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选择社会主义？（2）

资本主义和城市贫民区

就在几年之前，世界城市居民人口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过农村居民人口。随着市场、干旱、饥荒和社会不稳定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世界城市化的速度超过了几十年前最大胆的预测，目前世界城市人口（35亿）比1960年的世界人口还要多。此轮城市化的浪潮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不仅仅是在规模上、更是在性质上超出从前。这种城市化并没有伴随工业化进程。

在全球居住在城市的一半人口中，有整整1/3在南方的城镇和超大型城市中的贫民区艰难度日。因全球资本主义积累进程而失地的农民挤进城市，加入到已经城市化的兄弟姐妹们，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这个时代创造了互联网、解密了ＤＮＡ，却也剥夺了十多亿人的生计，给他们的回报寥寥无几。马克思将这些丧失社会地位的城市贫民阶级称为“流氓无产阶级”，他所指出的许多特点在今天仍旧适用。比如，他们相对边缘化于主流社会，他们的松散性和摇摆性使得他们易被任何方式的动员影响，有时候可能被反动的原教旨主义或仇外势力所煽动。如今，这一阶层的存在庞大而持久，这十几亿人不可能再被视为向资本主义过渡而暂时产生的闲杂人等。

此外，城市和农村贫困人口与活跃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工人阶级和贫困人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友联系。一个南方的无产者或在北方工作的南方工人，一般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其中许多人还在农村生活。相反，这个无产者很多的日常需求越来越多地要通过非正式劳动来满足，比如经营小卖店、小公交，在自家后院开修车铺、种菜，或是在乡下老家保留一小块自留地。这些现象不仅仅在南非存在，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以不同形式存在着。

如果社会主义要成为抵制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药方，社会主义就必须照顾到我们这个时代数亿城市和农村贫民的理想和生存，而不能仅仅是现代化，盲目模仿西方，或者直接实行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经变得不可持续，如果我们要拯救世界，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将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关系只能让我们在危机和矛盾中越陷越深。为“现代化”而现代化和脱离了发展的“增长”必须要由另一种逻辑代替，我们需要将社会需求置于利润之上，家庭和社区的可持续性、本地的经济发展要成为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项目的重要部分。

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经济危机

世界资本主义目前正处于自20世纪20年代末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大萧条跨越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战后，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全球资本主义才经历了一段持续的增长和稳定期。

从1973年石油危机开始，全球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又一轮的经济停滞和危机。不久，危机的震中就扩展到了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始于70年代末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引起“第三世界债务”的直接原因是发达的“第一世界”的主要私营金融机构非理性的借贷。尤其是欧洲的银行因参与国际石油交易而赚的盆丰钵满，将数十亿美元借贷给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些钱大多都被用在了耗费巨大、对可持续发展毫无益处的形象工程上。到了70年代末，贫困的贷款国显然无力偿还。在这一背景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关键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头换面，获得了新的授权。这两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建立的机构旨在为受战争破坏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建和发展提供资金，而当时它们的新使命就是通过残酷的、强制的“结构调整计划”榨干第三世界国家，挽救资本主义金融业。

过去40多年来，资本主义经历了几次严重的地区性危机，包括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1990年日本股市危机，以及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这些危机都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缓慢走向停滞的漫长过程中爆发的。这一长期趋势会因投机泡沫而暂时放缓，然而泡沫最终会破灭。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银行业危机的性质发生了巨大改变。危机没有被转嫁到边缘地带，震中直接落在资本主义积累和占据的传统核心区域——美国，随后是日本和欧洲。而此次危机击中了垄断资本主义行业的心脏——金融业。因此，其对全世界产生的冲击可谓影响深远。考虑到与大萧条时期相比，全球化程度已大大提高，冲击的力度也不同以往。尽管一些经济体以较低速度保持了增长（比如中国），全世界大部分地区进入经济衰退，或是长期的经济停滞。数千万甚至上亿的就业机会化为乌有，房产被收回，企业破产。短期或中期内全球资本主义能否复苏？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这场危机的成因。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作出科学分析。他指出，这种循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特有问题。一些外在因素，如战争、自然灾害或社会动乱等也会引起资本主义危机。然而，战争、自然灾害或社会动乱更可能是资本主义内部危机所引发的结果，而非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