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共同利益背后的不同利益

亚洲共同利益的背后，事实上存在着现实的不同利益。“地区统一的单一规则”，会加剧差异，甚至导致地区结构的分化。基于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FTA，不会必然带来地区共同利益。只有对不同利益的公平关切，才能促进平等的共同利益的达成。

日前闭幕的东亚系列峰会达成共识，并行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追求亚洲自由经济圈。在亚洲边海矛盾升温背景下，这项共识，无疑给亚洲各国团结起来追求共同利益增添了信心、带来了希望。

但亚洲的发展，依然有亚洲的特点。亚洲各国产业水平、经济结构，以及社会条件等等各方面存在着现实上和历史性的差异，地区共同发展很难追求简单划一的方式。“地区统一的单一规则”，无疑会加剧差异，甚至导致地区结构的分化。亚洲共同利益的背后，事实上存在着现实的不同利益。只有对不同利益的公平关切，才能促进平等的共同利益的达成。

上世纪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人的东亚意识”上升，互助合作共对危机成为地区共识。在此背景下，1997年底，“东盟首脑会议”邀请中日韩领导人共商地区发展大计，形成了地区合作的基本架构，即“东盟+中日韩”（通称“10+3”）。历经15年合作，东亚构建起一系列的合作机制，经济、产业、贸易、投资关系日趋紧密，人文交流增多，防灾减灾等非传统安全合作加深，彼此成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成功避免了美国和欧洲危机的深度波及。对此，中国主导的“10+3”15年历程总结大会充分肯定了这一合作模式，提出了新的“金边发展共同倡议”，为今后地区合作指出了现实的方向。

而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低迷不振，出口市场萎缩，东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新课题，寻找符合本地区特点的新方式和新路径，成为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共识。但问题在于，东亚既普遍存在着发展中国家，甚至有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等落后国家，也存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发展差异突出。从人均GDP看，2010年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约为越、老、缅、柬的40倍，是中国的10倍。而在产业上，日本相当规模的核心部件、原材料和生产设备垄断着世界，积极主张构建广域的自由贸易区，通过实施“单一的零关税”、主导产业标准和投资规则，构建涵盖地区的产业链，垄断地区自由贸易利益。而相对弱势的发展中国家产业将不得不面临冲击。这是可预见的现实。

即便从中日韩三方看，也存在类似的相对不均衡的结构。2011年中日韩共同研究结论认为，中日韩FTA将给各方带来好处。而野村证券的调查认为，中日韩FTA带来的利益将是不均衡的，在使日本出口扩大600亿美元的同时，将使中韩赤字扩大。从日韩贸易看，目前韩方对日本存在3。2万亿日元的赤字，若签订FTA，取消关税，日本高技术产品将大举涌入韩国，韩国的贸易赤字将进一步扩大。这是韩国决定先与落后的中国谈判FTA的原因之一。

目前，日本产品对韩出口的60%，对中国出口的70%存在关税且税率偏高，而日本的进口事实上关税已经很低，若实行统一的零关税，则意味着日本出口享受的关税下调幅度远高于中韩，很难实现对等降低成本。对内需型产业而言，这种差距更大。例如，目前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建筑机械关税率为8%，在这样的条件下，“三一重工”还可以与小松的产品竞争。如果进口关税为零，三一重工要与日本的小松、日立等保持竞争力，就必须降价8%，或者国内减税8%，或者提高生产率8%，否则将丢掉中国建筑机械市场份额。而这种努力，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这样，国内理论上主张的利用FTA促进企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显然低估了由此引起的社会风险。而在迄今为止的FTA谈判上，各国的共同研究通常只分析“经济效果”，评估GDP的拉升率，从来没有对“社会效果”展开研究和评估。尤其是，统一规则后，外来资本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是否会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单一种植园”，由此，将对农村社会结构构成怎样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会形成怎样的社会影响？

后危机时代，地区合作需要创新思维，从地区现实出发，从共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寻找符合现实的方法。实际上，北美自贸区和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已经证明，“单一的地区规则”并没能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相反加剧了墨西哥的社会问题，加剧了欧洲内部投资不均衡的问题，希腊等南欧国家反而被边缘化。由此，我们或可得到启示：FTA尤其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FTA，并不一定是必然促进地区可持续、均衡发展的唯一有效方法；基于FTA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也不必然带来地区共同利益。地区合作需要摒弃教条的、形而上学的方式，追求符合地区条件，关照各方利益，促进共同且可持续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