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谈把握好党史研究的几个关系（2）

创新与“异端”的关系

“异端”与创新不仅不是绝对对立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这就是说，一些在传统观念被认为是“异端”的东西，其实是适应历史发展的一种创新。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评价《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指出：这个文件很好，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这里不仅充分肯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文件，而且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创新与“异端”问题。这实际上是对科学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不仅在自然科学史上,就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史上，也有这种情况。

不少最初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理论和创造发明，后来被实践证明是伟大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打远处说，马克思主义最初被认为是“异端”，共产主义制度被认为是“幽灵”，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洪水猛兽”，等等。再看近几十年来，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包产到户最初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认为是“砍旗”，搞市场经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可见，“异端”与创新不仅不是绝对对立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这就是说，一些被传统观念认为是“异端”的东西，其实是适应历史发展的一种创新。许多创新在最初往往被认为是“异端”，它被承认是创新要经历一番曲折和挫折。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真理被接受、被认同需要一个过程。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被认为是“异端”的东西都是创新。这就要对“异端”做具体分析。有的属于创新，有的则是真正的异端邪说。怎么辨别？标准还是历史实践和科学实践。只有实践才是辨别创新真理还是异端邪说的唯一标准。党史研究要有创新：一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破除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把思想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多少年来，一些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或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或者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或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从这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二是要有理论勇气。提出新观点，最初很可能被视为“异端”。如果是偏离了历史真实和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所谓“创新”，无疑应当放弃，服从真理。如果经过多方论证确实是符合历史真实和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新观点，那就应当坚持，即使被认为是“异端”，也应据理抗争。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这就要以马克思那句名言来自勉：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研究党史也要有这种大无畏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可能做出重大创新，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力量。

敏感与猎奇的关系

近年来，有不少人出于猎奇，在网上伪造所谓“秘藏”，对此需要认真地考证加以辨别，不能不假思索地信以为真，或以这样的伪材料作为写作或发议论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内容非常丰富，许多史料以多种形式大量地公开披露了，当然也还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具有敏感性的“秘藏”。根据保密法，那些关系国家安全的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极端机密件是不能随意公布的。这些“秘藏”何时以何种方式解密，由主管部门经过一定程序适时发布。

但是，现在网络发达了，在网上不时能看到一些“曝料”，声称“秘藏”。不少人出于猎奇，往往辗转传播。其实，这些所谓的“曝料”，有相当多的是伪造的。比如，最近网上流传两段毛泽东藐视宪法的语录。一段语录说是1954年毛泽东在宪法讨论会上的发言：“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云云。另一段说是1961年毛泽东在秦皇岛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等等。对此，我请教了曾经参与过宪法起草工作的知情者，也咨询了长期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学者，他们回答得很干脆，说：毛泽东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两段语录是伪造的。尽管那个时期，我们国家的法制还不健全，在“文革”时期宪法也被践踏了，但毛泽东的讲话里没有网上伪造者所编造的那些内容。

事实上，网上那两段语录伪造的痕迹也是明显的。比如，网上那段1961年的讲话中一字不差地包含了1954年那段话的全部内容。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毛泽东讲话有个鲜明的特点，即往往是即席的，不可能背书式地完全重复7年前的内容。这不是毛泽东讲话的风格。现在，网上这种伪造的“秘藏”不少，需要认真地考证加以辨别，不能不假思索地信以为真。但是，有的人却以这样的伪材料作为写作或发议论的根据，这是极不严肃的，也是极不负责任的。党史研究一定要坚持严谨学风，不能让这种行为来玷污党史研究的科学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