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

人社部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我国公务员队伍90%是科以下干部，60%在县以下机关工作。作为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直接实践者、执行者，基层公务员的精神状态、能力、素质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水平，影响到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顺利推进，当前广大基层公务员的价值取向、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对于工作生活的感受情况，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自2012年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以来，许多学者将学术基础研究和社会问题分析紧密结合，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科研究中心的资助下，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调研组针对价值观、心理健康、幸福感、工作倦怠感和角色压力等5个方面的问题，先后在山东、福建、陕西、湖北、黑龙江、安徽、湖南、浙江、山西、云南等10个省份，对当地党政部门中在职在岗的县处级以下(含县处级)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规模累计2482人次，初步揭示了当前我国基层公务员的心理状况。

品德自律是基层公务员价值观体系构成的首要因素

本次调查从“品格自律”、 “家庭本位”、“守法从众”、“人伦情感”、“名望成就”、“金钱权力”、“公共利益”、“才能务实”等8个方面对基层公务员的价值观进行了调查。

基层公务员群体最为看重的价值取向是“品格自律”

调查显示，8个维度中品格自律最受基层公务员重视，紧随其后的取向维度依次是“公共利益”、“才能务实”、“人伦情感”、“名望成就”、“守法从众”和“家庭本位”，而“金钱权力”取向则排在了基层公务员群体价值观序列位置的最末端。从调查结果来看，基层公务员价值观显现出了以“品格自律”、“公共利益”、“才能务实”和“人伦情感”优先的亲社会导向，而“名望成就”、“守法从众”、“家庭本位”和“金钱权力”四个维度则依次顺延至第二梯队。其中，品格自律被放置在了最为优先的位置，也进一步印证了“道德自律是领导干部价值观生成机制的首要选择”这一观点。基层公务员对品格自律的实践，不但具有较高的主客体互动价值，同时也是领导干部自我规范、自我促进、自我调节、自我容忍和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

基层公务员群体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注尤为强烈

对于公务员而言，为人民服务是其职业行为的基本准则和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虽然个人的才干能力在基层公务员的价值取向排序中也占据重要位置，但是基层公务员群体对于公共利益的优先意识更为强烈，而基层公务员群体对公共利益维度的深切关注也正是落实“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现实表现。

基层公务员群体具有严谨、高自我克制的人格与行为特点

守法和权力是基层公务员价值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转型期，在相关制度有待完善的体系下，基层公务员群体既要具有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也要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对家庭及其成员的重视，实际上是与“人伦情感”相对应的一种价值取向。干部群体对于家庭的正确态度不仅关系到其个人的生活，同时也对社会稳定与执政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基层公务员群体中，金钱权力的位置处于8个维度的末端，这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和“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的义利观念。

基层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良好，但仍需关护特定人群

本次调查中，我们对基层公务员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总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被调查对象在心理健康测量中的得分平均值达到7.98分(满分为12分)，标准差为2.45，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别为-0.008和-0.497。进一步对参与调查者的得分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基层公务员群体目前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在0-12分的范围内偏向于中等偏上水平。以6分为中界值，大约有65%左右的被调查者得分要高于6分，形成了向高分段聚集的趋势。

“80后”群体心理健康得分显著低于被调查者的平均得分

考虑到不同年龄段基层公务员之间的差异特性，我们将参与调查的基层公务员以10年为单位进行了代际划分。分别计算了不同代际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得分，其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50后”为8.26分、“70后”为8.18分、“60后”为7.97分、“80后”为7.56分。这也提示我们要在今后的干部队伍建设过程中重视和加强对青年干部群体心理健康方面的关心及教育。与此结果相对应，工作年限相对较短的基层公务员(这一部分基层公务员与“80后”群体具有较大重合)，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得分也明显低于总体的平均水平。对于这一结果我们认为其原因在于，青年基层公务员群体多数人从事现职工作年限不长且刚刚毕业不久，正在面临来自于工作(例如定岗、调岗、升迁等)和生活(例如择偶、购房、养老育小等)等多个方面的现实压力，这都成为影响其心理健康状态和程度的消极因素。

学历与级别与心理健康状况呈现出正相关

比较发现：基层公务员群体学历越高，其心理健康的状况表现越好;其中，具有本科学历的公务员人群(8.19分)，其心理健康的水平显著高于那些学历为“大专及以下”的群体(7.55分)。高学历基层公务员相对而言具有较多的知识储备，其中包括有关心理健康保健的信息，这对其提升自身心理耐挫能力和调适能力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在行政级别方面，不同行政级别的基层公务员表现出显著不同的心理健康水平。其中，行政级别为科员的基层公务员(7.66分)，其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行政级别为科级的基层公务员(8.17分)。科员处在综合管理类公务员序列中级别的最底端，是众多具体行政事务的直接“操办者”。因此，对应科员级别的基层公务员群体，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中任务是繁重的，其所感受到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随着行政级别的不断提升，对应个体的年龄也有所增长，人生经历不断丰富，生活日趋稳定，工作业务相对熟悉;此时，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感受对其所形成的冲击不像刚参加工作时那样明显，进而有助于其健康心理状态的养成。

基层公务员幸福感呈现出总体向好、内部差异明显的特点

作为积极心理健康素质重要的组成部分，幸福感是个人对预定目标和理想时感到满足的状况和体验。调查显示，基层公务员的幸福感呈现总体向好的态势。在工作满意度方面，基层公务员的得分平均值为4.11分(满分5分)，标准差为0.69，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别为-0.915和1.207;其得分主要集中在3.5—5分之间，大约占到总调查人数的70%，整个得分呈现了较为明显的正偏态分布。而在生活满意度方面，基层公务员的得分平均值为4.57分(满分7分)，标准差为1.51，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别为-0.452和-0.779;其得分主要集中在4—6分之间，大约占到了总调查人数的55%，其次则主要集中在2—3分之间，大约占到了总调查人数的25%。

根据“成长期受相同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影响”这一标准，我们将此次参与调查的对象划分为三个“世代”，即“1950—1966年”出生的群体(45岁以上)、“1967—1978 年”出生的群体(33—44岁)和“1979—1989年”出生的群体(32岁以下)，并对上述三个世代群体的幸福感情况进行了比较。

在工作满意度方面，不同年龄段的被调查者的得分呈现出倒“U”字的变化趋势

其中“1967—1978年”出生群体的工作满意度(4.19分)显著的高于“1979—1989年”出生的群体(4.01分)。这一结果表明，不同“世代”的公务员在工作现实评估上的一种感受变化，从新入职后的“懵懵懂懂”到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而“渐入佳境”、获得认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工作为自身所带来的成就感和物质满足;但是，公务员队伍的升迁并非简单的线性递增，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一定的“职业高原”现象，使得其工作满意度有所降低。

不同年龄段的被调查者在生活满意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其分数由高到低排序为：“1950—1966年”出生的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最高(4.88分)，其次为“1967—1978年”出生的群体(4.57分)，而“1979—1989年”出生的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最低(4.27分)。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千年难遇的伟大变革时代，特别是过去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间，我们在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上述三个“世代”的被调查者恰好分别处于这一变化过程的不同阶段，作为特殊的职业人群，他们从更多方面、更深层次参与这一过程;“1979—1989年”出生的群体其眼中的生活变化可能是“好”，“1967—1978年”出生的群体其眼中的生活可能是“更好”，而“1950—1966年”出生的群体其眼中的生活则可能是“太好了”。因此，基点和标准不同，由此形成的对生活满意度的感受也具有差异。

不同性别、学历的基层公务员幸福感差异明显

其中，女性基层公务员(4.77分)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显著高于男性基层公务员(4.48分)。在一定程度上，公务员职业具有强度高、压力大等特点，但不可否认其职业稳定性也是近年来毕业生就业首选和催生“国考热”的重要因素;而女性公务员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岗位，且来自工作中的正负两种性质的压力也没有男性那么强烈，这都促使其形成相对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感受。具有“研究生”学历的被调查者(4.34分)，其工作满意度的水平显著高于学历为“本科”(4.10分)和“大专及以下”(3.98分)的被调查者。随着公务员队伍素质的不断提升，一些学历高、知识积累丰富的基层公务员逐渐被选拔到重要的岗位成为单位的骨干。这一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升高学历公务员人群的工作积极性与自我成就感，使其自我价值能够更好地在实际工作中得以实现，形成较高的工作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