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校长如何产生（2）

而据另一位曾调任高校的教育部官员介绍，这种“空降”往往被内部称之为“交流”，“部委官员如果总在部委，不熟悉地方发展情况”，他表示，而有了一定的地方工作经验，反而能够帮助上层作出更实际的决策。

现任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中，25位有教育部工作经历或兼职。

教育部也是校长的一个锻炼渠道，部分副校长等高校管理者通过在教育部一定时间的锻炼，又返回高校出任校长。比如杨玉良，早在1999年，他就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06年，他出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2009年又回归复旦，出任校长一职。

相比之下，部委官员任校长在以前更为普遍。上一任校长中，共有8位校长从中央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空降”，其中人民大学、北师大等在内的诸多国内一流高校校长：人大前任校长纪宝成原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北师大前任校长钟秉林原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以及浙江大学前任校长杨卫。

而今年更换的校长中，则没有“空降”。

缘何“空降”数量有所减少？“行政空降的校长对学校的情况了解不够，高校工作经历的欠缺，就会在日后管理中出现很多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储朝晖认为，高校合并后，学校越来越大，对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此时仅仅具有行政工作经验的人就很难适应学校整体管理工作，因此越来越多的校长开始从原本的高校管理者中选择。

高校“换血”，跨地区流动突出

现任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校长，34位为“外来户”，除5人为行政部门“空降”外，29人来自其他学校和科研机构，其中12人此前为他校校长，属于平行调动，14位由其他学校的副校长升任。另有3人来自科研机构，分别是中科院和铁道科学研究院。

今年走马上任的8位教育部直属高校掌门人中，5位是从其他高校调任，只有3位为本校内部升迁。这种被业内人士称之为“换血”的现象在上月底的校长换届中尤为明显：三所高校三天内同时换帅：浙大校长林建华原为重大校长；重大新校长周绪红此前则为兰州大学校长；接替周绪红掌舵兰大的则是原河海大学校长王乘。这三个人的调动，实现了南北、东西的人才流动。

而在大约5年前的上一任校长中，出身于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校长仅为22人；2003年一届的校长中，这一数量仅为15人。

“‘换血’能突破此前学校内部的传统思维束缚，或者更直白一点说，能打破此前学校内部的条条框框”，教育系统一位内部人士称，即使近年来新招收的普通教师，很多高校也更愿意要外校的毕业生而不选择本校。

“高校校长实现地区交流，从一定程度上，也能带动高校本身的地区交流”，储朝晖分析。

截至目前，75所直属高校中，一半以上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实现了交流任职。

据教育部一位官员透露，教育部还通过加强部机关、直属高校、直属单位、驻外教育机构四支干部队伍的统筹交流，推进直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之间的干部交流。

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8月，直属高校校级领导干部交流任职达到144人，其中，直属高校之间交流51人。

公开选拔仅限于专业型高校

高校校长遴选制度也一直在改进，公开选拔是方向之一。

“其实公选校长，而不是从本校内部选择任命，本身就是为了扩大校长的交流任职”，教育系统一位官员介绍。

从2002年起，教育部就开始在一些高校实行副校长职务公开选拔。此后，教育部党组不断加大直属高校正职交流使用力度。

2010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推进政校分离”，行政任命校长，被视为高校行政化的主要症结。同年，辽宁省曾向全国公开选拔辽宁师范大学等5所省属本科高校校长。

去年，教育行政部门开始在校长任用制度上寻求“破冰”，开展直属高校校长公开选拔改革试点，由“任命制”向“选拔制”转变，分两批在全国公开选拔东北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校长等5所高校校长。

交流在此过程中得到更为明显的体现。教育部两批面向海内外公选的5所直属高校校长中，3人都来自于其他高校副校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部高层官员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中国公开选拔校长仍不具备经验，还需要通过多次“实验”，并选择不同类型的学校尝试。此前两次试点的高校均为专业型高校，比如师范大学、财经学校和医科大学等，学科结构较为单一，校长的选拔也相对简单。而类似于浙江大学的综合类大学，则需一定的经验后才能尝试。