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我一辈子不整人 不犯“左”的错误（2）

文艺工作者的贴心人

1951年秋，毛泽东准备让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他在同胡乔木、林默涵两位同志谈话时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1952年初，毛泽东在与薄一波谈话时问道：“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薄一波的回答是：“年青有为。”在延安时，他就听到过毛泽东以此语赞誉过习仲勋。毛泽东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担任中宣部部长前，习仲勋曾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难以担当起领导全国宣传文教的重任。毛泽东打了个比方：“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1952年9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在1953年3月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发表了长篇讲话，在文学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作家艺术家们的交口称赞。

习仲勋是一位内行的文艺领导者。他认为，一些作家进城几年不出作品，作家有责任，但是党的领导也有责任，领导应为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为给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习仲勋认为，对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不能完全否定。即便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要耐心帮助，而不是乱上纲上线，扣大帽子，要善于引导作家前进，要鼓励作家的旺盛士气，要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

习仲勋对于文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可以追溯到主政西北局的时候。1947年4月5日，西北局召开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到会讲话，他号召文艺工作者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枪杆子到哪里，笔杆子就到哪里，动员广大人民为反蒋(介石)、胡(宗南)，反封建而斗争。习仲勋关心文艺工作者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排忧解难。同年l0月，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在西安组建香玉剧社，自任社长。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全国上下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正义战争的捐献热潮。朝鲜战场传来消息，我军某高地遭受百余架敌机的丧心病狂的狂轰滥炸，全连战士壮烈牺牲，阵地失守，常香玉听到广播后悲愤难眠。翌日清晨，她把丈夫陈宪章拉起来说：“宪章，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打得很艰难，咱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事?”陈宪章理解她的心情：“咱俩用义演的办法为志愿军捐一架飞机吧!”不久，习仲勋知道了这件事，充分肯定了常香玉的爱国热情，他指示说：“就用‘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的名义进行捐献演出吧!”为了帮助常香玉搞好义演，习仲勋委派西北局文化部的马运昌、毛云霄、荆桦三位干部协助剧社从事捐献演出工作。对在建国后“左”的路线中受到打击、经历坎坷的丁玲、胡风等作家，习仲勋也给予了很大的关心。丁玲和胡风去世后，因为悼词问题，家属和有关方面存在分歧，习仲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肯定了他们的历史贡献，使得追悼会顺利召开。

1953年9月后，习仲勋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习仲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习仲勋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

小说《刘志丹》与习仲勋蒙冤

2002年，一位中央领导在看望病危的习仲勋时，曾评价他“英雄一世，坎坷一生”。在习仲勋一生所遇到的挫折与坎坷中，小说《刘志丹》冤案就是最大的一个。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那么，习仲勋是怎么与小说《刘志丹》联系起来的呢?

50年代中期，刘志丹的弟媳、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准备写小说《刘志丹》，习仲勋知道后忧心忡忡。他深知陕北根据地党的历史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即使1942年底在延安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专门召开过高级干部会议，对过去的历史问题作了决议，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现在要写关于刘志丹的传记小说，势必涉及当时各个方面有关人士，写不好就会重新引起纠葛。时任监察部副部长的刘景范对习仲勋说：“陕北的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中宣部有位负责同志也赞成李建彤的创作。刘志丹的老战友、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马锡五，也劝说习仲勋支持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在他们的劝说下，习仲勋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就说：你们出版一下也可以嘛!但习仲勋并未向组织出版这部书稿的工人出版社讲过什么意见。

工人出版社从1956年开始就抓这部书的出版，李建彤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先后走访了300多位老同志。到1959年冬，李建彤写出了《刘志丹》小说第三稿，送给习仲勋审阅。当时正值庐山会议后全国反右倾运动时期，政治气氛相当紧张。习仲勋感到不仅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会在当事人中引起纠纷，而且也与当时多事的政治环境不相适应，因而对她的小说提了一些意见，建议她按照片断来写，不要写成大部头。然而，李建彤并未接受习仲勋的意见。到1961年春夏之交，她又送来了小说第四稿的清样。习仲勋自己工作很忙，就让秘书帮着审稿。

秘书被小说中刘志丹的精神所深深打动，所提出的问题无非是技术性的问题。习仲勋先后两次召集李建彤、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两位编辑进行座谈。马锡五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熟悉当年实际情况，又是保安(志丹)县人，曾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习仲勋特别强调了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一代，主要笔墨用在写毛泽东思想，把刘志丹的个人经历写成全国的缩影与毛泽东思想的缩影。这是习仲勋根据他的切身体会，为了避免引起党内再次发生纠纷，并使这部小说能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刘志丹贯彻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而提出的。

1962年7、8月间，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前夕，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看到《刘志丹》小说送审稿时，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小说中涉及的西北历史问题，很多与事实不符，不赞成出版这本书。同时，阎红彦又看到了《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刊载的小说《刘志丹》部分章节。阎红彦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之一，他一面向全总和团中央建议停止刊载，一方面报告康生。康生得知这一情况后，虽则他并没有看过这部小说，却立即断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

这一时期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康生认为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康生借此作为毛主席的语录，对习仲勋等人上纲上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白事情真相，习仲勋只好向周恩来总理请假：“我最好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正当习仲勋陷于极度苦恼之中的时候，周恩来与陈毅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来找习仲勋谈话。周恩来握着习仲勋的手说：“党中央、毛主席是信任你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向周恩来表示：“总理，您放心，这点我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李建彤则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文革”爆发后，康生更不会放过习仲勋。1967年1月4日，习仲勋被揪到西安接受批斗，此后身陷囹圄。

其实毛泽东并未看过小说《刘志丹》，他对这部小说也并没有什么成见。毛泽东曾讲过：“仲勋同志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但是康生并不肯善罢甘休。周恩来的处境也不好，但是他对习仲勋十分关心。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揪斗的照片后，他批评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这样做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我们国家抹黑。”周恩来下令把习仲勋军事管制起来，实际上是把他保护起来。1968年1月3日，周恩来派飞机把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

1974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一案做了指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康生等人阳奉阴违，并不执行，拖了将近五个月时间后才向习仲勋宣布：《刘志丹》一案是“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即习仲勋犯有严重错误”。1979年6月，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认为《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报告提出，因小说《刘志丹》案而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该恢复名誉。一个月后，

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报告。

长期的革命实践，让习仲勋对事物具有一种敏锐的观察力，尤其是对“左”倾现象的觉察，触角十分灵敏。习仲勋在80年代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期间，一次和《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在中南海散步。习仲勋突然对秦川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一辈子不整人，一辈子不犯“左”的错误，这是习仲勋对于自己一生的最好概括。

广东改革开放事业的先驱者

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满怀信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1978年3月，习仲勋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78年4月，习仲勋离开北京，正式到广东上任，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同年底，习仲勋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1979年12月，在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选广东省省长(任期至1981年2月)。1980年起，习仲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主政广东期间的习仲勋，以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工作态度，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时，正是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转折时期。1978年7月，习仲勋到宝安县城深圳，并到沙头角镇“中英街”考察。一街之隔，香港那边显得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那边去不回来，习仲勋心里很难受。他对当时宝安县委和沙头角镇的领导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对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习仲勋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同志：“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后来，有一次习仲勋去深圳检查工作，正好碰上农民外流，冲击了边防线。

风波停息后，习仲勋感触很深。香港人中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国内却不行?习仲勋认为，关键是政策问题。为此，他几次亲自对边境地区进行调查，对他认识广东和考虑解决广东的问题，是有重要作用的。通过实地考察，习仲勋感到广东具有快速发展的优越条件，中央应该赋予广东更加灵活优惠的政策，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也有同样的想法。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习仲勋在准备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广东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他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这些要求在今天看来是很有限的，但当时已是一种要求突破旧体制的构想，代表了一种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渴求。

在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后，习仲勋接着又出席了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习仲勋和广东省委书记王全国一起到中组部招待所看望了将要调往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的杨尚昆。1979年1月8日至25日，习仲勋一回到广东，就召集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广东改革开放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会议同时强调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要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好一部分遗留的问题。会议还对过去反右斗争的遗留问题、反“地方主义”等历史问题，分别提出了纠正或进行复查的处理意见。

这次会后，广东省委的领导分头到各地调查研究，进一步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习仲勋和省委常委经过调查得出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习仲勋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此后，习仲勋和省委书记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帅汇报了广东省委的意见。叶帅显得很高兴，说：好呵，你们赶快给小平同志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