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华：园丁之歌永高唱

　　我叫张伯华，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一名退休教师。
　　我1947年出生在上海，1954年随父母迁到了北京，住在朝阳区东大桥。东大桥原先没有小学，为解决当地适龄儿童上学的问题，政府把一座破旧而狭小的关帝庙改建成了小学。这年9月，我在这个学校开始了小学生活。
　　刚来北京的我满口上海话。一开口，同学就笑。同学听不懂我的上海话，我也听不懂老师和同学的普通话，就连老师讲的课我也听不懂。我在班里很孤独。开学不久，就因为受嘲笑和同学打了一架。第二天，我说什么也不去上学了。
　　晚上，我的班主任，一位梳着两条小辫的年轻女老师到我家家访来了。班主任说，她要教我说普通话，还说，要让全班同学都教我。第二天早上，在第一节课开始前，班主任就对全班同学下达了教我普通话的任务。
　　班主任是教语文的，她的普通话说得特别好听。她就在课余时间，用注音字母，一个词、一个词教我说普通话，顺便把我在课堂上听不懂的课，再放慢语速给我反复地讲。上课时她经常有意识地叫我念课文，回答问题，还不住地夸奖我。同学们也在聊天、做游戏、搞活动的时候，纠正我的发音。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就基本学会了普通话，上课听讲没问题了。又过了两个月，我已经能够说流利的普通话了。
　　两年以后，区里建起了芳草地小学。我们东大桥小学的学生就从旧庙里，集体迁入了芳草地小学。
　　芳草地小学的楼房盖得特别漂亮，我坐在二楼向阳的教室里读书，心里特别高兴。我更高兴的是，我们的班主任还带我们这个班。
　　与此同时，我家周边的环境也改善了。东大桥一带，原先都是臭泥塘、苇子坑，后来建成了工人体育场，成为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十大建筑之一。
　　因为班主任的缘故，我特别喜欢语文，尤其喜欢作文。为了写好作文，我在班主任的指点下读了许多课外书。我的班主任在我的心里那么美丽，那么神圣，我幼小的心萌生了一个理想：长大要做一个像班主任一样的老师。
　　在我读高三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共和国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我和千千万万老三届的同学一样，中断了求学之路，开始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插队生涯。
　　我的园丁理想破灭了，十分悲哀。劳动和生活都十分艰苦，我不再读书，不再写日记，每天收工以后，就一头扎到炕头睡觉，要不就是和几个同病相怜的知青整夜地打扑克。后来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身体消瘦，人也萎靡了下来。
　　我的情况被我的启蒙班主任知道了。那时候，她刚刚从“牛棚”里放出来。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她竟然坐了三四个小时的长途车，走了20多里山路，到我所在的知青点来看我。
　　老师当年那两条小辫已经变成了齐耳的短发，细细的皱纹也爬上了她原来光润的脸。我的手握住了老师带着伤疤的手。老师的手已经没有我的手大了，但温暖依旧。
　　老师给我带来了一块猪肉。“文革”中，城镇居民的肉是凭票定量供给，大约是一人一个月半斤肉。老师把她一家四口人一个月的肉票，全买了给我带来了。她亲手给我和我的知青同学做了一顿土豆炖肉。
　　那天晚上，老师和我谈了很多。她劝慰我，鼓励我，还给我带来了治疗神经衰弱的偏方。
　　临别时，老师赠给了我八个字：“光阴无价，知识永恒。” 写在了我早已经不用的日记本上。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做一名园丁的理想重新在我心中燃起。虽然已经到了而立之年，还结婚成了家，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高考。我在报考志愿表的第一栏，填上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我顺利地考上了。
　　如果不是党的拨乱反正，我们这些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不可能再有走进大学课堂的这一天。
　　四年以后，我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怀着理想终于实现的激动之情，踏进了昌平一中的大门，像我的启蒙班主任一样，成了一名语文教师。
　　昌平一中是昌平县的重点中学，建在一座有着300年历史的古庙里。学校里除了城镇孩子以外，还有不少来自乡村的孩子。这些孩子由于原先基础差，上高中以后学习很吃力。一些学生还在受“读书无用”的影响，整天在校园里瞎混。
　　作为班主任，我对这些孩子投入了全部心血。我也像我的启蒙班主任一样，跟他们谈理想，谈人生，谈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谈党和国家对下一代的希望，并且在学习上对他们加强辅导。
　　有一个家在山区的男孩，上课老走神，成绩总也上不去，我连续和他谈了多次，都不见起色。我就利用星期天，骑车跋涉了几十里山路，对他进行家访。他的父母都是农民，三间老旧的住房，是土坯和石头砌的。除了炕和灶台，几乎没什么家具。一锅菜糊糊就是他们全家一天的饭。从他家回来，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决心用知识改变这个孩子的命运，也改变他家庭的命运。
　　冬天，我给还穿单鞋的他买了棉鞋。在他的伙食费接不上的时候，我替他交了钱。我单独给他补习语文，发动班里学习好的学生为他补习其他的课程。为了提高他学习的兴趣，我还把他“拉”进了我组织的学生文学社——春华文学社。
　　他变得守纪律爱学习了，就连性格也开朗了，各门课的成绩都慢慢赶了上来。半年后，他在春华文学社的油印小报上发表了他平生第一篇作文《我家用上了自来水》。为了鼓励他，我让他担任了这张小报的编辑。
　　这个学生在上高三时，在一篇谈立志的作文里，抒发了他要做一个教师的理想。他在高考报名填志愿时，第一志愿填的就是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学院，现在叫首都师范大学。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对我深深鞠了一躬。他说：“老师，将来我一定做一个像您一样的老师！”
　　新生报到那天，我亲自把他送到了我的母校。在学校的大门口，我们师生俩还照了一张合影，留作永久的纪念。
　　大学毕业，他也做了一名中学语文老师。这时候，北京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市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逐年加大，并且逐步向郊区、向农村倾斜。普通九年义务教育的入学率达到了100%。昌平一中建起了现代化的校舍，各种先进的教学设施一应俱全。
　　教师从“文革”时被批判斗争的对象，变成了最受尊敬的人之一，待遇也大大提高了。没有改变的，是教书育人的职责，是春蚕和蜡烛的职业精神。
　　后来，我调到了母校首师大，站在了大学的讲坛上。
　　弹指一挥间，我到了60岁。我退休后的第一个春节，我曾经教的那个学生，如今是一所重点中学的骨干老师，联系了昌平一中十来个当了老师的校友，到我家来看望我。他们给我合唱了那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在学生们的歌声中，我仿佛看到了我的启蒙班主任。我不由地也加入了他们的合唱，我是唱给我的启蒙老师的，也唱给新一代的园丁的……
　　（张伯华　首都师范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