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拿治“酒驾”决心治理公务接待

公务接待的治理路径，并不存在技术盲点，他山之石亦有诸多镜鉴之处。严格公共财政预算、取消预算外资金、规范公共财政使用，从资金上直接限制公务接待，给大吃大喝“断炊”；微观上，制度化建设至为关键，有法可依是一切管理的基础。

昨天，有三则与公务接待相关的新闻映入公众眼帘：一是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嵩县国土局花超过28万元订制500箱特供酒，并在2年内喝完；二是一些街道办年接待费用超百万，被指三个街镇之和与香港特区政府相当；三是一些央企 “业务招待费”超亿元。

一个县的国土局，有多少公务接待？两年就喝掉500箱“特供酒”！3000瓶酒，730天，平均每天要干掉4瓶，该局酒风之盛，骇人听闻。酒钱超过28万元，饭菜得花多少钱？目光从那一张张被“特供酒”烧红的脸往上移，看看他们头上那顶“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显得格外触目。当然，经济条件并不是公务接待合理与否的评判标准，哪怕是财大气粗的央企，每年过亿元的“业务接待费”其“震感”并不比嵩县国土局弱。对比，更是徒增烦恼，不同软件环境，难有可比性。

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之后，一方面是官员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典型事件被曝光，甚至个别顶风大吃大喝的官员遭到民众“围攻”。以白酒为代表的高档消费品价格一落千丈，高档酒楼、食肆受冷遇，公务接待豪华风似乎得到遏制；另一方面，公务接待转战单位豪华食堂、秘密高档会所的新闻频见。同时，从许多单位公布的财政预算来看，公务接待费用并没有大幅度下降，多半属于应景表态，有的不降还升。从中可见，公务接待治理仍处于胶着状态，治理之手一旦松开，它便会从观望状态中归位。

治理公务接待中广泛存在的泛化、超标、浪费等现象难不难？委实不易。“酒桌文化”、“饮食政治”是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接待也是生产力”，公务接待不仅是政治学，也是经济学。即或是大型央企、“经济航母”，在业务接待上一样不能含糊；公共财政使用、管理、监督失范，预算外资金暗流汹涌，使得公务接待治理“牛栏关猫”。如果阻碍治理成效的成因链条再延伸，还包括监督虚化、问责弱化等等。说难也不难，关键在公共管理者的决心与手腕。

“酒驾”治理就是一个近年来颇为成功的公共管理个案。据公安部交管局透露，自2011年5月1日“醉驾入刑”以来，经过两年的铁腕整治，“酒驾”行为得到明显遏制，同比下降42.7%，因醉酒驾驶导致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也下降了35.2%。除了事故降低，更重大的成果在于社会观念的转变，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业已成为社会共识。以此类比，要是拿出治“酒驾”的决心治理公务接待，种种痼疾之康复指日可待。

至于治理路径，并不存在技术盲点，他山之石亦有诸多镜鉴之处。严格公共财政预算、取消预算外资金、规范公共财政使用，从资金上直接限制公务接待，给大吃大喝“断炊”；微观上，以精细化管理审查，公务接待的制度化建设至为关键，有法可依是一切管理的基础。不久前，兰州市出台了《关于全面实行乡镇（街道）村（社区）公务零接待的规定》，“公务零接待”有新意，亦有刚性。体制内的常抓不懈的铁腕治理，辅以政务公开、舆论监督，让公众参与进来，公务接待正本清源庶几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