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法》修订核心 应是提高监管效力

据媒体报道，依据中共十八大政府工作报告的总体精神，国务院国资委已经动议对《企业国有资产法》进行修订。据悉，修订工作的重点之一是“理顺国资监管体系”，通过修法，将各级国资委确定为国有资产出资人的“唯一代表”。

所谓“唯一代表”，就是将所有国有资产都归国资委监管。如果这样，中国的国资委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老板，国家国资委的规模也可能成为整个国家机关最大的。不然，将难以承担起相应的监管责任。

其实，这一思路早在国资法起草时就有过讨论。只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没有能够迈出实质性步伐，最终还是以国资委监管的企业为落脚点，出台了一部涵盖范围较窄、约束力较弱的国资法。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国资法的修订，真的如媒体所披露的这样，重点是理顺国资监管关系，将国资委确定为国有资产出资人的“唯一代表”，亦即对现有的权力格局重新分配与布局，那么，此次国资法的修订，又将不尴不尬、不伦不类。因为，就算国资委成为了“唯一”的出资人代表，就能将国有资产监管好了？就能比现在的多头监管更好？

实际上，能否将国有资产监管好，能否真正充当好国有资产的出资人重任，关键不在谁来“代表”、谁来监管，而在如何“代表”、如何监管。也就是说，国资法的修订，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监管、如何提高监管效率、如何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并造福全民等重点和关键问题，而不是监管的权力如何分配。

监管是需要权力，前提是，监管的权力必须建立在制度规范、规则保障、运行有序、监督有力的基础之上，亦即不管谁来监管，也不管监管的权力由谁来行使，制度只有一种，规则也只有一种，而不是各拉各的琴、各弹各的调。如果这样，就算国资委成为唯一的“代表”，也不会监管出什么效果来。

事实也是如此，从目前国有资产监管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国资委直接监管还是其他部委监管，无论是经营性国有资产还是非经营性国有资产，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监管没有法制意识、市场观念。一方面，对监管机构来说，仍然将自己定位于过去行业主管部门、行政主管部门，把对权力的运用看作比资产监管重得多，动辄对企业发号施令，甚至严重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这一点，地方国资部门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地方所监管的企业少，一些习惯于利用行政权力的监管者，就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监管”权力。如一些地方的监管者，为了部门甚至个人的权力，对企业进行战略重组时，总是死守国有控股权不放，导致很多可以重组的项目难以重组成功，失去了发展机会。不仅如此，对企业的人事制度更是横加干涉，要求企业必须完全听命于国资委、甚至某个个人。如此，国有企业还如何具有市场经济主体特征呢？还如何做大做强做优呢？另一方面，对被监管者来说，按理，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和市场规则确定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制定企业的战略发展规划。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任免权和薪酬考核权都掌握在地方党委、政府和国资委手中，因此，企业对法律和市场的敬畏度就远不如对行政权力的敬畏度，导致许多企业经营者可以不对企业、不对员工、不对市场负责，但必须对上级领导负责。这样的监管方式，又怎能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呢？国资法的修订，又怎么能不将重点放在如何加强监管、如何提高监管效率方面，而过多地考虑监管权力呢？

必须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按照中国目前国有资产的布局和结构，也不适合全部归集到国资委一个部门监管。想一想，仅目前国资委监管的100多家企业的国有资产就已经相当巨大。如果再加上银行、保险、矿山等资源型国有资产以及各种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国资委该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机构才能完成监管任务呢？更何况，这样的监管是建立在对权力的高度追求与瓜分方面的。

对国有资产监管来说，现在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相对完善和科学的监管体系，健全监管的各项制度，规范被监管者的行为。国资法的修订，也应当围绕这个层面而展开，而绝不是权力如何集中。如果从立法开始起，就过度考虑权力的集中或分配，而不是监管的效率与水平，那么，将对国有资产的监管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真正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将可以退出的全部退出。特别是目前部门管理的国有企业，更应当加快退出步伐和改制速度，而不是划归国资委监管。

总之，国资法的修订，必须坚持市场化、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原则，而不是迁就行政权力，造就某个部门的需要。也正因为如此，国资法的修订，就不能以国资委牵头，而应当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牵头，且可以像医改方案一样，设置出多种修订版本，供立法机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方面参考、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