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选择社会主义？（3）

要了解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还需要了解美国经济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从1870—1970年的100年间，美国的生产力实现前所未有的提高，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大幅增长。这样的经济现实成为了“美国梦”、“消费主义”以及美国工人阶级相对被动性的基础。拥有一辆小车和一幢位于城郊的房子成为美国式生活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美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中的经济主导地位，尤其是强大的生产力开始被日本、台湾和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和一些欧洲经济体所挑战，美国的工厂（固定投资）盈利缩水。这造成了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因为美国的资本开始向有着更高生产力，尤其是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地方转移。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有6%的企业利润来自海外，而在本世纪初这一比例上升至21%。

全球化带来了“金融化”的失控，全球每天有价值数十万亿美元的资本被用作投机，而和生产性的投资相去甚远。同时，美国运用其政治、军事尤其是金融实力，通过增加贷款推高国内消费，尽管从上世纪70年代起国内实际工资水平只降不升。随着美国消费支撑起全球市场，出口导向型的亚洲制造业国家（特别是中国）和第三世界的石油生产国成为了生产的主要地区。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因此居高不下。

支撑美国国内消费的有各种“创新”金融工具，其中有“次级抵押贷款”，即向无购房能力的人提供的房贷。这种房贷初始是较低的优惠利率，设想随着购房人职业生涯上升，分期还贷能力相应增加，在抵押还贷期间利率会不断提高。房贷机构将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和优质贷款混合后，再卖给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是2007—2008年危机的催化剂。这场危机造成美国四大银行之一——百年老店雷曼兄弟破产，多家银行以及两大房贷抵押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不得不靠暂时的“国有化”（花公众的钱）来获得救助。因次贷和各种有毒贷款被分切混合在一起，欧美各大金融机构并不清楚购买的是何种金融产品。银行对相互拆借心存戒备，实体经济中流动性消耗殆尽，直接影响生产和消费，这对中国等制造业大国构成沉重打击。

面对系统性的经济危机，全球化和垄断化的金融业拿不出清晰的应对之策。它在拯救银行和刺激资本主义增长之间抉择两难。一方面，它试图通过公众买单的救助方案来挽救金融机构，比如强制政府执行严厉的紧缩措施，甚至将民选政府撵下台（比如在希腊和意大利），让支持预算缩减的金融业“技术官员”取而代之。另一方面，这些紧缩措施和救援方案抑制了市场需求，让资本主义增长前景黯淡。紧缩措施在许多发达国家遇到选民的强烈抵制，撼动了中左和中右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然而，单纯反对紧缩措施，却拿不出任何后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简而言之，即社会主义道路），无法让全球经济走出目前的死胡同。

一场多领域的系统性危机

2007年7月的南非共十二大曾分析过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许多特点。当时，在南非只有南非共指出这场危机具有关联性和系统性等特点，也只有南非共认为短期内不会出现任何有意义的复苏。

当时我们做出的预测在过去5年得到了充分验证，其中包括：尽管这场危机殃及各个领域，但据此假设资本主义将会灭亡，危机过后会诞生新世界，是十分幼稚的。美国经济超级大国地位正在加速下降，但仍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其资本主义霸权地位。与此同时，世界将会并且正在变得更加多极化。尽管多极化给予南方更多喘息的空间和选择，南方人民将承受危机带来的负担。资本主义经济体更加关注自身危机和刺激计划，相应减少了对南方的直接投资，国际贷款利率提高。

一些充满活力的发展中经济体，如巴西、印度和中国可能相对超脱，但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逃脱危机的影响。中国依赖对美出口的增长模式面临严重挑战。

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主义世界是可能的——斗争仍在继续！

世界资本主义正面临危机，这些危机已威胁到自然、生物和社会的可持续性。这些危机是否会终结资本主义甚至人类文明？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能否从这些危机中诞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要渡过危机，必须要由绝大多数人共同付出努力。

要建立可持续的世界，唯一的希望就是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彻底过渡。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包括生产在内的人类活动越来越多地处在社会管控之下，最终我们能够创造客观条件，将社会需求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20世纪，全世界，包括南非都曾因1917年俄国革命而燃起希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主义运动在击败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中发挥的作用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增添了威望。1945年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在更多由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的国家中实施。社会主义阵营极大地激励了南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其提供了宝贵的援助。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对峙帝国主义的平衡力，南方许多进步运动的战略和战术都建立在这一力量存在的基础之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并不能否定之前取得的许多成果和进步，也不能降低继续社会主义斗争的必要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突然变得“更好”了，恰恰相反，帝国主义变得更傲慢，在行动上变得更单边，在其继续积累的过程中变得愈发无可救药。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