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也要“走出去”

虽然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有高有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民族性格存在差异，但却毫无例外地受到腐败顽疾困扰。腐败在不同国家呈现出的具体样态可能有所不同，但其本质皆可概括为“滥用受托公共权力”。面对共同的问题，各国自然有共同话题。

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反腐败也不能关起门来搞。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独善其身”的反腐败之路只会越走越窄。反腐倡廉建设也要像经济建设一样“走出去”，在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中提高能力、改变形象、发出声音。

腐败往往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遽转型如影随形，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清廉国家几乎都曾经历腐败高发的政治黑暗期。这些国家在反腐败斗争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于正在竭尽全力试图走出腐败高发期的中国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参考资料。我们应以更开放的态度、更宽广的眼界，加强信息交流、经验共享和技术援助，研究借鉴国际反腐败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预防腐败的能力和水平。借鉴国际上反腐败的有效做法，不是进行囫囵吞枣式的制度移植，而是发掘其中科学配置权力、规范权力运行的合理内核，使之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从理念上、技术上改进我们的工作。实践一再证明，善于学习是少走弯路的最佳途径。我们要善于总结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存在差异的背景下各国在反腐败方面的共同规律，借鉴和参考国际上惯用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制度。

近年来，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不断提高。但是，我国在一些国际组织进行的“廉洁度”排名中名次不高，国际舆论对我国的廉洁度评价较低，较差的反腐败国际环境已经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出现这种情况，既有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刻意丑化、恶意攻击方面的原因，又与我国反腐败工作相对比较封闭，国际合作较少，对外宣传力度不够有直接关系。改变偏见、误解，树立大国清廉形象，除了踏踏实实狠抓反腐倡廉建设，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之外，还需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沟通交流，客观宣传介绍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努力和成效。

2006年1月13日，我国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批准书和政府声明，成为《公约》的缔约国。《公约》第四章专章规定了反腐败国际合作事宜，对缔约国在引渡、被判刑人移管、司法协助、刑事诉讼移交、执法合作、联合侦查及特殊侦查手段等方面规定了具体要求。今年，我国将接受他国对我国履行《公约》情况的审议，反腐败国际合作开展情况是审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反腐败议题上的合作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必然要求。我国还加入了“亚太地区反腐败行动计划”、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等国际反腐败组织。相互通报宣传各国各个领域反腐败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了解和借鉴其他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反腐败经验和做法，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是这些反腐败国际组织成员国的基本义务。批准《公约》、加入反腐败国际组织表明了我国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强烈愿望，我们应践行承诺，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也是有效打击跨国腐败犯罪的必然要求。近年来，腐败犯罪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国内一些腐败分子将腐败资产通过各种洗钱手段转移至国外，甚至为了逃避处罚携款潜逃国外；随着我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境外中资机构及其外派人员在国外贿赂所在国公职人员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打击跨国腐败犯罪，引渡外逃的腐败分子，涉及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以及文化背景等，情况十分复杂。虽然近年来我们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执法合作关系，也成功遣返和引渡了一些腐败犯罪嫌疑人，但是总体来讲，我们的追逃经验还不丰富，对国外刑事、民事法律了解把握还不深，有关的专门人才还比较缺乏，打击外逃腐败分子的措施还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处理这些跨国腐败犯罪案件时，仅凭一方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迫切需要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

反腐败国际合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纳入全球议程，除了技术不成熟，各国政治方面的考虑是更重要的原因。即便在《公约》生效后，国际政治视野内的反腐败也并非仅停留在技术层面。在如此国际环境下，固步自封只会越来越被动。必须主动出击，在反腐败国际舞台上发出声音、有所作为。我们要在有关反腐败国际事务的磋商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充分反映合理主张，维护我国权益，掌握反腐败国际事务的主动权。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国内外反腐败形势也要求我们必须将“走出去”作为新时期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部署。本着平等互利、尊重差异、注重实效、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要在能力建设、打击腐败分子、腐败资产追回等方面与国外政府、国际公共组织、非政府组织及跨国公司开展实质性的合作，携手打击腐败这一“政治之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