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负面情绪需要制度化排解渠道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与工众网联合发布了关于农民工的调查报告。此次调查选择与去年相同的全国20个主要用工城市，从720万名工众网注册用户中随机抽取样本，调查收集到有效问卷2011份。其中，超八成农民工表示对未来有信心，有57.9%的农民工自我认定社会地位为底层，在“自我认定社会地位为底层”的农民工当中，有孤独、寂寞、无聊等情绪感受的超过50%。(3月24日《新京报》)

不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漂泊都是生存状态的底色。为了让自己和家庭过上更好的生活、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农民工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往返来回。农民工进城务工，不是简单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物理性移动，也是社会身份和精神身份的双重置换。对于他们而言，流动不是目标，也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而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

对农民工而言，从农村到城市是一个不容易跨越的过程。农民工进城之前的生活圈子是他们的“乡土世界”，进城之前想象的城市生活是他们的“想象世界”，进城后生活于其中的客观现实并不断适应这种客观现实就是他们的“实践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生活上的不适应是常态。换言之，农民工的负面情绪是一种精神断裂，是城市与乡土、想象与现实对比导致的落差感受。

在理想的图景里，城市积聚着丰厚的资源、众多的机会和大量的财富，这一切对于农民工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当农民工虚高的心理期望遭遇难以应对的现实，出现负面情绪在所难免。不论是工资水平较低、社会保险参保率偏低，还是对居住状况和生活环境不满意，抑或是文化生活单调乏味，都会导致消极情绪的产生。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认为，伴随着农民工群体在年龄、受教育水平、生活经历的结构性变化，除了“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外，他们越来越关注自己合法权益的实现，关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发展，这些方面如果不能有较好的改观，就会影响他们的幸福感。

因此，正视农民工的负面情绪，需要正视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探索制度化的排解渠道。一方面，政府和用人单位要重视农民工的生存感受，既要满足农民工衣食住行的生活需求，也要重视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实现，关注农民工被尊重的心理需求和公众参与的渴望；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公共文化覆盖面，丰富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建设“安全阀”以排解农民工累积的负面情绪。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告别乡土、挥别亲人，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用汗水和劳动，书写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弥补农民工的心理裂痕，消除农民工的精神失落，让农民工“活得更有尊严”，既需要尊重农民工权利，也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