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债务”不必然“低增长”

1816年，英国净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达到240%。这是英法之间长达125年的战争留下的财政遗产。这种极其沉重的债务负担导致了什么样的经济灾难？答案是工业革命。

但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却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主张，当公共债务与GDP之比超过90%时，经济增长就会急剧放缓。英国在19世纪的经历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因为那个时代标志着生活水准持续上升的开端，而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的特征之一就是生活水准持续上升。那个时代的经济增长是后来世界各地持续增长的源头。

如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在一本杰出的新书中所言，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18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曾对公共债务过高发出过警告。由于战乱不断，英国政府没有理会这些警告。但这些警告在当时听上去肯定极具可信度。举例来说，从1815年到1855年，债务利息支出几乎占到英国全部公共支出的一半。

尽管如此，英国却通过举债实现了增长。截至19世纪60年代初，英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已降至90%以下。按照已故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数据，从1820年到19世纪60年代初，英国经济的复合年增长率达到2%，人均GDP增长率达到1.2%。按照后来的标准，这听起来可能不算多出色。但这一成就是由一个背负巨额债务负担、税收筹资能力非常有限的国家取得的。此外，英国累积的这些债务并非用于生产目的，而是为战争这种最具破坏性的活动筹资。很显然，债务与GDP之比超过90%后经济增长必然崩溃并不是什么铁律。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的托马斯•赫恩登（Thomas Herndon）、迈克尔•阿什（Michael Ash）和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在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就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结论提出三条具体质疑：一个明摆着的代码错误；数据遗漏；奇怪的加总步骤。三人辩称，经过修正后，债务与GDP之比超过90%的发达国家自1945年以来的年均增长率是2.2%。相比之下，债务与GDP之比低于30%的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是4.2%，介于30%和60%之间的年均增长率是3.1%，介于60%至90%之间的年均增长率是3.2%。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在回应时承认存在代码错误，但拒绝接受关于加总步骤的批评。鉴于加文•戴维斯（Gavyn Davies）给出的理由，我赞同上述三位批评人士的观点。所谓高负债的长期数据应比短期数据更有意义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