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长女：父亲逝世周总理嚎啕大哭

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时，和妻子陈琮英一共养育了9个子女，其中有5个夭折或失散在战争年代。只有三个女儿任远志、任远征、任远芳，以及小儿子任远远，在父母身边长大成人。

任家姐妹出生在战争年代，和父母一道备尝艰辛，同历险难。近日，任远志接受本刊采访，动情地讲述父亲任弼时与母亲陈琮英的点滴往事。

父母订的是“娃娃亲”

父母的婚姻始缘于封建家庭之命。1897年，爷爷的结发妻子陈氏不幸病故。不久，爷爷续娶了我的奶奶朱氏。爷爷与前妻感情很好。续弦时，他与陈家相约，下一代人一定与陈家再续姻亲。

1904年，任弼时一出生就与年长一岁多的陈琮英结下“娃娃亲”。从此，他们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我家祖上曾作朝议大夫（从四品），后晋升资政大夫（正二品），随着清廷的腐败、衰亡，家族的官位也逐渐下降。

爷爷是一位开明的乡村教师，一生安于清贫的教书生涯。５岁那年，爷爷到离家10余公里的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任教。因路途较远，每日往返不便，只得寄宿校中。但又唯恐儿子因缺乏指点、督促而耽误了学业，于是，爷爷便将父亲带到作民小学同住。爷爷讲什么，他也跟着学什么；课下，一张办公桌，爷爷批改学生作业，父亲围前围后，描红习字，爷爷从旁指点；夜晚，一张木床，父子同眠。

父亲11岁时，考入省城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母亲陈琮英自幼丧母，因外祖父常年在外教书，从小即随兄嫂生活，12岁便进入长沙北门外一家织袜作坊当童工。父亲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读书的3年中，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已无力负担他的全部费用。心地善良的母亲常常用织袜子得到的微薄收入接济我的父亲。

危险的赴俄之路

1920年8月，就读于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的父亲被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筹组的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派往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做赴苏俄勤工俭学的准备。这一年，母亲已是18岁的大姑娘了，明知父亲此行难料归期，却毫无怨言地支持他的选择，送上了两双她亲手织的棉纱袜子。从此，两人一别6年。

1921年春，17岁的父亲藏好组织介绍信，经过职业化装，从上海吴淞登轮启程，安全抵达海参崴。父亲因为没有带足够的衣服，路上患了感冒，发高烧。海参崴一带正流行鼠疫，海关增添了鼠疫等传染病检查内容。为了便于通过检查，他们一行人分组检查，父亲与肖劲光叔叔一组。父亲扮作去苏俄谋生的小理发匠，肖劲光扮作裁缝。肖劲光顺利地通过了检查，而父亲却因体温偏高，以鼠疫患者嫌疑而遭扣留。这一下子急坏了父亲，也急坏了肖劲光。但为了安全，他们只能佯装互不相识。

再次盘查时，父亲除了一口咬定就是去谋生外，测试体温时悄悄将体温计的水银头露在外边，以此蒙混过了关卡。两天后，父亲只身赶到伯力。肖劲光一把抓住他，连连问道：“你怎么脱险的？快告诉我！”

从伯力经赤塔去莫斯科，父亲乘坐一辆闷罐火车，没有开水，没有暖气，上车前每人领到一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饿了就啃几口，但谁也不敢多吃，因为路上不知要走多长时间。这时，苏联正处在革命后的政权初建及经济恢复时期，要继续肃清白匪，要熬过连年战争造成的物资匮乏。饥饿与寒冷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沿途，他们看到许多成为废墟的工厂、矿山；看到断壁残垣的村庄；看到冻尸饿殍。而父亲一行却获得了当时最高待遇——黑面包。对此，他们深为苏联人民的无私精神感慨不已。

因为没有煤，机车靠烧木柴推动。车一停，他们就下车冒着严寒去搬运木柴。遇到铁路被破坏，就下车修铁路。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闷罐火车驶过7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于1921年7月9日抵达莫斯科。

时值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父亲一行当即被安排在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同与会代表享受同样的生活待遇，并让他们以东方民族代表的身份轮流列席大会。这次大会上，列宁被选为名誉主席，并作了“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告。父亲也是在这期间见到了列宁。

1921年8月3日，父亲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下称“东大”）中国班学习。为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一进中国班，每个人即获得一俄文名字，父亲叫Брнский（布林斯基）。这个名字在大革命时期他常用来签署团中央通告。也是在此时，父亲将原名“任培国”改为人们所熟悉的“任弼时”。

1924年秋，父亲结束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返回上海，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大学任俄文教授。早在 1920年秋天，父亲即在上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2月在莫斯科转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回国不久，便参与团中央的领导工作，1925年7月，正式出任团中央总书记，先后领导广大青年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开展罢工、罢课，策应北伐等具有广泛影响的革命斗争。

当时上海的一些年轻知识女性，对刚从苏俄回国的青年运动杰出领导人任弼时，产生了爱慕之心。对此，父亲毫不动心，仍旧常常思念着曾经同苦共难的未婚妻陈琮英。

15岁时第一次见到父亲

1926年3月11日，分别6年的母亲出现在父亲面前，个头还跟6年前一样。她是被党组织安排由王一飞从长沙接到上海参加地下工作的。由于从小省吃俭用和繁重的童工劳动，母亲的身高一点也没长高。

在上海简陋的亭子间，父母成婚了。从此母亲开始了新的人生，随父亲踏上了艰辛的革命征程。

1931年，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任弼时去中央苏区工作，而陈琮英这时怀胎十月，无法同行。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分别， 3月5日，父亲离开上海，7天后，我便出生了。由于向忠发的招供，我出生才百天，就和母亲一起被敌人抓进龙华监狱。后来周总理和妇救会，想一切办法把我们救了出来。

母亲出狱不久即接到周恩来电报，让她立即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工作。她把我送回湖南老家湘阴唐家桥新屋，托付给54岁的奶奶照管。6岁那年，母亲把刚满一岁的远征妹妹也送回老家。我才又一次看见了母亲。为了防止暴露身份，奶奶让我叫母亲“表姑”。

又过了不到一年，和我们相依为命的奶奶突然病逝，我和妹妹成了孤儿。奶奶去世时，我只有7岁，却像大人一样锄地、浇粪、种菜、抬水、洗衣服、带妹妹，什么活儿都干。

原来照顾奶奶生活的好心的王婆婆留下来照料我和妹妹。在王婆婆的照料下，我们姐妹俩相依为命。然而，这段日子也是非常苦的，12岁那年，我出麻疹，高烧不退，还要天天跪在井台上打水，烧菜。

一直到1946年，国共两党快开战了，很危险了，王震叔叔派人把我们接到延安。15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父亲。那一天是1946年7月11日。

见面之前我心里特别紧张，6岁之后我从来没见过爸爸妈妈。我就问，我妈妈什么样子啊？人家告诉我说，你只要看见延安谁最白，最小，最瘦，最矮，那就是你的妈妈。后来我又问父亲什么样子？他说你父亲啊，戴一个黑边眼镜，留一点儿胡子，另外还拄一个拐杖，那个就是你的爸爸。

当天父亲另有任务，只有母亲一个人到机场接我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见到了父亲，当时延安只有一条新市场大街，有一辆中吉普开了过来。母亲就指着从车上下来的人说，“你快去，那就是你爸爸，你快去叫他吧。”我就使劲跑，跑过去很高兴，爸爸就在我这儿亲一下，他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你回来了。”我特高兴，可就是叫不出爸爸来。结果我就搂着他流眼泪了，这是一种幸福的眼泪，我心里在想，这下我不是孤儿了，我也有爸爸，也有妈妈了。

延安所有伯伯都叫我“大女儿”

我到延安不久，父亲就把我送到了延安中学，只有周六能回家一天，周日下午又要离开。短短的时间却让我对父亲有了极深的感情。没有见面的时候，父亲给我写了很多信，这些信都被我珍藏着。父亲是一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他书画都很好，原来在武汉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就开了一个画室，隐藏身份。

平时，父亲老问我们的学习，他特别关心学习，总说要好好学习，长大了以后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时，我和周总理、毛主席住得很近，毛伯伯他们也总是跟我说要好好学习，他们都关心这个。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调集23万军队大举进攻延安。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4月13日，党中央在陕北安塞的王家湾暂住下来。父亲把我们姐妹俩接到身边。在王家湾，党中央的领袖们一同住在老乡薛如谢家的一孔窑洞里。窑洞分为3间，毛主席和江青住在左边，周恩来和陆定一住在中间，我和妹妹远征随父亲住在右边。

我喜欢干净，有一次看见被子脏了，就自己去河沟里洗。然而，4月的陕北仍然寒冷，洗完被子，我就受凉后发起高烧来。转战途中，部队医药奇缺，只能用凉水毛巾冷敷降温。这次生病，父亲、毛伯伯和周伯伯的关心让我牢记了一辈子。

深夜，父亲坐在小炕桌上聚精会神地批改文件，起草电报。一会儿，拧一条冷毛巾轻轻敷在我的额头上，过一会儿，再换一条。他不时用面颊贴贴我的额头，看我退烧没有，接着继续工作。

周恩来伯伯也过来帮父亲照料我：“好些了吗?大女儿，还有哪里难受?”他一边跟父亲谈工作，一边换冷毛巾为我降温，一连几夜都是这样。

白天，毛泽东伯伯常踱到我们的窑洞，用家乡话问我：“大女儿，好些了吗?还烧不烧?以后水太冷就不要到河里洗被子了，脏就脏点儿吧。现在是战争时期，等条件好些咱们再去讲卫生嘛!”他又吩咐警卫员：“去问问咱们的医生，还有没有退烧药，拿来给咱们的大女儿吃!”

自从和父亲见面之日起，所有的伯伯们都叫我“大女儿”。

我和父亲在一块儿的时间比较短，很多事情都没有来得及说，我小时候他太忙了，没时间，后来解放了，但他去世早，又没有机会了。

父亲一直都很忙，他平时看文件，处理事情。有时候会跟我们打打扑克，打输了他还耍赖，然后我们就不干，不理他。现在想想其实我们也不应该，他平时那么忙，难得跟我们玩一下，我们不能不理人家。

父亲早逝，周总理嚎啕大哭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率领下，离开西柏坡，向北平挺进。

由于过度的劳累，父亲在延安时，已患上严重的高血压。这通向最后胜利的一段行程，身受病痛折磨的父亲大多是躺在中型吉普车中完成的。

1950年10月，父亲终于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一周年的庆典。这时，该不该向朝鲜出兵，一连几日的政治局会议常常讨论到深夜，尽管医生再三强调到睡眠之时即应退席，然而，父亲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病痛。就在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1950年10月26日晚间，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

我当时一直守在父亲身边，父亲就睁着大眼看着我，就眼睛能动，一个手能动，他看见我以后就使劲抓着我。我几乎是跪在地下，跪在我爸爸旁边陪着他。眼看着父亲的眼睛慢慢地变浑浊了，不太清楚了。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首长，他们都来看他了，唯独朱德总司令没有来。那时候要出兵朝鲜，总司令特别忙。最后总司令急急忙忙赶来了，他们俩是最好的朋友，他刚走到我父亲的床头，就喊“弼时呀，弼时呀，我来看你了”。就说这么一句话，父亲昏迷了好几天，嗵一下坐起来了，坐起来就倒下了，再也没醒来。

我见过两个人的过世，一个是奶奶，一个就是父亲。民间我们这样说，有放不下的事情就不会闭眼。我奶奶当年也是，临去世的时候一直不闭眼，后来人家把我抱到奶奶跟前，奶奶看见我才慢慢闭上了眼睛。奶奶当年是不放心我，我太小，她怕去了之后没人照顾我。父亲也是这样。

第二天中午12时36分，父亲去世，年仅46岁。当时我19岁。毛泽东亲笔题写墓碑：“任弼时同志之墓”。至今刻有毛泽东手书的那七个大字的石碑，仍赫然在八宝山父亲的墓前。

参加革命整整30年，父亲像骆驼一样，背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父亲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倒下的创业者。

父亲逝世一周年时，周总理赶到我家。他和母亲亲切握手，又拉着我们几个孩子，看看这个、摸摸那个。他安慰着母亲，又叮咛我们，回忆着父亲的过去。我站在一旁，专心聆听，没有抬头地默默垂泪，只听他的话语夹杂着难以抑制的哽咽。突然，我被放声嚎啕的哭声震惊！我真不敢相信，一贯善于抑制自己的周伯伯会嚎啕大哭！

见此情景，我真为他担心，控制着自己的悲痛，扑到周伯伯身上帮他擦眼泪，连连喊着：周伯伯别哭了！周伯伯别哭了！安慰他，却又不知说什么好。我的小弟也拉着周伯伯的手大哭起来。我母亲毕竟是大人，他们又是老战友，急忙擦干自己的眼泪对总理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伤心，国家大事那么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