高了。于是形成分工：政府申请国会的预算，按预算来审查；农协银行受到政府的委托，做公共性服务。现在政府考虑，对农村的基础设施、教育、文化等投入，也委托给农协银行做审查。

韩国政府对没有担保、没有财产的农民，提供信用保证，以保障他们的金融权利。信用保证由政府委托农协执行。若政府预算不够，农协银行则自己投入，由政府保证利息差补偿。多年发展下来，目前农协的投入已占信用担保基金的60%，政府从直接投入为主，转变为利息补差为主。

农协金融体现了农民所有、农民管理、农民受益的合作社原则。资金来源于农民；农协治理结构保障农民会员及其代表的权利；金融收益用于农民。日本信贷业务的盈余，按规定应分还给农户，按农户实际储蓄额和贷款额进行再分配。韩国农协银行资产一开始就被法律规定为全体农民会员的共同财产。

金融助推农民组织发展

韩国农协发展的关键，在于及早启动金融的推力，将银行与农协发展结合起来。1957年韩国制定农协法，新成立的农协与政府主导的农业银行并行，二者关系不够紧密。因此1961年出现争论，认为农业银行应该支持农协的事业，二者应当合并。因此创立农协中央会，将农业银行改组为农协银行。当时韩国资金严重短缺，这一举措给农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金融业务是基层农协的核心，信用部通常是基层农协当中工作人员最多的部门。台湾基层农会通常有好几亿新台币的自有资金，加上在农村吸收存款，存款余额以数十亿台币计算，而每年贷款总额都在数十亿到百亿新台币之间。农信部的利息收入，是农会的主要财政来源；我们考察的四个农会中，三星、坪林和田尾农会的总收入的75%以上来自信用和保险部。

日本九州25家基层农协财务状况说明，金融业务对组织生存至关重要。若不考虑工资因素，其销售、仓库、加工、共同利用等事业收支大体持平，购买事业略有盈余，生产指导则亏损；收益主要来自信贷和保险业务。其金融业务净收益399亿日元，占全部事业收益的63%。若考虑工资因素，除金融外，基层农协的各项事业都是亏损的。因此，农协可持续发展，根本上要有金融业务收益弥补各项事业的人工成本。其399亿日元的收益，很接近25家农协工资支出415亿日元的总额。

韩国近年围绕农协组织与金融的关系存在争论，进行改革，但只涉及中央会与农协银行的关系，基层则保持不动。中央会不再直接办银行，而是作为最大股东，控股农协银行。一方面保持农协对银行的管理权和收益权，另一方面则利于农协银行适应于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基层农协则不同，因为金融业务与其他事业在服务目标、资源、业务流程、组织运作成本诸多方面联系紧密，不存在矛盾，没必要分离，也不可能分离。

总之，日本、韩国、台湾经验表明：农民组织能办好金融事业；农民组织必须办好金融事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