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近代中国人的梦

《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封面

编辑同志：

您好！最近贵刊刊发的“逐梦”特刊，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是一份难得的学习近现代史的好材料。但遗憾的是，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梦想，文中却语焉不详。那么，近代中国人都有哪些梦想呢？能否请专家详细介绍一下？谢谢！

北京西城区读者 任远

本刊邀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程美东教授作答。

超越现实地设计符合主体愿望的发展方案和愿景，是人类认知能力的独特体现。近代中国人在内忧外患的袭扰中，家国破碎，生活困窘。面对这样一个缺乏尊严、安全和希望的处境，但凡有血气之人，必得要生出勃然兴起的梦来，即使是逆来顺受之辈，也会在生活重压之下生出本能的希望来的。故而近代中国人所做的梦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如下仅简述其中的大端而已。

资产阶级革命派：富强之梦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孙中山先生毕生为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奋斗。他在《建国方略》里提出的设想，在时人看来就是一种高远的梦想——

修路：铁路一十万英里。修碎石路一百万英里。修浚现有运河，并新开辽河、松花江间运河及其他运河。

治河：一扬子江筑堤浚水路，起汉口，迄于海，以便航洋船直达该港，无间冬、夏。二黄河筑堤，浚水路，以免洪水。三导西江。四导淮。五导其他河流。

通讯：增设电报线路、电话及无线电等，使遍布于全国。

商港：于中国中部、北部、南部各建一大洋港口，如纽约港者。沿海岸建种种之商业港及渔业港。于通航河流沿岸建商场船埠。铁路中心及终点并商港地设新式市街，各具公用设备……

应该说，孙中山的上述设计在当时被视为梦想的内容，如今很多已经成为现实，或者正在和将要成为现实。

共产党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在救国救民理想的激励下应运而生的，其直接的目标是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和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自由，直至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个时候的中国山河破碎，军阀割据，内乱外侮，民不聊生，饿殍千里，其势恰如一垂垂迟暮的老人。于是，共产党人的梦也就由此而生。除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之梦外，还有——

李大钊的梦：“青春之中华”

“未来之中华，青年所有之中华，理想之中华，胎孕中之中华也。……胎孕中之中华，则断不许老辈以其沉滞颓废、衰朽枯窘之血液，侵及其新生命。盖一切之新创造，新机运，乃吾青年独有之特权。”

彭德怀的梦：“为穷人找出路”

“我满十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花子。……严冬寒风刺骨，无衣着和鞋袜，脚穿草鞋，身着破旧蓑衣，日难半饱，饥寒交迫，就是当时生活的写真。……我便产生了打富济贫、消灭财主和为穷人找出路的思想。”

陈锡联的梦：“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

“与其全家饿死，不如去当游击队，兴许还有出路。外边宣传的人不是都说，共产党是咱穷人的救星吗？”

梁灵光的梦：“要做推动历史的齿轮”

“我不甘于和社会上的一般人同样地醉生梦死，在重重压迫下苟生。我不能独自一个人安闲地享福，社会上种种的罪恶早打破了我的美梦。……中国的纷乱，社会的黑暗，这都有它的原因。我们用不着悲观，更不值得自暴自弃。现在的时代虽然是‘风雨如晦’，却也正是‘鸡鸣不已’呢！认清时代，我们要做推动历史的齿轮。”

而更多共产党人的梦想集中体现在党的纲领之中。1922年党的二大就提出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很多梦想都已经变成现实。

知识分子：“大同社会”

知识分子天生就具有一种比一般群体更多的超越自我和现实的价值追求，他们也更能理性地设计和实现自己的梦想。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慨然负起了传统和现代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为拯救社会的责任，梦想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和支撑着他们作精卫填海式的奋斗。1932年，在一个特殊的内外不安的环境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集体表演了一场“梦幻畅想曲”，请看他们的表白——

朱自清：“未来的中国是大众的中国，我相信。这不是少数人凭着大众的名字，是真的大众。”

施蛰存：“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

穆藕初：“政治清理，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

冰心：“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国家。”

叶圣陶：“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

郁达夫：“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杨杏佛：“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

俞寰澄：“我想未来的中国，一定是个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

柳亚子：“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

邹韬奋：“我所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社会。”

朱隐青：“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

张申府：“我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

注重完美主义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虽然具体主张不一，但是多数有共同的取向：社会主义。虽然对于社会主义的具体理解未必一致，但赋予其美好的意境则是共同的。

工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

有关研究成果表明，1928年至1936年间上海发生的劳资争议和罢工案，最多时每年达到339件，最少时也有187件。其中直接为工资待遇问题发生的劳资争议和罢工案，最多时每年为164件，最少时也有70件，始终与劳资争议和罢工牵涉的厂家有4000余家，人数达13万人以上。

那时的工人生活真苦呀！著名的社会学家陈达解放前曾经在上海调查到这样一个烟厂工人每月家庭开支状况：全家连父母的收入，每月共得20元，每月开支——米6元，小菜5元，买柴火1元，付房租6元，零用2元。菜只能买些青菜、豆腐、黄豆芽，至于白菜、黄鱼是很少吃的。房子只能租一个后客堂，普遍没有窗户，屋里阴暗潮湿，零用钱2元只能照顾到肥皂、毛巾及开水等最起码的开支。赚的钱可怜巴巴，但干的活却非常多。上海各行业工人每日平均工作时间1930年为10.61小时，1936年为10.57小时，1941年为10.84小时,1946年为9.94小时。

累点，苦点，也就忍了，毕竟还能活下去。工人们最担心的还是被解雇，那样生计就断了。例如，大生纱厂的一个工人这样回忆：“爹娘死了以后，我的年纪大了。……心里非常难过的,常常想起来就哭……我以后老了，厂里不要我了，我靠谁去生活，靠谁吃饭呢？”这个工人没有想到去革命，但他又真心地感谢共产党的革命——“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以后，共产党、毛家伯伯让我退休，还养我的老，照常拿钱。”近代中国工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的梦想，在1949年之后基本得到了实现。

农民：在温饱中生存

1949年前的中国农民，普遍受教育的程度很低，多数是文盲，又受生活的压迫，他们无法像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那样表达出严密而浪漫的梦想来。但他们是有梦想的，虽然不一定浪漫。晚清长期居住在中国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听到一个中国贫农这样说道：“如果他是皇帝，他就成天吃大饼，吃饱了就躺下休息。”

吃饱、喝足，衣食无忧——这恐怕就是几千年中国农民对自己生活的最高理想了。因为这是数千年中国农民都没有完全实现的，相反的很多人却是长期挣扎在这个温饱与饥饿的交接点上。他们对于生活几乎没有奢望，因为饥饿的现实恐惧如影随形地跟踪着他们。据当时在咸阳一带的调查：咸阳的乡农，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期要生活在粮食恐慌中，全年购买粮食的有百分之二十五，不足三月的有百分之三十五，不足五月的有百分之二十五，能够勉强维持的仅百分之十五。

费孝通在1930年代调查的江村是位于鱼米之乡的富庶之地，但该村每户拥有土地的面积在满足一般家庭所需的粮食之后仅能勉强支付大约相当于粮食所值价的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当时的土地已受到相当重的人口压力。

1930年代中国社会学家们在扬州兰溪调查中发现的一首民谣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去年想今年好，今年想明年好，明年想来年好，年年背件破棉袄，一生一世苦到老。”

梦想老是破灭，农民哪敢有更高的奢望？能吃饱饭、睡好觉自然是那个时代农民的美好梦想了。这个梦想，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即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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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年前一次规模空前的征“梦”活动

1932年，《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发出约四百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说：“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其中包括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陈翰笙、金仲华、张君劢、邹韬奋、周谷城、宋云彬、李圣五、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夏丏尊、叶圣陶、俞颂华等大批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