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传统下：美国的分裂与重组

在美国大选刚刚结束的时候，我的一个以文相交的朋友突兀发来微博私信，问：“你觉得美国一批核心的具有清教徒气质的人将来有没有可能迁移到加拿大？”我略略讶异了一下，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诡谲，很坚决地说，不会。

在我看来，这次选举虽有一些诡异的气氛，例如，在经济如此不景的情况下，居然投票率那么低；再如，民主共和两党的价值观冲突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知识界仍然孤悬不问。但是，这毕竟还算一场正常友善的总统大选，符合美国总体的民主气质，符合宪法的精神，符合美国人每4年纠结一次国家走向的政治惯例。

可是，当我看到皮尤调查中心的报告的时候，猛吃了一惊，觉得朋友的远见，已然在我之前。针对奥巴马获胜人群的统计数据显示，奥巴马的主要票仓是年轻人、女性、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和知识阶层。

非白人人口在总投票人数中占28%，而奥巴马获得了80%的选票。在白人人口中，奥巴马与罗姆尼的得票比是59%：39%。

撕裂的政治与社会

这些数据看似无关紧要，却昭示着美国一个极大的社会转变。网络报纸《赫芬顿邮报》的评论主编在大选当天就指出：奥巴马的胜利是新美国的胜利。何谓新美国？这其实是一个价值判断。他认为新美国就是朝向开放、全球化、环境保护等等方面的美国。

然而，撇开这些价值观层面的东西，的确有着新旧美国之间的分野，并且这种分野已经开始令人担忧美国“大熔炉”作用的消解。

已故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200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的著作，其中指出的，恰恰是这次大选所呈现出来的格局。随着非欧裔移民的增加，美国的人口构成已经极大地多元化。这些新移民来自于与美国传统政治所不同的文明，例如拉丁美洲裔、亚裔等等。

在以往的多次美国移民浪潮中，美国得以铸造“大熔炉”，乃是因为移民多来自欧洲的不同地区，尽管也算多元，语言也丰富，但多数有着同样的欧洲文明背景，可以认同美国的共同价值观，例如宗教价值基本相同，政治价值大同小异，社会价值求同存异。然而，新移民虽然带来了技术、资源和新的价值元素，却对于美国传统的价值文化，也就是“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人、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新教徒），具有强大的排异性。即便经过两三代人的美国生活，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已然执著地传承下来。例如亚裔，不管是中国人、越南人、日本人，都有着一套从生活到政治的成熟价值观，很难为美国所改变。

皮尤调查的数据，正在印证亨廷顿这一残忍而坚硬的现实：新旧美国在这次选举中各自强硬表达，而亨廷顿所代表的一方正在衰退。显然，美国传统价值的中坚力量白人，无法支撑共和党的选票需求。

如果说人群的分裂，或者新旧美国的分裂还不足以在美国政治中有着显性的根本作用的话，那么美国政治的主要选手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敌意，却足以令人忧心忡忡。

此次美国大选的对抗性，远比不上2004年布什与克里、2008年奥巴马与麦凯恩的热度。可是，此次的冷对峙所呈现出的对于敌手的冷酷与排异，却远胜于前两次。在民主、共和两党的提名大会上，在3次总统大选辩论中，双方呈现出来的，在政策取向与问题应对上几无差别，但在价值观上却已势不两立。

民主党的取向被奥巴马表述得非常清晰：应对全球化时代，拥抱世界，建立美国未来的市场竞争力；而罗姆尼虽无系统性阐述，但通过其副手瑞恩以及零星的论述，已然立场坚定：美国获得世界地位的途径，仍然是树立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打击和遏制挑战者，以地缘战略获胜。

从某种程度上说，冷战的结束是以苏联的解体作为代价的，美国在争霸之中胜利了，并且迅速享用了随之而来的全球化果实。然而，似乎冷战的后遗症迄今为止才开始慢慢在美国发酵。当时行之有效的地缘竞争战略帮助美国获得了胜利，但是理论家们的思想滞后，导致美国在迅猛的全球化与落后的国家战略之中失去了理论假设能力，从而导致了美国政治层面的根本分裂。

“9·11”和次贷危机都是后冷战时代后遗症的病征。前者是全球化非传统安全的展示，而后者则是全球化经济过热的呈现。因为全球化是突如其来的，世界也好，美国也好，都没有充足的条件和理论准备。

短暂的全球繁荣之后所进入的经济冰河期，为美国制造了另一个分裂源：社会。贫富分化已经不是秘密。人们热衷于批评布什政府的税务政策是劫贫济富，但事实上庞大的贫富差距在克林顿时期就已经埋下地雷。“松绑政策”解禁了政府对于许多层面的政策与伦理束缚，尤其是电信业方面。大量的商人通过这些政策松绑，在电信、互联网、金融等方面日进斗金，但是中产阶级却被社会财富的积累过程甩在了后面。而新知识产业和全球化分工，也把大量的产业工人甩在了后面。于是社会层面从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人数居多，富有和贫穷人口居少）向哑铃型社会转变。尽管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包括医疗、税收、财政、就业等等问题瞬间在美国爆发，与此社会分裂有着紧密的关系。

因此，当我们再次转头望向2012年大选的时候，蓦然发现的，并不是灯火阑珊处的良辰美景，而是月黑风高的杀机暗藏：美国的撕裂，已经到了危险之境。

奥巴马的愿景

2004年，当奥巴马站在民主党大会讲台上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民主党的底层明星。

他并没有什么血泪悲惨的身世。他来自的是一个中产偏富裕的家庭，尽管父母分离的生活，由外祖母抚养长大的经历无论如何都令人唏嘘。

难能可贵的在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之后，却并没有进入通常的高薪厚禄的律师行业，而是一头扎进了芝加哥底层的政治生活。如此生涯，一直持续到他2004年之后成为美国参议员。因此，他廉洁、干净，与华盛顿肮脏而腐朽的政治毫无瓜葛。他深受平民的爱戴，而黑人的肤色和父亲的外国身份，都为他天然地打造了一个新美国人的形象。

2008年大选几乎没有任何悬念。你在多少个国家的选举中，能看见一个如此完美的政治人物的形象？更何况美国这样持续了200多年，政治传统与系统已然如同一个流水线般打造政治人物的呆滞体系。

奥巴马英雄式地凯旋。他的愿景就是对美国价值的重组：“希望与改变”。他要夷平在美国已经逐渐形成的贫富分化的现实，真正地实现美国先贤们有关平等的理想；他要弥合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两党对立、政治紧张的状态，从而制造一种两党的合作；他要把当年在基层的经验带入白宫，从而打造一个为穷人、为中产服务的政府；他要推行全球化，让美国进入一个新的开放时代，再次成为世界的发展楷模。

奥巴马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远见者。他在竞选纲领中所提出的措施，无不应对和绸缪未来10年美国的活力与世界竞争力。这的确是一个伟大政客的雏形。美国的后冷战红利已经享受完毕，未曾针对新的全球化时代调整的本能发展路线，已经走到尽头。次贷危机尽管在房地产领域引爆，但是美国总体结构的不健康因素全然暴露出来。

奥巴马所强调的多个领域的变更，恰好都是切中时弊的良药。新能源政策所针对的不仅仅是环境危机，并且是在国际油价日益高攀的前提下的明智选择，也是未来美国得以继续领先的妙棋。一边拯救传统汽车工业，一边发展电动汽车，是对于美国传统产业的刷新，是美国产业升级改造的再生过程；对华尔街看似歇斯底里的打击，不仅仅是对暴富阶层的压抑，更是对华尔街传统金融方式的釜底抽薪，迫使他们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寻找突破。教育的投入和升级职业培训，是让出低工资、低技能的工作机会（本来美国就已经留不住这样的工作机会），加大科技发展的步伐，从而建设未来美国的竞争力；而在全球，与包括中国、印度等国家的温和贸易发展，是对全球化具体而微的理解和付诸实际的拥抱。

他期望的是，改造美国经济的结构，编织美国未来全球竞争力的新肌理。

医疗制度的改革，既是一个经济行动，也是一个政治行动。美国中产阶级渐趋破产，生活困顿。社会分裂的弥合失去一个庞大的同盟军。唯有拯救这个美国的中坚力量，才能够让美国真正地团结起来。对华尔街近乎不理智的攻击，也不过是平衡社会关系的一种手段。

这就是奥巴马，他试图重组美国。

理想与传统

可惜，到目前为止，奥巴马无法驾驭如此庞大的一个社会再造工程。长期浸淫于底层，既是优点，也是弱点。两年多的参议员经历（另外一年多在参选总统）无法给予他足够的全国性经验进行执政。

廉洁干净的形象确实对当选有帮助，可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都是在传统、派别和势力之间平衡出来的。在华盛顿缺乏根基，可以运用的资源和人脉有限，无法充分调动政治资源协商与妥协。

两场战争，一次危机，大片失业，连续下滑，如此的经济形态，和小布什政府所积攒下来的天文数字财政赤字，却是奥巴马接手时的美国。4年时间里，他就是救火队员而已。他根本无从展开自己的那些伟大理想，而只能寸进式地弥补当下的危机与困境。4年时间让奥巴马进行全面的复苏，是对罗斯福新政天才式的预期。可惜他又不是。

时间是不足够的。不过，再给他这4年的时间，就足够了吗？只怕未必。

更加根本的问题在于，他认为两党之间的关系需要弥合，社会的裂痕需要弥补，却遭遇了传统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冷脸。

美国不是一个依靠革命来推进的国家。其政治传统的稳固与保守，可以说也是美国发展至今依旧强大的秘诀之一。过度激进的改革必然要引发社会的动荡，而结果还未必可知。

美国从建国之后，就已经形成了联邦党人（共和党雏形）和共和党人（民主党雏形）的对抗。恰恰是这种对抗所形成的制衡与制约，使美国的发展一直能够既保持活力，又不致激进。

白人对于奥巴马的不热衷，恰恰在于奥巴马所燃起的改革火焰，已经让他们感觉到烈焰灼身：亨廷顿所预言的变色的美国，即将来到了吗？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地何在？

奥巴马处在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历史时间中：他试图弥补并再造美国，却无补天之术；他热切拥抱新美国、新世界，却无法取得旧美国、旧世界的认同。除非他能够在接下来的4年创造出一个新的奇迹，从而动员白人与传统势力普遍就范，否则，他就像暮颜花，以绚丽的色彩在夜晚绽放，但迅速消逝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只留下一个流俗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