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东单路口向西望去,被国人誉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宛如一条金色绶带。作为北京最重要的交通要道,长安街不仅是北京的象征,更与天安门广场一道成为中国的象征。这条拥有六百余年历史的古老街道,作为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见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它不仅是城市空间演变的物质载体,更是中华民族奋斗历程的生动缩影。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这条街道既保留了传统建筑风貌与文化记忆,又融入了现代城市功能与时代特征,实现了历史文脉与现代发展的有机统一。其作为连接古今、贯通中外的文化纽带,既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与包容性,也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
明清古韵照长街
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依据“天子居中”的理念营建北京,构建出礼制井然的都城空间。皇城作为宫城的核心防线,六道皇城门与城墙构筑起坚固的物理屏障,守护着皇室的安全与威严。自大明门到天安门,中间是封闭的御道,两侧排列中枢机构,“每日百官奏进,俱从二长安门入”。大明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是部府官员进出紫禁城的主要通道,门前街道古槐葱郁,遂得名长安街,寓意“长治久安”。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修缮扩建时,在长安左右门外增筑围墙各百余丈,各设三座门,皇城再添一层门禁。东长安街牌楼映衬着太庙红墙,西长安街牌楼衔接社稷坛翠柏,“规模尤为宏整”,皇家威仪达到极致。尽管长安街被天安门前御道分隔东西、各自独立,但自明代起,东西长安街便是京城的交通要道,“臣民所共,往来车马必经之地”。
明清官员寅卯之交便需赴朝,春夏寅时(3时至5时)、秋冬卯初(5时)。长安街的黎明总在凌晨3点被朝靴踏破。“城上严更鼓未终,趋朝犹恐不从容。长安街上行看火,左掖门前立候钟”,凌晨3点,长安左右门开启,候朝官员手持牙牌鱼贯入宫。内阁首辅李东阳某冬日五更入朝,途经长安街,偶遇翰林院编修崔铣在街边温酒驱寒。见李东阳经过,崔铣拱立轿前,邀请道:“老先生饮数酌,以敌寒气。”李东阳欣然下轿,“连进数觥,升轿去”,留下一段充满人情味的佳话。
长安街因毗连朝廷与六部衙署,众多朝官纷纷在此建造宅邸,既显身份之尊,亦图入朝便捷。“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长安街逐渐演变为官场交际的要地。明中后期,官场腐败,朝中官员忙于攀附权贵,京城仕者“每旦朝退,即结伴事此,至入更酣醉而还”。每年正月初一后,朝官市人往来交错,连日不绝,“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过其门,令人送名帖者”。门庭若市的繁华背后,尽是攀附权贵的虚应故事。
康乾盛世时期,清朝与周边国家交流频繁,长安街作为外事活动的重要通道,见证了诸多友好往来的历史时刻。各国使臣抵达北京后,“由东长安门、天安门、端门至西朝房前,东面序立祇候”,长安街成为清朝沟通中外的文化纽带。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将东长安街划为使馆界,强拆3800余间民房修筑军事隔离带,致使“天街”沦为殖民者掌控的“公共街路”。为应对统治危机,清廷推行新政,长安街上首次出现现代管理机构。1907年1月6日,邮传部在西长安街北侧仪慎亲王府成立,统辖全国铁路、航运、邮政、电报四大领域。长安街逐渐成为制度变革的策源地,在清朝残局中勾勒出近代化转型的初步轮廓。
时代风云动京城
1912年民国肇建,北洋政府着手改造旧皇城格局。1913年元旦,内务部开放中华门及东西长安门,马车人力车均可通行,明清御道变为万众坦途。接着,内务部又招商将中华门至东、西长安门外三座门周边的皇墙一体拆除,改建三座门为三孔券门,将东西长安街到三座门一段甬道改筑马路,东、西长安街得以贯通。
1914年,主管市政的京都市政公所以西长安街为试点进行城市改造。拓宽路面至13米,采用沥青混合碎石的先进工艺铺设道路,并将排水明沟改为暗沟。长安街街道不仅整洁而且实用,被划为一等甲级道路。1931年北平特别行政市政府出于交通与观瞻的双重考量,采纳了当时前沿的泼油技术,将长安街全面改筑为沥青油路。至1935年,长安街设置北平首个快慢车道标识系统,安装红绿灯,成为现代交通管理典范。
20世纪30年代的长安街已是一条均宽15米的林荫大道,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东段聚集使馆区、北京饭店等西式建筑,洋楼林立充满异国情调,西段红墙黄瓦掩映古柏,御河桥畔电车飞驰与绿树飞檐相映成趣。中外人士常在树荫下悠然漫步。顺着平坦宽敞的西长安街往东走,“到了天安门,望南瞅,两边矮柏夹着一条青石板砌的路,窄而且长,北望,巍然的古堡式的皇城,暗淡红墙,在青天下做了背景,头里是两座汉白玉华表,桥栏式的三道弓形墀,浓厚的表现着东方的美”。这种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景象被时人赞为“北平最好的地方”。
1937年北平沦陷后,日军沿西长安街耀武扬威入城,沦陷的阴霾笼罩着每个街巷。日军占领北平后,迅速启动殖民化改造,以长安街为轴线展开野心勃勃的规划,强拆城墙开辟“启明”“长安”二门,企图构建日伪统治的新城。1945年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民用铁锤砸碎了“启明门”的水泥界碑。国民政府顺应民意,依据当时一首流行的校园爱国歌曲——“建国一定成功,民族必定复兴,中华康乐无穷”,将日伪命名的“启明门”改称建国门,“长安门”改称复兴门。
作为近代历史的见证者,长安街自1919年起便承载着时代风雷:五四运动中,学生队伍在此高擎标语;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中,青年鲜血浸染街砖;一二九运动中,抗日怒吼响彻天际。1945年抗战胜利,北平市民涌上长安街,“东西长安街出前门至永定门大街,市民排立马路两侧人行道上,摩肩接踵、水泄不通,面部表情充分流露快乐希望兴奋之情绪”。
百里通衢放光华
1949年2月3日,解放军队伍穿过永定门,经东交民巷踏上长安街,“中国人民走上了自由幸福之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政府率先启动长安街的扩建工程。拆除东西三座门、长安左右门及牌楼后,原本狭窄的街道被改造成宽敞的双向大道。1950年底,在家养伤久未出门的东石槽居民鲁彦漫步到东单牌楼,大吃一惊,“过去由东单往长安街一条不很宽的马路,现在怎么成了又宽又大的两条大道了?”
为了更好地满足首都建设需求,1958年5月,北京市政府启动长安街延展工程。1959年10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陈毅元帅特别赋诗《长安街》:“长安大道放光华,东是朝暾西赤霞。巨厦摩天惊突兀,巧工遍地斗奇葩。九州跃进新生力,万国衣冠友谊花。革命长征第二步,会当宇宙泛仙槎。”首都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以其宏伟的气魄和优雅的风格,展现出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新风貌。
改革开放以来,长安街经历了功能上的重要转型。1999年,北京市全面整治长安街及其延长线,拓宽复兴门至建国门两侧的人行道至4米以上,铺设彩色混凝土砖;增设街头座椅、公共电话等便民设施;拆除沿街围墙,新增15公顷绿地,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城市廊道。长安街已不仅是政治地标,更成为展现现代化都市文明的窗口。
2009年国庆前夕,北京市对长安街的铺设沥青进行了技术革新。采用自主研发的“中海油30-1”环保硬质沥青,其抗压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彻底解决了重型装备碾压损坏路面的难题。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长安街大修将西段拓宽为双向十车道,统一更新街道设施,补植国槐、银杏等行道树,创造更加便捷、舒适的环境,使长安街变成一条更具人情味和亲切感的多功能街道。
2017年9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以下简称新总规),明确提出要构建“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作为“两轴”之一,长安街被赋予更崇高的使命。新总规提出,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东西向延伸,其中复兴门到建国门之间长约7公里,向西延伸至首钢地区、永定河水系、西山山脉,向东延伸至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北运河、潮白河水系。按照新总规要求,长安街的总长将达63公里左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百里长街”。
长安街是凝固的历史长卷,亦是流动的时代脉搏。从明清御道到百里通衢,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见证着新中国崛起与改革开放的辉煌征程。如今,长安街以“百里长街”之姿,串联起首都的过去与未来,在庄严与温情、政治使命与民生关怀的交融中,持续书写中华文明赓续创新、城市发展永不停歇的壮丽篇章。
(作者简介:杨剑利,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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